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清代幕友与清代学术
清王朝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政权，作为少数民族要统治以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清朝统治者必须得到汉族，尤其是汉族士绅阶层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扩大统治基础，实现长期统治。但清朝统治者又想防止统治基础扩大后可能导致的大权旁落。所以在政治与思想文化上，他们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官员满汉参用，但实权自己掌握。清王朝建立之初，就注意吸收汉族士绅阶层参加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各级政权，力图消除民族矛盾。为此，清代中央六部堂官满员与汉员缺额对等，地方官满员与汉官参用。清代选任官员虽然重视科举出身，将科举出身的归入甲班，有优先补缺的待遇。但“旗人并免保举者”，也与之有同样的权利。清代选任官员还重视区别“内外官之缺”，有“满洲、蒙古无微员，宗室无外任”的说法。所谓无微员，是说从六品首领佐贰以下官不授予满洲、蒙古；所谓无外任，是指地方司道以下官不授予宗室，至于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等官缺，则不限制。
清代官缺按候选人身份分为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汉军八旗）缺、内务府包衣缺以及汉缺。有的缺，如奉天府尹、奉锦、山海、吉林、热河、口北、山西、归绥等道，各直隶驻防官、理事同知、通判，规定只能由满洲人充任，宗人府官为宗室缺等。满洲京堂以上官缺，宗室、汉军可以互补；汉司官以上官缺，汉军可以通融；外官蒙古可以补满缺，满、蒙包衣亦得补汉缺。而正途出身的汉人，一般授任官缺为翰林院编修、检讨、汉内阁学士、各省学政、国子监祭酒、司业、各府州县教职官、府州县主官及佐贰等官。“异途”出身的汉官，“止授从九品、末入流”。[1]
从以上情况来看，优待宗室、优待满人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且朝廷与地方实权官缺轻易不授予汉人，这种局面直到同治年间才有所改观。这是因为满洲贵族是以弓马强悍征服了人口众多的汉族，但其本身人数较少，文化程度又低，若打破民族界限，用人唯贤、开科取士，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淹没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维持其统治地位。
正因为如此，满清统治者不可能彻底地吸纳汉族士绅参加到各级政权之中，满汉之间的藩篱依然坚固，民族歧视依然明显。这就在无形之中不断提醒汉族官绅民众的民族意识。自清初直至清末，这种民族意识始终存在。正如萧一山在《清代史》中所说：“清初第一流学者，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孙夏峰、李二曲、傅青主等，哪一个不眷怀故国，遯迹山林，阐种族之大义，布革命之学说呢？” [2]
二是以理学消弥民族意识，以文字狱钳制士绅思想。满清统治者为了达到既能保持其特权地位，又能消弥汉人民族意识的目的，对于采用哪一学派的思想作为朝廷的统治思想，作了认真谨慎的选择。由于程朱理学特别注意伦理道德，将三纲五常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作为纲中之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尤为适合满清统治者的口味，于是决定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清初的几位皇帝都采取各种措施，极力推崇和倡导程朱理学。
