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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先贤曾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德国大文豪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也说：“哪个少男不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确实，男女爱情作为人生的基本现象，充溢在人类幸福的生活里，弥漫在文学艺术的海洋中，成为文学永恒而历久弥新的主题。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可以说无一例外地都曾在他们的作品中描写过爱情，或讴歌、或礼赞，或叹惋、或悲怆，对爱情表达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情愫！所以《红楼梦曲》“引子”开篇就吟唱：“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所以，金庸引用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诗句颂赞生死相依的侠骨柔情：“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¹⁾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的第一首诗就是一首青年男女的相思恋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表白爱情最勇敢、最强烈、最决绝的，还要数汉乐府里的那首民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再到元微之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到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到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到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些清词丽句、隽词妙语讴歌了爱情的美好、爱情的坚贞、爱情的痛苦和爱情的荡魂动魄！在戏剧作品中，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将唐代元稹的爱情传奇小说《莺莺传》改编为五本二十一折的大型杂剧《西厢记》，描写了张生与崔莺莺曲折缠绵的爱情喜剧，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崭新爱情理想，成为千古爱情杰作；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在唐传奇《离魂记》、元杂剧《倩女离魂》的基础上改编的《牡丹亭》，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女主人公杜丽娘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死而复生的传奇情节，纵情讴歌了杜丽娘与柳梦梅惊天地泣鬼神、超越生死界限的爱情魔力！

作为叙事文学最高形式的小说，无论是魏晋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宋元话本小说，还是号称明代“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红楼梦》之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都或多或少、或真或幻地描写过爱情，或写一见钟情订终身、或写痴心女子负心汉、或写人与神鬼狐之恋，丰富神奇，色彩缤纷。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那种对于爱情酣畅而饱满的描写，看不到对于爱情、对于女性的崇高赞美和热情讴歌。长篇历史小说名著《三国演义》，只写英雄厮杀，不言儿女情长，如花似玉的大美女貂婵成了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害得两个男人自相残杀；神魔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虽然也写到唐僧的队伍在取经途中的“艳遇”，但不是猪八戒贪恋女妖精，就是女妖精迷恋唐僧，谈不上什么“爱情”；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里追求爱情的女性大多变成了淫妇，如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而武松、杨雄、宋江都是手刃淫妇的英雄；世情小说《金瓶梅》里的性描写虽然放肆而大胆，但那根本不是爱情，而是淫荡，男女主角不是淫棍就是淫妇，表现出的是作者对性欲、对时代苦闷的宣泄。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中伟大的爱情宝典，“大旨谈情”，以爱情为主要题材，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纠葛为主要情节线索，既着力描写了旖旎动人而又震撼人心的宝黛爱情，又旁写了若干对少男少女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智能儿与秦钟的爱情，龄官与贾蔷的爱情，彩云与贾环的爱情，小红与贾芸的爱情，尤三姐与柳湘莲的爱情，司棋与潘又安的爱情……真所谓“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

然而，最令读者永远感动、永远激动的还是贾宝玉与林黛玉那刻骨铭心、生死不渝的爱情！宝黛爱情最神奇、最美丽、最凄婉、最动人，震古烁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贾宝玉与林黛玉，早已成为中国式的爱情符号！在历史和美学的价值上，在爱情观念的超前之思上，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部爱情小说都无法与《红楼梦》相提并论。

真正的爱情是纯粹的，是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和其他附加条件的。然而在封建社会，传统中的爱情价值观却是门当户对。所谓门当户对，就是指男女双方的出身以及家庭背景等方面要相匹配，公子少爷必须娶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再可爱也只能纳妾候补。男女双方家庭所着重考虑的是社会条件，而不是当事人本身的个人条件；结婚不是当事人幸福爱情的归宿，而“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²⁾在门当户对的前提下，男女双方还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不能任由当事人自由恋爱、自主择偶。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的觉醒，郎才女貌成了爱情的理想和新的标准，比起门户标准来，将择偶标准归之于当事人本身的条件，这是一大进步。蒲松龄笔下的人狐相恋、人鬼相恋、人仙相恋，男女主人公多是才子佳人、俊男美女。但过分注重姿容，以貌取人，追求感官享乐，却易使爱情贬值甚至滑向色情。《红楼梦》之前的爱情作品，即便如《西厢记》、《牡丹亭》这样优秀的爱情杰作，男女主人公也往往是一见钟情，便私订终身，甚至直接走向肉体结合。没有相爱的过程，没有相爱的基础，更谈不上深刻的爱情体验。

