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族称族源

布朗族村寨

一、族称

布朗族是一个古老而悠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今云南省南部、西部及西南部沿边地区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县、景洪市，临沧市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永德县、镇康县、云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保山市的施甸县、昌宁县，普洱市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景东彝族自治县等地的山区和半山区，少数散居和杂居在坝区。布朗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也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在我国境内有布朗族人口91882人，其中90388人居住在云南省境内。^[1]

布朗族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朝，但有文献可考的历史是从汉代开始的。据汉文献记载，东汉时期，布朗族的先民——“濮人”，便居住在今天的云南省保山市、永平县、施甸县一带。布朗族的祖先，古称“哀牢人”，与“濮人”属于同族。根据《华阳国志》记载，永昌地区（今云南省保山市）以“濮人”为主；《古今注》记载，永昌地区以“哀牢人”为主；而董难的《百濮考》有大量的条文记载，“哀牢，即今永昌”，也就是说，“哀牢人”与“濮人”其实就是同一个族属。

中国古文献上记载的“濮人”，其分布地域十分广阔。《尚书·牧誓》中记载武王伐纣时，参加周武王军队的西南诸部落即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濮在楚西南。”周秦时期，楚国西南的众多部落，被称为“濮”或“百濮”。这个地区包括今江汉之南至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诸省区全部或大部。不过，大量的史料证明，生活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以外的“江汉之南”广大地区的非孟高棉语族的“百濮”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融入或被同化为其他民族，只有发源并长期生活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濮人”才是布朗族的祖先。也就是说，布朗族是发源并长期生活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即古哀牢国故地永昌“濮人”的后裔。^[2]

至西汉初年，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在哀牢国腹地（今云南省保山市）设立不韦县，隶属益州郡，治所在今保山市坝东的金鸡村。随着不韦县的建立，中原文化开始传入“濮人”地区。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汉朝在哀牢地区设置了永昌郡，统辖今保山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全境，临沧市、大理白族自治州部分地区。皇权势力的渗入，一方面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和压迫。统治和反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使“濮人”的社会结构发生分化。到了隋唐时期，“濮人”已逐渐分化为“朴子蛮”“望蛮”“望苴子蛮”“茫蛮”几个族群。经史学家考证认为，“朴子蛮”为今天的布朗族；“望蛮”“望苴子蛮”为今天的佤族；“茫蛮”为今天的德昂族。从这个角度上讲，布朗族、佤族、德昂族都是古代“濮人”的后裔。

宋代，大理国兴起，基本上继承了南诏时期的统治范围。而此时，傣族势力也逐渐壮大，原“濮人”居住的部分地区已为傣族先民“金齿”“白夷”所据。

元明时期，布朗族先民（“蒲满”“濮人”）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包括顺宁（今云南省凤庆县）、永昌（今云南省保山市）以及车（彻）里（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景东（今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威远（今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也有少量分布。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说：“蒲蛮……在澜沧江迤西……”《元史·地理志》载：“镇康路，其地曰石赕，亦黑僰所居。”这里所说的“黑僰”也就是“黑蒲”，是“朴子蛮”的他称（新中国成立前，在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等地亦有称布朗族人为“黑蒲”的）。

明代，“濮人”的分布与元代基本一致，但记载更为详细。明时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明宣宗宣德实录》等史书都有关于“濮人”的大量记载。今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昌宁县、凤庆县、云县、永德县均系“蒲满”的聚居区。凤庆县的“蒲满”在孟廷瑞冤案发生后，经改土归流，引发“十三寨蒲满”反抗，而后惨遭镇压，“蒲满”大量外迁，在当地所剩不多。

布朗族村寨概貌

清代以来，各地称布朗族为“蒲满”“濮人”“蒲蛮”“黑蒲”“裸濮”等，大都是“濮”的同音异体字，实为同族的他称，指的全部都是今天的布朗族。

新中国成立前夕，各地的布朗族对本民族的称呼有所不同。如居住在今施甸县、保山市、昌宁县、永德县的布朗族自称“本人”“蒲满”“花蒲满”“满”等；居住在今镇康县、景东彝族自治县的自称“乌”；居住在今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云县一带的自称“阿娃”“依娃”；居住在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自称“翁拱”；居住在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的自称“波朗”“波巴朗”等。与布朗族毗邻的其他民族对布朗族的称呼也不相同。如傣族称布朗族为“腊”“达米腊”“达比腊”“满”等，意译为“住在山头的人”。哈尼族称布朗族为“阿别”“阿贝”“山藤”等，意译为“住在山脉中的人”。拉祜族称布朗族为“卡坡”。彝族（香堂支系）称布朗族为“乌”。各地汉族称布朗族为“蒲蛮”“蒲满”“濮蛮”“满”等，把布朗族所居住的山寨统称为“蒲满山”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为尊重布朗族大多数人的意愿，统称为布朗族。