据昭梿《啸亭杂录》说：“仁皇（康熙帝）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所著几暇余编。其穷理至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窥测。……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祀十哲之列。”[3] 著名学者张舜徽在《四库提要叙讲疏》中引用了昭梿的这段记载后说：“朱子之配祀十哲，见康熙五十一年《东华录》。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於是终清之世，言理学者多尊朱。”[4] 这是清统治者企图借助于朱熹的伦理说教，将满汉的民族关系变为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以使汉人在思想上放弃抵抗，自觉接受满洲贵族的统治。同时，康熙帝还对一批热衷于“君君臣臣”的伦理说教的理学家大力提拔重用，诸如熊赐履、李光地、汤赋等汉臣，均位至尊显。但是这些人只会重复前人的说教，学术上没有创新，虽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下名利双收，但在清代学术史上都没有什么名气。
为了推行理学，清代沿用明代的科举制度，以四书五经取士，但规定“四书”必须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于是“阐明理道之书，渐成为弋取功名之具。……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旨。当时所谓八股文，亦即四书文之别名耳。非惟论、孟、学、庸之本旨亡，并朱子编定四书之意亦亡矣。”[5]满清统治者用八股文章、朱子集注为控制士绅思想的利器，使得读书人在自幼颂习之时，就牢固地树立起了程朱学派的忠君思想。
但是，在士人之中，也始终有独立的意识，从清初“明季遗臣犹多树独立之帜，挥鲁阳之戈，舍生殉义，力图恢复者，视他代鼎革之际尤为惨烈”。康熙平定三藩后，已经基本统一了全国，“然士大夫犹多以逸民自居，慨然存故国之思。”[6] 士人们的这种情绪，必然通过学术活动和学术著作表现出来。于是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进行残酷镇压。宣扬民族意识，夷夏之辩的学术活动被迫停止了，于是这种斗争以更加巧妙和隐晦的方式继续展开，这就是以名物考据打击清朝统治者所推崇的程朱理学。清代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就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它曲折地表达了汉族士人对清统治者更隐晦，但又更深层次的反抗精神。
从明代起，科举考试就以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的传注为准则，偏离其传注就是“离经叛道”，这使士子们思想日益僵化，“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於‘章句’”[7] 为挽救这种流弊，王阳明提出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观点。到明末东林党人，更是继承这一传统，被世人广为传诵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东林党人的共同信条。清初诸大家，如黄遵羲、顾炎武等人，均受这一传统的影响，提倡实学。“惟东林诸贤之所重在实行，而其后世变相乘，学者随时消息，相率以‘实学’为标榜，而‘实行’顾非所重。”[8] 虽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以“致良知”为准则，其“知”是知“天理”，“行”也是行“天理”，但他批评朱熹的先知后行、知行脱节的错误。他的“知行合一”论很强调“行”的思想，提倡以“事上磨炼”“笃实之功”纠正空谈性命，不重实践的流弊，具有明显的重视“实学”和“事功”的倾向。清代学者主要继承了其“实学”和“事功”的一面。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湖湘学者群的经世致用之学均与这一传统有关。
清代是中国学术史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也是幕友制度的全盛时期。幕友与清代学术的关系极为密切。
学者以游幕的形式开展学术活动，是清代学术史的一个特点。明清易代之初，学者的夷夏之辩很鲜明，他们以明朝遗民的心态来对待一个异族政权，除少数人入仕新朝外，大多数人选择了隐居不仕，著书立说。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吕留良、阎尔梅等人。即使为生活所迫，他们也宁愿选择“游客”，如顾炎武一生中就屡次“游客”。因为是到友人处做客，不是到仕于新朝的官员家做客，他们不必食新朝之禄，可以坚守民族气节。