《西厢记》写相国小姐崔莺莺随母扶送亡父灵柩回老家安葬，途中寄宿普救寺，与赴京应试的书生张君瑞邂逅相遇。作品写张生一见莺莺如花美貌，便“魂灵儿飞在半天”，惊呼“神仙下降也”，感叹“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张生完全被莺莺的美貌所迷醉，于是路也不赶了，试也不应了，立即租了半间僧房住了下来。而相国千金崔莺莺小姐第一眼见到张生，也是毫不回避地回头“觑”了张生一眼，让张生觉得莺莺“临去秋波那一转”是多么深情的“惊鸿一瞥”。作家就是这样写出男女主人公的“一见钟情”，而这“一见”的内容就是一个“貌”字，主要是“女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就是一个美得连六根清净的和尚看了都心猿意马的美女，和尚们在敲磬念经时由于全神贯注于莺莺的美貌，以致后排的和尚把前排和尚的头当金磬敲也浑然不觉。作家在渲染和突出“女貌”的同时，也强调“男才”：张生在普救寺遭半万贼兵围困的紧急关头，急中生智，立即修书一封搬来友人白马将军打退了敌人，解了普救之围；而在老夫人逼令上京应试后，张生又凭借“胸中之才”，“白夺得一个状元回来”。明代著名传奇剧本《牡丹亭》，虽然写的是超现实的男女“至情”，但作品所表现和彰显的仍然是男女双方的相貌才情。如女主人公杜丽娘就曾对柳梦梅说：“爱的是你的一品人才”，看上的是你“年少多情”。

而作为“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的《红楼梦》，却一反过去爱情作品肤浅而庸俗的描写，突破了过去爱情故事重门户、讲才貌、男女一见钟情的俗套，描写了青年男女经过长期了解，由相识、相悦、相知到相亲、相爱，在志趣相投、思想一致基础上不知不觉、自然而然产生的爱情，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爱情观。

在《红楼梦》里，论门户，黛玉的父亲虽祖上也曾袭过列侯，为侯门后裔，且又为前科的探花，但现已降到做一个扬州的盐政官，且林家支庶不盛，人丁不旺。说是“书香之族”，不过就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的人家，是根本不能和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相提并论的。贾家与林家，门不当户不对，无依无靠的林黛玉自己尚且寄人篱下，拿什么去和通灵宝玉成双结对呢？爱情只能被门户所欺，木石前盟只能让位于金玉良缘。论才貌，贾宝玉当然也有“才”。小说写他“杂学旁收”、“过目成诵”，“虽不喜读书，却有些歪才”。特别是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才华横溢，文采风流。虽然其父贾政屡屡发难申斥，但宝玉的学问、才华确实让詹光、卜固修、单聘人一帮清客相公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贾宝玉的这点“才”，倘与林黛玉相比，则根本无足挂齿。知识学问，林黛玉“所知所能的”，贾宝玉“不知不能”；诗词创作，林黛玉比贾宝玉更是“高过十倍”，历次诗会，黛玉总是名列前茅，宝玉总是名居“压尾”。可见，林黛玉爱贾宝玉，并非看重他的所谓“才”。林黛玉也有“貌”。她“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具有一种如幽兰、如西施般的独特的美；可是作为黛玉“情敌”的薛宝钗又何尝不美？小说写宝钗“容貌美丽，人人都说黛玉不及”。“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比黛玉更具一种妩媚风流”。而且，宝钗这种有别于黛玉的如牡丹如杨妃般的美，确实还曾一度让宝玉心摇神荡、想入非非：“宝钗生得肌肤丰泽……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到：‘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长在他身上’。”但是，小说却从未写到宝玉如何为黛玉的眼角眉梢之类所迷醉。然而，贾宝玉与之结成生死不渝爱情的，却不是“艳冠群芳”的薛宝钗，而是“风露清愁”的林黛玉，这又可见贾宝玉爱林黛玉并非着眼于她的“貌”。

