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新闻出版产业“走出去”——兼论中国新闻基础理论成果实现“零”的突破走向世界的可能性

张会斌

破解全球化时代“新闻出版产业走出去”的问题，其实有很多选项，其中之一当是借鉴中国体育界持续“走出去”的成功经验，选择若干“中国冠军就是世界冠军”的项目，如女子举重、大级别女子柔道等，因为这样的项目具有“情况明、对手相对少、前景可预测”等特点。那么，新闻出版界哪个课题具备“中国冠军就是世界冠军”的“冠军相”呢？问得具体一些无疑更容易找到答案——何为困扰全球新闻界近一个世纪的难题呢？这让人不禁想到了“新闻无学，有术”之说。此说的正解是：无学，则指新闻理论体系的“学理、学说”内容严重欠缺，不足以支撑新闻学之“学”；有术，指新闻理论对新闻采、编、传播等经验技术的总结相对到位。

毫无疑问，我们只要推出一部“立得住，叫得响，传得远”的新闻基础理论佳作，只要变“新闻无学”为“新闻有学”，就能够以“新闻界的成果”带动“出版界的兴旺”，圆满完成新闻和出版产业双双“走出去”的任务。新闻理论书籍果真能够“走出去”，对中国新闻界而言无疑是“零”的突破。

一、世界级难题“新闻无学”挑战中国近百年

“新闻无学”，寥寥四字，它在中国的遭遇极具戏剧性。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有人撰文说，“经验便是新闻学”“新闻学还是内容贫乏而混乱，似乎尚不够称之为科学的资格”等。此说今天看来仍不无道理，堪称是“新闻无学”的早期版本。

可是，改革开放之初“新闻无学”之说一出现，就遭遇了持续二三十年的不公正对待，被扣上无知、偏见、有害等多顶帽子。2008年，一位博士出了《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一书，言称“‘新闻无学论’就像是一个无形的敌人，总是横亘在每个新闻学者前进的步伐前；它又像是一个‘幽灵’，一直游荡在新闻学术界”；还称其是“时常贬损新闻学学科、骚扰新闻学术界、讥讽新闻学者”的人的故意为之，并表示“我们不应容忍新闻‘有学’还是‘无学’的疑问和争论持续下去……”^①“新闻无学”作为学术批评，道出了“新闻理论长期严重滞后于新闻实践”的不争事实，为什么得不到“学术宽容”呢？当然，这种现象并非新闻界独有，或许正因为如此，《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针对性极强地提出了“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的要求。

诚如斯言，“新闻无学”之说虽非建设性的意见，但积极意义至少有三。

首先，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学”的标准。试想，如果“营养学”“植物学”“生物学”连“什么是营养、植物和生物”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人们会承认其“有学”吗？新闻学正是这样。按照“学在内涵”“学在规律”的标准，迄今没有一部新闻学著作能全面阐释“什么是新闻”之内涵并权威地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以致“新闻定义大战”经久不息；也没有一部新闻学著作能系统揭示新闻规律，让人领略新闻理论的“哲学智慧”。两大硬件都不具备，何谈“新闻有学”？由于一些新闻人对检验“学”的标准缺乏认识，总是用开设多少家新闻学院、高校新闻专业有多少万名在校生、出版了多少种新闻教科书等等来证明“新闻有学”，不知不觉犯了“指鹿为马”的学术病。殊不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新闻事业的繁荣并未有效拉动新闻基础理论的发展。

其次，“新闻无学”时刻检验人们的科学态度。请看如下三段论。

科学是不怕批评的，新闻学是一门科学，所以，新闻学不怕批评。

这是一个正确推论。然而，高调反击“新闻无学”之说者用行动表明：新闻学是害怕批评的。

科学是不怕批评的，新闻学害怕批评，所以，新闻学不是一门科学。

这是高调反击“新闻无学”之说者用行动写下的错误结论，但是他们又以“新闻有学”否定之，从而陷入自相矛盾之窘境。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吊诡情形。