到了康熙初年，游幕学者开始增加，这主要是因为清王朝已建立了几十年，这时的学者们已不如老一辈学者有深重的家国之痛，明清易代时他们一般还是在幼年时期，对明朝的记忆不深，对新朝的反感不大。加之明末清初战争频仍，战争的破坏严重，学者们往往生活艰辛。此时期，清王朝已经开科取仕，学者们有了仕进之路，也希望以此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但由于科举中额极为有限，能取得正途出身而仕进的人毕竟很少，多数人还是屡困场屋，于是为了养家糊口，选择游幕就是一条比较现实的路。毛奇龄、顾祖禹、万斯同、阎若璩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入幕的。魏际瑞在一封家信中谈到他在幕中的感受：
览信知弟侄儿辈平安，甚喜。书中念我事烦，恐致劳疾，然吾所以处此者，有法也。盖事务虽烦，惟厌者觉其烦；行役虽劳，惟苦者觉其劳。不厌不苦则有道焉。吾既有贤主人，而日供我以梁肉，衣我以缯帛，我乃自究夫兴革损益经世之务，知刑名钱谷之政，寄平日好善恶恶、利物济民之心，闻朝廷四方之故。及其巡历，则又资舟车，具乾糇，而我乃悉览名山大川、城郭都市、土俗民情，不费一物，所得已多。则岂惟不厌，且甚喜；岂惟不苦，且甚乐。喜而乐故吾心尽，而与主人相得而益彰。是人我交成，身世并涉，平日之学术亦有所征也。古人当穷苦拂乱，便藉以增益不能，逆境便宜，道无过此者，况我所处乃甚顺乎？[9]
可见，魏际瑞是利用游幕增益其才学，研究兴革损益经世之务，调查了解名山大川、城郭都市、土俗民情，学习刑名钱谷之政，以使平日之学术有所征。他是一位经世致用的学者，游幕与学术“身世并涉”。魏际瑞生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是秀才，清顺治十年（1653年）潮州总兵刘伯禄慕其名延之入幕，他鼓动刘伯禄劝广东大吏勿滥杀无辜。康熙七年（1668年）至十一年（1872年），他在浙江巡抚范承谟幕中，办理文案，“蠲荒赈饥诸大事，所全活数百万，伯（按：指魏际瑞）左右宣力为多焉。”[10]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南王尚可喜遣使聘请他，“强之行，礼以上宾”，魏际瑞以不合，乘机出逃。康熙十五年（1677年），在三藩之乱发生后，魏际瑞游幕于南赣总兵哲尔肯处，受哲尔肯之派赴宁都与吴三桂部将韩大任议抚，不幸被韩大任杀害，时年57岁。魏际瑞作为一个经世致用的著名学者，一生轰轰烈烈，或救民于屠刀之下，或蠲荒赈饥，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最后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因劝降叛将而被杀害。他的遭际是清代幕友的一个代表。幕学从本质上讲是实学，倡导经世致用，幕术，是经世之术。它不同于理学的寻章索句，也不同于王学（心学）未流的空言心性，而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康熙年间游幕几十年的吴宏在《纸上经伦》“序言”中说，他岳父的同年蒋旷生先生，见到他在幕中所写的公文旧稿，击节称赏曰：“‘此真实经济也，文人为之，乃有是恺切详明。案牍中岂多得哉！世之当事黯黯于此者不知凡几，夫不得于彼，必得于此。若以郁郁不得志，奔走道路，磋砣岁月，非计也。’先生词意勤恳，余心铭之。”[11] 吴宏是一位不知名的幕友，但他在游幕时的主要工作，也是关乎刑名、钱谷之务的实学。经济一词，在古代就是经邦济世，经世致用的意思。
学者游幕，还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幕府中便于利用官府的文献资料从事学术研究，康熙年间，徐乾学开幕延请学者修《明史》、编纂《大清一统志》。许多学者应聘入幕。如陆元辅、姜宸英、顾祖禹、胡渭、徐善、阎若璩、裘琏、刘献珍等人。这些人，除了在幕中完成修书、编纂工作外，还同时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收集资料。陆元辅在幕中“发主人藏书手披口吟。又遍借异书、手自缮录。”[12]顾祖禹在幕中，除参与编纂《大清一统志》外，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幕中藏书，完成他的《读史方舆纪要》一书的写作。[13] 顾祖禹本不想参与编纂《大清一统志》，徐乾学两次聘请他入幕他均拒绝了，他仍看中“反清复明”的思想。