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传统爱情价值观，被宝黛爱情所排斥、所否定、所唾弃。那么，是什么把他们紧紧连在一块儿的呢？是什么使宝黛爱情坚如磐石、生死不渝呢？宝黛爱情又表现了一种怎样的价值观呢？

我们且看看宝黛爱情发展的历程。当林黛玉抛父进京都，第一次与宝玉相见时：

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 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为什么男女主人公第一次相见就发生了如此心灵的震颤？这不就是“一见钟情”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此后好长一段时间，宝玉的爱情都还始终摇摆在林黛玉、薛宝钗甚至史湘云三人之间，直到宝玉挨打，黛玉前去探望，宝玉派晴雯向黛玉送去两块旧手帕作为爱情的信物，宝黛爱情才进入平静发展的阶段。

出于对孙子、外孙女的疼爱，当黛玉一进贾府，老祖宗便把这对小儿女一同安排在自己的房中，一个在暖阁，一个在碧纱橱，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在这贾母客观上为他们准备的“爱情摇篮”里，这对少男少女虽不是一见钟情，却可谓青梅竹马。从小耳鬓厮磨，心灵逐渐相通。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共同的性情志趣、共同的人生理想和共同的价值取向，使他们在长期的相处中，从相识相知，到相亲相爱，爱情之花在灵魂深处的沃土上终于绽蕾吐艳！他们的爱情，不讲门当也不讲户对，不管父母之命也不管媒妁之言，没有功利色彩更无占有意识。他们追求的是真心相许，纯情相依，披肝沥胆，心心相印。第二十回有这样一段关于两人的对话：

宝玉听了，忙上来悄悄的说道：“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隔疏，后不僭先’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指宝钗）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林黛玉啐道：“我难道为叫你疏他？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

这是最真诚、最朴质的爱情表白，没有信誓旦旦的豪言壮语，没有浮华甜蜜的华丽辞藻，却是字字从心底、从肺腑流出，叫人激动，令人震撼。宝黛长期相处，他们冲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藩篱而真诚相爱，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人生道路基础上的。情趣的相投、心灵的契合是他们诚挚爱情的坚实基础。如宝玉一向厌恶仕途经济，憎恶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可钗、湘都劝他要“立身扬名”。第三十二回写史湘云劝宝玉：“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宝玉听了，甚觉逆耳，竟下起了逐客令：“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袭人道：“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为此，黛玉百感交集，无比欣慰地感叹：“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由此可以看出，共同的“叛逆”、共同的人生道路乃是宝黛爱情的“深固难徙”的基础。或者说正是“叛逆”把他们引向了爱情，而真挚的爱情又加强了他们的叛逆，并使他们更加的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方面他们是情侣、是恋人，另一方面他们更是知己、是战友。虽然，林黛玉没有那些激烈的言论，但在实际行动上却背离了那一社会的礼教和妇道，并对贾宝玉这个封建家庭的“逆子”奉上了一个少女最珍贵的爱情。

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写宝玉对黛玉内心诉求和忧虑的深刻理解，宝玉对黛玉说了一句“你放心”，并道出黛玉弄了一身的病都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让黛玉顿感“轰雷掣电”，心中百感交集：

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三个字。林黛玉听了，怔了半天，方说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这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宝玉叹了一口气，问道：“你果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林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那一句上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两个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声，两眼不觉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拉住，说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说道：“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早知道了！”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深刻的相知、刻骨的爱情，是用不着语言、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宝玉与黛玉，灵犀已通，心中充满了激动与感动，彼此皆有千言万语，却半个字也吐不出。“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无言的对望和无声的交流，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最深刻的交流和最动人的表达，因为在这无声的交流和无言的表达里，心中澎湃着的是爱的激流，翻卷着的是情的波涛；是情人加知己的心与心的重叠，情与情的慰抚！这才是至真、至善、至美、至纯的爱情，这才是人类最珍贵、最难得、最心仪的爱情境界！这也才是宝黛爱情的真谛和价值。