科学是不怕批评的，新闻学是一门科学，所以，新闻学害怕批评。

如此这般，新闻学竟因为受到不当呵护而成了“既是科学，又怕批评”的怪胎。而著书公开宣称“不容忍新闻‘有学’还是‘无学’的疑问和争论持续下去”的压制不同声音的学霸作风，在诸多学科中是极为罕见的。

其次，“新闻无学”能激励学者“知耻而后‘学’”。毫无疑问，新闻学是一门科学，而“新闻无学”则指这门科学尚未实现“学说、学理化”。“新闻无学”的挑战和魅力在于，如果人们没有能力实现“新闻有学”，又把“新闻无学”看成是败坏新闻学名声的祸首，那它就可能就是“祸首”；如果有能力实现“新闻有学”，那“新闻无学”无疑是前进动力。多年来，“新闻无学”一直在挑战中国学者“知耻而后勇”的攻坚克难精神；进入新世纪，中国新闻学者不仅勇敢地接受了这一世界级难题的挑战，而且在不断提升“知耻而后‘学’”的学术功力。

二、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已部分超越西方

上网在中文英文语境里搜索都会发现，美欧的新闻理论研究大大领先于中国。近年来，随着西方新闻理论著作大量译成中文“走进来”，中国学者的眼界大大拓宽，并通过仔细研读发现了某种结构性“玄机”：一是美国的新闻理论成果居多；二是“论文类”成果较多，即多由论文成书；三是“专著类”成果少，而且理论体系化程度低；四是“边缘化”阐述较多，与新闻理论核心或新闻基础理论相去甚远；五是对“新闻无学”保持冷静认可的态度。

具体地分析，美国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号称“新闻界的圣经”，但由于学说性、学理性不足，只能作为面向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公民的普及读物。而《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一书，本是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20世纪40年代末组织撰写的一个著名报告，由其派生的《传媒的四种理论》一书，亦被学界公认为开比较新闻学之先河。但是“四种理论”实际只是一种理论，充其量是两种。这三本书说到底都属于“论文类”成果。当然，美国还有《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做新闻》等多本新闻理论书籍，但都没有破解“新闻无学”之难题。

再看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起步晚、起点低、队伍小、研究内容边缘化”特点鲜明。然而，长期的“弱市”却涌现出一支“绩优股”，其代表作为：《新闻定义新论》^①《新闻必须冲出“去新闻化”的误区》^②《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是新闻二元结构的根》^③《论伏羲气象预报的新闻学意义》^④《“接受与传播”是广义新闻的二极内核》^⑤。此外，《揭示新闻规律重在厘清规律本质及其要素》《论新闻价值观》两篇论文已经撰写完毕。这批论文提出了全新的互相补充的狭义、广义新闻定义，揭示了新闻的丰富内涵：“三个时态、二分内容、二元结构、二级内核、竞争属性”，及人类为“避害趋利”而“接受与传播”的“新闻追求”，使“新闻”这个逻辑起点变得更加明晰。不但克服了传统新闻定义“宽义窄释”的不足，而且思想观点环环相扣，形成体系，已经具备了专著类成果的基础架构，而且所走的“古代智慧现代化，西方智慧中国化，中国智慧全球化”的路子清晰可见，其理论创新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首次揭示新闻传播活动对“将要发生的事实”进行预测、预警的内涵，弥补了传统新闻定义只涉及“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两个时态的严重缺失。首次言明伏羲从事天气预报属于“未来时态”报道，将新闻学思想的根脉深深扎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的远古时代。

二是论证了新闻的“二元结构”，即“新闻=报道事实”+“新闻=报道观点”的思想，首次把始于炎黄二帝时期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记史传统，作为“二元结构”的有力证据。

三是强调不可盲目地“以传播学改造新闻学”，防止新闻学“吃牛肉变成牛”，在已经丧失有利学科地位的情况下继续滑坡。

四是首次对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想进行新闻解读，认为“视听”与“言动”分别代表“接受”与“传播”，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为绿色“接受与传播”的标准；首次对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的表述进行新闻解读——“在对话的三个要素——即说话者、话题、听者——中，决定对话目的和对象的要素，是听者”，读出了“听者决定”的新闻内涵。