从时间上看，隋、唐、宋是布朗族形成的关键时期，“濮人”从隋朝开始分化，唐宋两朝完成其分化过程，最迟至宋末，布朗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已完全形成。从元代开始至明清两代，史书对布朗族称谓的记载已基本一致，都称为“蒲满”或“濮人”。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隋、唐、宋时期是“濮人”开始分化并逐渐形成我国境内孟高棉语族的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民族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部分“濮人”已经逐渐分化出来发展为“望蛮”“望苴子蛮”，即佤族的先民，其余的“濮人”则发展为“朴子蛮”和“茫蛮”，其中，“朴子蛮”，即布朗族的先民；“茫蛮”，即德昂族的先民。

二、族源^[3]

我们从一些汉文史籍、神话传说的片段以及社会习俗可以看出布朗族的起源和发展。

布朗族有很多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其中一则神话讲到，远古时，有个葫芦，里面装满了人，葫芦口是封着的。一天，忽然飞来了一只大天鹅，啄开了葫芦口，人们才从葫芦里出来，然后分散到各地，搭起草棚居住在一起，繁衍成今天的布朗族。又有一则神话讲到，有人用烧红的铁锥钻入木头中，布朗族人便从木穴中钻了出来，由于木穴被铁锥烧黑，所以布朗族人的皮肤都变成了黑色。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布朗族民居

这些神话，反映了布朗族曾经历过穴居野处的原始生活。当时，人们为防御猛兽的侵害和躲避风雨的袭击，仍聚群而居，住在山洞或树洞里。

与这种穴居野处的原始生活相适应，布朗族先民曾经历过血缘婚、杂交群婚的阶段，“男女长，各随宜野会，无有嫁聚，犹知其母，不知其父”。在布朗族的许多神话传说中，兄妹结亲的血缘婚更为突出，反映出在原始社会，布朗族盛行血缘婚，诸如《岩布林戛伊梯林戛》《洪水泛滥》等传说，都提到兄妹婚配。后来，大家视这种行为是乱伦，便取消了兄弟姊妹互为夫妻的血缘婚，而发展为群婚，后又发展为近亲婚配，“堂兄弟姊妹间可以通婚，叔父与侄女间可以通婚”。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布朗族聚居区，亦有三代以外通婚，但极少有近亲通婚出现。

处于原始社会的“濮人”，主要从事狩猎、采集活动，使用的狩猎工具大都是竹木制成的弓弩。他们射杀林中的野兽，百发百中。“‘濮人’勇敢矫捷……善用白箕（一种坚竹）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性勇健，髻插弩箭，兵不离身，以采猎为务”。

狩猎主要由男子承担，采集则由妇女担负。每到采集季节，她们集体前往山林或溪沟，采集野菜、野果、植物块根、菌类，或捉昆虫。据元史载，“濮人”多“持木纬以御强暴，不事农亩，入山采草木及而动物食”，当时，他们将土蜂、蛇虺、蛤蟆、蜻蜓、蝼蚁、水虫等捉来吃。吃东西时，用阔树叶或芭蕉叶将食物包裹后，用手抓食，正如《云南志略》中说：“食无器皿。以芭蕉叶藉之。”

古代“濮人”曾经历过茹毛饮血的时代。那时，他们还不知熟食，如果猎得野兽，就用石斧、石刀等石器将野兽剖开来，生吃其肉，生喝其血，度过了漫长的生食岁月。后来，他们发现被雷电击中的森林中，有很多被大火烧死的野兽，于是便把烧死的兽肉拿来充饥，发现吃起来很香，遂渐喜欢熟食。火，是人类的希望，但是森林里的大火常被暴风雨所灭，没有火便吃不上熟食。怎么办呢？“濮人”通过苍蝇搓脚的启示，想出了一个办法，即用石斧砍倒“格檡木”树，晒干，取来石片急剧摩擦起火，或砍下芭蕉树干，使浆粘在石片上，在太阳下暴晒后，把它涂于火石上，放好火草，用火石打出火星落入火草，即得火种。因火种来之不易，便由老人保管火种，用柴炭灰埋之。用火时，只要拨开柴炭灰，即可复燃。若是迁徙，火种亦由老人看管，不能熄灭。

