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创新与文化强国

时世平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作为议题，提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把“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列入规划纲要。创新，无疑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响亮的词汇之一。但客观而言，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任重道远。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一环，出版工作一定要积累文化、创新新知、不断推出更优秀的文明成果，引导读者进入一个崭新、高尚而又具有丰富文化价值的阅读境界，这才是出版业的辉煌之处。因此，文化创新成为出版业实现其使命的重要途径与保障。在文化创新的过程中，出版业应肩负起重大的历史使命，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民族素质，从而实现创新型社会为奋斗目标，提高出版竞争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努力。

一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出版社所追求的“双效”，而这“双效”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千千万万的不同文化层次消费者的认同。但是，为消费者服务，并不是一切以消费者马首是瞻。出版物要提供给读者的，是科学的理论、正确的舆论、高尚的精神、优秀的作品，只有这样的出版物，才能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而这正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必需的精神支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关键点。一些出版社只是一味感叹读者众口难调，埋怨图书市场变化多端，或是读者的兴趣点难以把握，却没有反思我们在选题策划中所做的投机取巧的种种败笔。现在的出版市场，一味地追求“快餐当道，消闲称王”，越是野狐禅越以为是创新之作，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五花八门的东西很多，但大多是文化泡沫，毫无价值。出版品种的单一化、出版内容的庸俗性、重复性严重伤害了读者的求知欲。看看现在的图书市场，选集复选集，精选又自选，文库接宝库，古籍重印多，长此以往，书无新品、读者厌烦的出版业，将面临着“大崩盘”的危机。

赫伯特·S.贝利曾经说过：“从来没有哪一家出版社是靠管理出名的，读者记住的就是它一个一个的产品，也就是好书。”因此，不管是传统纸媒出版还是数字出版，过硬的内容产品的生产是做大做强出版产业的根本之道。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在于编辑的文化创新。正如聂震宁先生所指出的，“要实现文化创新，核心在于提高文化生产的原创性”，“一个时代只有做到既有传承又有原创，既有继往又有开来，而且主要是……生产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优秀原创作品”。也就是说，标志性的原创性的作品的生产，是一个时代文化创新的核心，而实现这个核心的必要步骤，就必须要贴近现实，追求内容上的原创性，出版新颖、鲜活、扎实、有生命力的作品。

文化创新是一个整体概念，对于出版社而言，它可以包括出版内容创新、出版方式创新、出版物市场创新和出版企业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但是，如果将出版视为一个工作流程，出版内容的创新首当其冲，“内容决定形式”，没有内容的创新，后面的三项都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切皆为妄谈。而决定内容创新的关键，就是编辑在选题策划时表现出来的原创性，创新性。因此，必须强调选题策划的原创性。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选题策划的原创性呢？原创性表现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此处，无论是“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的另立新说，还是“从新的角度看待旧的问题”的接续着说，与过去相比，都是往昔所未有，是对过去的一种超越，都具有创新性，原创性。这是由出版既为出版事业又为出版产业的双重性质决定的。作为文化事业，出版必须通过出版物的独特内涵和丰富深刻的内容把握来实现文化传播和积累的目的；作为文化产业，出版必须通过文化产品的独特定位和适销对路来实现经济效益。对这两方面而言，不可替代性是共同的原则。创新具有原创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它可以让出版者永远多跨出一步。就这一点而言，对于出版社来讲，创新是后来者居上的法定，是穷社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救心丹，也是强社愈强的助壮剂。

二

强调原创，把原创提高到文化创新的核心地位来重视和实施，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作为内容产业的文化创新必须体现时代精神，丰富文化内涵，增强创造活力奉献新的文化产品。也就是说，在选题策划时，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我们要看到，信息化、全球化、高科技化、文化交流的无障碍化等，使当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只有正视这种社会变化事实，立足当前，努力贴近当代人新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的变化，才能在活泼的生活中筛择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更多精神产品。现在提出我国的出版窘境，就在于我们虽然生产出了大量的出版物——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可以算得上是出版大国，但是，“原创出版物不足，特别是深刻反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标志性优秀原创出版物太少。许多出版物对实际生活关注不足，文化产品的精神力量和人性光辉缺少，弘扬核心价值的能力不强，而这正是时代和人民最需要的”。这样的出版现状，表明我们的出版越来越漠视读者，甚至离出版精神的主干——文化理想、文化精神、社会责任——渐行渐远。要改变这种现状，出版人就要立足实际，面对社会生活，“做时代思潮的引领者”，自觉担负“坚守文化领土与文化阵地的社会责任”，“积累文化、创新新知、不断推出更优秀的文明成果，而且还在于按照一定的价值目标对社会现实文化做出评价，通过选择、把关实现社会风气、学术思潮、文化倾向的引导”。出版人只有恒持文化思想和文化追求，才有资格做读者的良师益友，才能摒弃曾经以读者为尊的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实际上忽视社会效益的出版旧窠臼，开拓适合新世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出版新格局。

选题的创新性就是发现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认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问题意识”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是人们对存在问题的能动性、探索性和前瞻性反应。可以说，强调问题意识不同于传统的编辑“等米下锅”的办刊方式，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时刻关注并思考时代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在这种困惑、怀疑、探究的心理状态中，才能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因此也就会确立解决问题的目标与动力。杜威在《我们如何思维》中强调，任何富有创新意义的思索总是发端于思索者的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而这种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就是发现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毛泽东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在实践中养成怀疑精神，培养一双发现的眼睛，是出版创新对于编辑提出的内在要求，而且，这种要求直接决定了选题的创新性。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讲，“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编辑工作也是如此，没有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不了解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就很难产生好的选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追求更精致、健康的物质生活的需求随之增大，把握这一趋势，出版产业及时提供，如哲学理论的译介、普及、经济知识的普及、休闲哲学、养生健康、休闲旅游等等成为人们的阅读期待。及时把握这一需求，出版社就可以组织相关选题内容出版。如，以刚刚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例。当改革开放，国人睁眼看世界之始，商务印书馆应时需而动，翻译绍介了一大批“反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学术史、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说，自1981年以来，这套国内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学术译丛，“参与、推动并见证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学术交流的过程”。现在，商务印书馆又决定推陈出新，在今年将推出丛书分科本500种的出版计划之外，又不断充实和发展，注意吸收近现代以来世界学术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以与国外学术文化保持同步发展。日前正着手第十三辑入选书目的论证工作。与浮躁的出版、翻译、引进相区别，商务印书馆践行着“坚定不移走人类文明大道，死心塌地译世界学术名著”（梁志学语）。这也是商务印书馆一直为出版界翘楚的真正原因，同时，也是实现其文化传播光荣使命的重要实践。

现在，中国经济实力已居世界前列，政治影响力增强，而中国文化却远未能跟上政治、经济的步伐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灿烂的过去与辉煌的未来。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力贡献力量，是出版业下一步发展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同时，也应立足国内，强化文化创新，才能保证出版内容的适时对路，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才能在文化创新工程中发挥推介、宣传的作用。我们坚信，图书要适应读者的需求，这是出版业的基本点，但是，引导读者进入一个崭新、高尚而又具有丰富文化价值的阅读境界，展现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这才是出版业的辉煌之处，也是在文化强国中应有的使命。

参考文献

1.聂震宁.书林漫步［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L.莫弗尔德.物理学的进化［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