五是提出了新闻“内容二分”，即分为“好消息，坏消息”的观点。

六是强调新闻传播是一场竞争活动。

长期以来，新闻界一直把1644年做《论出版自由》演讲的英国人弥尔顿，及1690年倡导新闻价值的德国人托亚斯·朴瑟尊为新闻思想观点的鼻祖。但经这批论文论证，全球数一数二新闻思想观点的桂冠应当戴在伏羲、孔子头上，一举改写了世界新闻思想史。上述证明中国新闻基础理论研究已跃升至世界领先水平，打破了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和垄断新闻学研究的局面。如果对这支“绩优股”予以关注和支持，相信“十二五”期间完成“新闻有学”的“精品力作”，会创造“中国冠军就是世界冠军”的佳绩。

三、新闻出版亟待加强“学术阵地建设”

“我国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还不高，文化建设的布局和结构不尽合理，制约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完全破除。”《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影响文化强国的弊端，并提出“加强学术阵地建设”等具体要求。本文就新闻出版领域“加强学术阵地建设”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尽快建立发表学术文章的激励机制

多年来，中国大陆一直维持“应用研究”主导专业报刊内容的单一格局，“学术阵地建设”欠账较多。《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出版》《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等国家级报刊发表的“理论文章”多为“事例+观点+政治阐述”的经验、总结、感想式风格，多着眼于对当前实际工作的指导性，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长远效益。由于发达国家新闻出版领域的“应用研究”明显领先于我国，加上价值观不同，这样的文章很难“走出去”。相反，具备“走出去”势头的学术研究文章却因不“紧跟形势，抢抓热点”和“理论性太强”，普遍面对“发稿难”问题。再者，“应用研究”文章一般都是被约稿并有稿酬，而学术研究文章不仅得不到约稿，即使按照编辑要求作较大删改而发表，也难得稿酬甚至要付版面费。此外，各省记者协会主办的业务期刊多为“职称论文园地”，轻易不发表新闻学术性强的“长篇论述”。而兄弟协会、学会及高校主办的期刊对学术论文的“容忍度”虽然相对较高，但一般要求作者交“版面费”。为此，建议能有更多报刊的大门向新闻理论研究成果“开放”，鼓励理论创新。

（二）加强新闻学界业界的学术交流

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存在“三弱”现象：一是高校从事“新闻研究”的队伍弱，加之近年人才转而去研究“新闻传播学”或“传播学”，可谓雪上加霜；二是各大媒体“新闻研究所”的“架子大，身体弱”，多以办新闻期刊为主，甚至专供高级职称人员养老，真正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人员少且匮乏成果；三是高校新闻专业学生学术“功力弱”，“全国新闻学子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已经举办了7届，催生出大批学子论文，但因为是从来没有从事过新闻实践的“新兵”研究新闻理论，更多是纸上谈兵，质量不容乐观。建议开展类似活动时同时邀请学界、业界新闻理论研究者和学子共同参加，直至鼓励“以老带新”合作撰写论文。

（三）各类评奖及职称评定应向新闻理论研究倾斜

近年新闻论文可以参加的评奖活动普遍存在重“实用性”，轻视“学术性”；重“级别”不重“学术含量”的倾向。例如，2010年中国新闻奖评选前主办方突然临时修改规则，称只有在省部级主管主办刊物发表的新闻论文才能参评，一举淘汰了已经通过基层选拔的十余篇论文。虽然次年中国记协听取各方意见，恢复了“在合法期刊上发表的新闻论文均可参评中国新闻奖”的规则，但上年错失评奖机会的学术性佳作已经无法再次参加评奖。这样的不公也存在于职称评定中，只要是在中央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即使不够学术含量也算“硬件”，而在不够“级”的期刊上发的论文即使达到学术品位，也不被当成“硬件”。建议尽快出台新的国家标准，改变轻“学”重“术”的问题。

（四）像体育界那样组建“金牌项目”国家集训队

拿出国家级“新闻基础理论”课题进行公开招标，遴选出学术带头人并由其选择队员，然后以“借调”方式组成“国家集训队”进行攻关，既能发挥集体智慧，又能保证项目的实施“时间短，见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