布朗族村寨

火的发现，采集、狩猎的兴起，稻谷的栽培及种植的成功，不仅补充了古代“濮人”的物质生活，妇女的社会地位亦随之提高，于是产生了以母系为主体的社会。当时使用的生产工具除沿用过去的竹木农具、弓弩外，还有用石块磨制的石器。新中国成立前夕，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糯福区布朗族还使用一种石头磨制的石地凿，形状似矛头，尖端锋利，头约30厘米，捆扎于木棍一端，可以点穴，播种子，后来发展为在木棒尖端装上铁片，代替原来的石凿。这些石凿是古代的新石器。今天，在施甸县、勐海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等布朗山寨还不断发掘出磨光的石斧、石刀、石轮等新石器文物，这些都说明布朗族先民在母系氏族时期曾使用过新石器，它使布朗族的先民从茹毛饮血的年代跨入了原始社会的行列。

唐宋以来，地处澜沧江中上游东岸的顺宁、景东、威远一带的“濮人”，因受南诏、大理国的经济文化影响较早，开始出现了部落酋长，并从游猎、采集活动逐步过渡到农业生产和实物交换。初级的交换，主要是把牧畜作为交换物品，通过茶马互市，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竹器编织、纺织染色也随之盛行，妇女所织的“青婆罗缎”，为澜沧江两岸各族人民所喜爱。地处怒江两岸的“濮人”，已可以用木棉纺织成最负盛誉的“桐华布”，其棉丝洁白柔软，可缝制衣服或出售。他们养蚕、缫丝，织成华丽的“绵绢、彩帛、文绣”。《后汉书》记载：“哀牢夷知染彩细布，织成文（纹）如绫绢。有梧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

元代，蒙古军在元世祖忽必烈的统率下到达滇缅边境，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通过互通贸易，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地处永昌的凤溪（今云南省昌宁县）、施甸二长官司的“濮人”，有的已从汉俗，讲汉语，融合于汉民族之中。同时，随蒙古军征战前来的契丹族士兵，后来也落籍于此，融合于“濮人”中，至今已有700余年历史。布朗族现仍保留着不少祖先遗留下来的家谱碑文，记述了当时“濮人”的生活是“耐劳苦、勤耕锄”，当时他们已经能种植荞麦、棉花、黑豆等作物了。

明清以后，“濮人”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物质、精神文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从游猎时代跨入农耕时代，住宅已慢慢从临时搭盖的茅草棚，变为土木结构的建筑，边远山区则是竹木结构的“干栏”式竹楼。服饰也有了变化，大多数“濮人”男女束发为髻，男子以青布裹头，着青蓝布衣裤，披皮毡，佩刀跣足，刀鞘上还漆着绿漆，鞘上面插着孔雀羽毛，英武潇洒；妇女着花布短衫，发髻上插骨簪，外缠青布包头，下身着黑色长裙，裙子上蔽乳部，下至膝盖，头戴篾帽，双耳戴大银环或铜圈，手戴铜镯，用蓝色或绿色的珠串套在脖子上，珠串越多越显示庄重和富裕，而项链则挂满五色烧珠与海贝，长达脐部，小腿扎数道藤篾条制成的黑藤圈，显得婀娜多姿而又雍容华贵。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居临沧一带的“濮人”所着服饰极为简朴，男子的衣衫仅用两块布相缝合，中间开一孔，穿时从头套下。富裕人家用红黑线缝制，贫者用黑白线缝成，衣无襟无袖，两臂裸露于外。妇女的衣着则是用黑线或红线织成布缝合成一块，披搭于右肩，另一边由左腋下穿过挂在胸前，下身围一块黑色或白色的遮羞布，腰部系一条用海贝串成的腰带，手戴铜镯，耳戴银环。住宅有土屋和“干栏”式竹楼两种，“无论寒暑，均无衾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