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批评“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才子佳人小说描写男女爱情，“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真情发泄一二。”《红楼梦》之前的爱情作品，描写男女主人公，或传书递简、桑中之约，或凿壁穿穴、私订终身。且不说如《莺莺传》、《霍小玉传》者写“始乱终弃”，就是曾被学者视为“中国第一篇成功的爱情小说”的《游仙窟》⁽³⁾，所写男女恋情也是男女主角的调情和性关系，充满了浓厚的秽亵色彩。甚至《西厢记》和《牡丹亭》这样的爱情杰作，也仍然未能超越“淫邀艳约、私订偷盟”的俗套。《西厢记》写张生与莺莺一见钟情后，由于受到老夫人的阻挠，二人不能相见，张生相思成疾。崔莺莺作为已故相国之千金小姐，虽从小深受封建传统教育，具有深厚的文化教养，也按捺不住思念之苦，多次命丫鬟红娘为他们传书递简、穿针引线。而且放下架子亲自援笔作情诗一首：“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主动约张生在月下西厢、晚风轻拂的夜晚越墙幽会，自己“半户”虚掩，迎接“玉人”。《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虽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父亲杜宝与塾师陈最良外，从未见过别的男性，但当她一旦在梦中与陌生男子柳梦梅幽会，便信由欲望之火熊熊燃烧，颠鸾倒凤，缱绻难分，体现出的只是一种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性的欲望，表现出的只是对程朱理学禁锢人欲的背叛，而非青年男女长期相处相知、渐滋渐长的爱情。

而在曹雪芹看来，皮肤滥淫绝不等于深挚爱情，“淫”与“情”壁垒分明，水火不容。正如脂砚斋在《红楼梦》的批语中所说：“余叹世人不识情字，常把淫字当作情字。殊不知淫里无情，情里无淫；淫必伤情，情必戒淫；情断处淫生，淫断处情生。”《红楼梦》“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宝黛爱情的突出价值正在于它突破了过去爱情故事中那种偷香窃玉、暗约私奔的庸俗描写，歌颂了宝黛长期相处，仍保持一定距离的纯洁爱情。

宝黛青梅竹马，从小生活在一起。在宝黛朦胧的童年，小说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

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走上来推他道：“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将黛玉唤醒。黛玉见是宝玉，因说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说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子再来。”宝玉推他道：“我往那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

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儿。”宝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宝玉道：“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黛玉道：“放屁！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看，回来笑道：“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个脏婆子的。”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请枕这一个。”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自己枕了，二人对面倒下。

这段文字先是写宝玉看着黛玉刚刚吃过饭就午睡，担心她影响肠胃消化，睡出病来，所以将她唤醒，表现了宝玉对黛玉的真诚关心和细心体贴；然后写黛玉被宝玉吵醒后，宝黛二人的对话。黛玉歪着，宝玉也要歪着。黛玉枕着，宝玉也要枕着。没有枕头，宝玉要与黛玉枕在一个枕头上，黛玉不许，叫宝玉到外间去拿一个。宝玉嫌脏，不要。黛玉熬不过，起身把自己枕的给了宝玉。小说虽然写的是宝黛这对少男少女关于是否在一个枕头上歇午睡觉之事，却写得清新、纯洁，充满了天真和童趣，表现了男女主人公的两小无猜和清纯可爱。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宝黛的内心慢慢不平静起来，男女之情渐生渐长，以至发展到春心烦躁、春潮涌动。第二十六回“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写宝玉“意思懒懒的歪在床上，似有朦胧之态”，袭人走上来推他，叫他出去逛逛。宝玉便无精打采地晃出了房门，顺着脚来到了潇湘馆。

走进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将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宝玉在窗外笑道：“为甚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

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宝玉才走上来要搬他的身子，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

……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笑向宝玉道：“人家睡觉，你进来作什么？”宝玉见他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才说什么？”黛玉道：“我没说什么。”宝玉笑道：“给你个榧子吃！我都听见了。”

宝黛相悦、相知、相亲、相爱，已经到了不胜其情的地步了。黛玉借莺莺思念张生的唱词来寄托自己的情思，一边长叹一边伸懒腰，表现出缠绵的情意；宝玉更是心也痒手也痒，神魂驰荡，手脚无措。但是他们终究没有越过男女之间最后那道防线，“发乎情，止于礼仪”。黛玉守住了自己，宝玉缚住了放纵。他们追寻的是更高的带有终极意味的爱情，而不是世俗的男女情爱、皮肤滥淫。他们的爱情闪烁着更多的理性的光辉。宝玉虽对其他女性有失检点之处，但在黛玉的面前，宝玉的爱情境界得到了升华和超越，从未产生过任何异想。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说过：“爱情是灵魂与灵魂的相遇，躯体的亲昵只是它的结果。”⁽⁴⁾确实，真正的爱情具有无限的净化力量！过去的作品，还不曾有过像《红楼梦》这样从高度的审美意义上来描绘爱情。

诚然，宝玉也曾借《西厢记》的妙词来向黛玉表露过爱情——因为他们曾共同赏读过《西厢记》，一个认为看了《西厢记》“连饭也不想吃呢”，一个觉得《西厢记》“词句警人，余香满口”。可宝玉表白的结果又怎么样呢？记得有一次，宝玉笑着对黛玉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 黛玉听了，顿时“桃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圈儿红了，转身就走。”谁说爱情需要表白？此路不通。又有一次，宝玉换了一种方式，笑着对黛玉的丫鬟紫鹃说：“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黛玉一听，又顿时撂下脸来，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爷们解闷的。”不行，统统不行！因为在黛玉的心目中，爱情是那么地郑重和神圣，怎么能这样轻浮、调笑性地表白？黛玉虽对宝玉有满腔的情意，希望宝玉向自己吐露爱情，但黛玉又十分自尊自重，决不容许任何人（包括宝玉）有丝毫“取笑”、“欺负”自己的意思。到最后，宝玉只好直接发誓：“你死了，我做和尚。”结果招来的又是晴天霹雳！黛玉顿时将脸放下来，问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什么！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有几个身子去做和尚？”结果弄得一个“脸红头胀”，一个“手心冰凉”；“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

宝黛就是这样一对恋人，从来没有平常人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相依相偎，更谈不上淋漓酣畅的爱的表白与倾诉和甜蜜爱情的浪漫与诗意。他们谈情说爱的唯一方式，就是吵架。林黛玉对宝玉爱得愈深、愈专一、愈成为自己生命和灵魂的唯一寄托，就愈要和宝玉吵架，因为她要求着、期待着宝玉要和她一样把对方看成自己的唯一，投入全部的注意和全部的情感。她深知宝玉有时“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所以她和宝玉吵架，她不是埋怨宝玉给她的爱太少，而是责怪宝玉分给别人的爱太多。因为恩格斯曾经说过：“性爱按其本性来讲就是排他的。”所以，当她看见宝玉从宝钗屋里出来，她不满：“我说呢，亏在那里绊住，不然早就飞来了。”当宝玉听从宝钗的劝告，不喝冷酒，她又不满：“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她说了，你就依得比圣旨还快些？”至于，人们一说“史大姑娘来了”，宝玉听了“抬身就走”，自然又引起她的不满。而最使她不快的，还是宝玉曾向云儿使的那个“眼色”，所以她“尖酸”地责问宝玉：“我恼她与你何干？她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

当然，他们越吵心贴得越近，吵得越凶，爱得越深。吵得天翻地覆，爱得死去活来。有一次，宝玉身上悬挂的荷包袋被外面的小厮们讨了去，黛玉以为他把她亲手做的东西也随意给了别人，因向宝玉道：“我给你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说毕，生气回房，将前日宝玉嘱咐她没做完的香袋儿，拿起剪子来就铰。宝玉见她生气，便忙赶过来，早已铰破了。宝玉见过这香袋，虽未完工，却十分精巧，无故铰了，却也可气。因忙把衣领解了，从里面衣襟上将所系荷包解了下来，递与黛玉道：“你瞧瞧，这是什么东西？我何曾把你的东西给别人来着？”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带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铰了香袋，低着头一言不发。宝玉道：“你也不用铰，我知你是懒怠给我东西。我连这荷包奉还何如？”说着掷向她怀中而去。黛玉越发气得哭了，拿起荷包又铰。宝玉忙回身抢住，笑道：“好妹妹，饶了它罢！”黛玉将剪子一摔，拭泪说道：“你不用和我好一阵、歹一阵的，要恼就撂开手。”说着，赌气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禁不住宝玉上来“妹妹长、妹妹短”地赔不是。——这里，作家只是用极其普通、朴实的语言描写这一切，就把宝黛爱情的微波细澜描写得极其缠绵旖旎，极其深婉动人。它使我们感到：宝黛吵得越厉害、越不可开交，他们的爱就越真纯、越深挚；他们爱得愈深、愈强烈，他们的行为表现就愈是不可理喻！——而这，正是宝黛爱情的独特方式和独特魅力！

描写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曲和其他文艺作品）的一个传统，《离魂记》、《李娃传》、《西厢记》、《拜月亭》、《宿香亭张浩遇莺莺》、《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还魂记》、《娇红记》等，都是大团圆的喜剧结局。这种描写和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和心理要求有着内在的联系。蔡元培早在1916年底写的一篇文章中就说过：“盖我国人之思想，事事必求其圆满。”⁽⁵⁾陈云同志在关于“评弹”的谈话中也说：“群众喜欢故事有头有尾，人物的结局很好。因此，过去的书中常有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这一套。”⁽⁶⁾固然，文艺作品描写这种大团圆喜剧结局，表现了我们民族的乐观心理和善良愿望，但却不能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去反映和揭露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反而起着粉饰和美化黑暗现实的消极作用，因此被鲁迅先生斥之为是作家“闭上眼睛”说瞎话。⁽⁷⁾胡适先生也认为这种描写是作者们“闭眼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惨酷，他只图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⁸⁾而作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巅峰之作的《红楼梦》，却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一反过去爱情故事描写那种“夫贵妻荣”的大团圆结局，扎根于现实生活的沃土，创作了深刻、丰富而又震撼人心的宝黛爱情悲剧，让悲剧主人公一个撒手人寰——“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一个遁迹山林——“中乡魁却尘缘”。

同时，宝黛爱情悲剧又不仅体现在男女主人公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当了和尚的悲剧结局上，而且表现在他们爱情从头到尾的整个悲剧过程上。宝玉的前身是“神瑛侍者”，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绛珠仙草”得了“神瑛侍者”的甘露之惠方得“久延岁月”，所以幻形入世的林黛玉要把一生的眼泪还给贾宝玉。可“想一生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自然“泪尽”而“人亡”，所以从宝黛爱情的前世宿因来看就注定是悲剧。那为什么宝黛在相爱过程中又有那么多的不畅快、那么多的猜疑和那么多的口角呢？为什么本是心心相印的爱情，却爱得那么痛苦、那么沉重呢？从黛玉的身世和个体情况来说，从小父母双亡、自己寄人篱下，而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年代，又要求儿女婚姻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孤苦伶仃的黛玉到哪里去找父母、媒妁？老祖宗会为她做主吗？老祖宗曾说：“如果有那样的想法，是该死的了”；不错，薛姨妈曾当着紫鹃的面还说过要把黛玉说给宝玉，但那是真话吗？如果那是真话，那她为什么又四处宣称她的女儿有金锁，一定要一个有玉的相配？“父母早逝，虽有刻骨铭心之言，无人为我主张。”——黛玉常常这样悲叹。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自由恋爱，就只有短命，就只能是悲剧。更何况黛玉就只是一个“草木之人”，什么也没有。宝玉曾问黛玉为什么不挑礼品，黛玉说：“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可见，黛玉是怎样的一无所有和多么的孤苦无助！再者，老祖宗还说过，宝玉的妻子应该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人，黛玉“模样儿”虽有些不及宝钗但还是不错的，“孤标傲世”、“目无下尘”的“性格儿”自然是不符合封建家长要求的。更可怕的是黛玉自己的健康状况：“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每想到此，黛玉就更加伤感：“奈我薄命何！”

从贾府当权者来看，虽然老祖宗贾母曾对宝黛说过“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颇让他们“低头细嚼”、“潸然泣下”的经典恋爱俗语，但在宝黛终身大事这个问题上，作为皇权代表的贾元妃的旨意才是“圣旨”。而元妃娘娘又是明显地不喜欢黛玉而喜欢宝钗的，不然为什么她在元宵佳节所赐的礼物独宝钗与宝玉一样，而黛玉只和迎、探、惜等众姊妹一样？宝玉的母亲王夫人更不会让黛玉做自己宝贝儿子的媳妇，因为黛玉一进贾府，王夫人就明确告诫黛玉，家里有一个“混世魔王”，千万不要“睬他”；更明显的是，王夫人连“眉眼有些像林妹妹”的丫鬟晴雯都看不惯、撵了出去并置于死地，更何况林妹妹本人？

从宝黛共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来说，这是一个只许偷鸡摸狗而不许自由爱情自由生长的时代，如浪荡公子贾蓉就曾厚颜无耻地说：“从古至今，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第四十四回贾琏与鲍二媳妇偷情，王熙凤哭闹着至贾母面前告状，贾母也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像贾蓉、贾琏等那样“偷鸡戏狗”、“不管香的臭的都弄到屋里来”的行径，反而被认为是算不得什么要紧的平常事，世人都打这么过，世界就是这样的。而男女之间纯洁高尚的自由恋爱，自主择配，则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伤风败俗，是“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丑事。美与丑颠倒，是与非相反。“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环境如此恶劣，空气如此肮脏，叛逆、纯洁而稚嫩的宝黛爱情还能不是悲剧吗？

恶劣的外部和内部环境，使宝黛本来就脆弱的神经不堪重负，内心的压力越来越重。他们只有痛苦和挣扎，却无法根本摆脱。于是，不断的误会，不断的争吵，不断的哭闹、生气、伤心，双方已不能左右自己地胡思乱想，言不由衷。宝黛爱情本是知心知底，却变得猜疑重重；本是心心相印，却变得互不理解，甚至于相互埋怨、相互伤害：

（宝玉）心里因想道：“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连他也奚落起我来。”……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说道，“我白认得了你。罢了，罢了！”林黛玉听说，便冷笑了两声，“我也知道白认得了我，那里象人家有什么配的上呢。”宝玉听了，便向前来直问到脸上：“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林黛玉一闻此言，……说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有气，来拿我煞性子。”

宝玉的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烦恼，反来以这话奚落堵我。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你，你竟心里没我。”心里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那林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

那宝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可见你方和我近，不和我远。”那林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第二十九回）

这是多么复杂、矛盾、痛苦的心理！在这个悲剧的时代，宝黛爱情就像压在岩石下的嫩芽，要长出新的枝叶是何等的艰难和渺茫！他们的爱虽然真挚、美丽，深入骨髓，但却没有生存、更没有成长的空间，只因为他们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族，那样的环境。所以，他们的爱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他们的爱情日趋成熟，他们的婚姻就愈加渺茫。那份遗憾，那份无奈，那份悲哀，永远叫人痛彻肺腑，永远令人刻骨铭心！可亲可爱的林黛玉带着无尽的爱和无尽的怨，离去了；可怜可敬的贾宝玉带着无限的痛和无限的恨，出家了。他们的悲剧是追求自由爱情理想破灭和为实现爱情理想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的悲剧，是“腐朽”还很强大“新生”还很弱小的悲剧，是几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铸造的悲剧，而非简单地只是几个品性恶劣的坏人作恶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人生的悲剧，更是彻头彻尾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与时代的大悲剧！

宝黛爱情悲剧是千古《红楼梦》的主旋律，绛珠仙子与神瑛侍者的尘世还泪是人间的绝世之恋，也是两百多年以来《红楼梦》引发出无穷魅力之所在。“宝哥哥”和“林妹妹”，通过《红楼梦》的深情刻画和妙笔渲染，使这一称呼成为中国式的爱情符号，贾宝玉与林黛玉这两个艺术生命历经千秋万代而不衰，成为爱情领域里真正意义上的永垂不朽。激动人心的宝黛爱情，永远放射出永不褪色的艺术光辉！

(1)元好问《摸鱼儿》：“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吉，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2)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何满子. 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5)蔡元培. 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 蔡元培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7)鲁迅. 鲁迅杂感选集·论睁了眼看.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

(8)胡适. 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见：胡适精品集.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