此后，为写作《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考虑到幕中藏书可资利用，他才答应入幕。《大清一统志》一书，编纂完成后，徐乾学准备列顾祖禹之名于其上，顾祖禹坚决不同意，“至欲投死阶石始已。”[14] 而《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是顾祖禹为反清复明之需而写的一本军事地理名著，书中郑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二十一史史事，推论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书中所引资料，有许多就来自徐乾学幕府中传是楼的藏书。
从康熙中叶到嘉庆末年，学者游幕更为普遍。据尚小明在《清代士人游幕表》一书中说，清代有三次士人游幕的高潮，这一时期学者游幕，正对应第二次高潮期。三藩之乱平定后，国家统一的局势已定，经济开始逐步恢复，政治相对稳定，学术文化也开始蓬勃发展，士人们已经接受了满清的统治，但由于清王朝推崇理学，大兴文字狱，士人们在思想上的抵抗转向了更巧妙、更隐晦的汉宋之争。在学术界，汉学取得了统治地位，出现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烂如日中天”[15]的局面。周星誉在《王君星諴传》中说：
国家当康熙乾隆之间，时和政美，天子右文，王公大臣相习成风，延揽儒素，当代文学之士以诗文结主知，致身通显者踵趾相错。下至卿相、节镇，开阁置馆，厚其廪饩，以海内之望，田野韦布， 一艺足称，无不坐致赢足。[16]
这一时期，汉学的兴盛主要是在江南及浙江一带，这一地区也是幕友最多的地方。一方面是这一地区人稠地狭，是重要的财赋之区，经济及文化教育水平高，士人众多。而科举名额有限，士人仕进之路极其狭窄，大批士人不得不以游幕养家、养学。另一方面，由于清代文字狱多发生在江浙地区，这使清朝统治者认为江浙士绅中的反抗意识难以消灭，故对江浙地区一直不太放心。康熙、乾隆多次南巡，名为巡河，实为探查江浙士绅对清廷的态度。“查嗣庭案”发生后，雍正以汪景祺、查嗣庭均为江浙人，认为江浙士风浇漓、玷辱科名，下诏停止浙江乡试、会试六年。并下发上谕：
浙江文词甲于天下，而风俗浇漓，敝坏已极。如查嗣庭、汪景祺，自矜其私智小慧，傲倪一切，轻薄天下之人，遂至丧心悖义，谤讪君上。……朕思开科取士，原欲得人任用，岂以其文章词藻之工，可以有益于民生吏治？今浙江风气如此，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且巡抚李卫等，从查嗣庭家中搜出科场怀挟，细字密写文章数百篇，似此无耻不法之事，查氏子弟如此，必系浙人习以为常，不但藐视国宪，并且玷辱科名，应将浙江会试停止。[17]
频繁发生的文字狱，以及对学额的控制，使士人科举仕进之路愈益艰难，大批士人不得不转而入幕。学者也由于潜心汉学，与以宋学为标准的八股取仕格格不入，仕进的希望也更渺茫，不得已只能以幕养学。
汉学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也称“朴学”，它是以经学为根底，及于小学（文字学）、音韵学、天算学、地理学、金石（考古）学、乐律学、典章制度、目录、版本、校勘和辑轶之学，粗略地分，可分为经学（义理之学）、史学（考据之学）和文学（辞章之学）三大方面。
这一时期，游幕的汉学学者有：
经学：惠栋、钱大昕、钱坫、沈彤、江声、江藩、孙星衍、戴震、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焦循等。
史学：万斯同、邵晋涵、章学诚、全祖望、杭世骏、厉鄂、汪辉祖、洪亮吉、赵翼、梁章钜等。
地理：阎若璩、胡渭、顾祖禹、齐召南、李兆铭、祁韵士等。
金石：严观、王昶、毕沅等。
校勘目录：纪昀、何焯、周中孚等。
诸子学：汪中、陈昌齐、孙星衍、毕沅、王念孙等。
历算学：梅文鼎、谈泰、焦循等。
古文：戴名世、方苞、刘櫆、包世臣、管同、姚莹等。
以上列举的人中，以江浙人为多（包括安徽）。这一时期较为有名的学者幕府有卢见曾幕府、朱筠幕府、毕沅幕府、谢启昆幕府、阮元幕府、曾燠幕府等。这些幕府主要是汉学学者汇集的地方，他们在幕中边学习，边著述，相互讨论学术思想，进行学术研究。幕府的修书、著书等活动，对清代学术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编撰的书籍，不仅有《五礼通考》、《经籍纂诂》、《史籍考》、《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经史方面的书，还有各省的通志等。
学术研究，需要学者的独立精神，才能有所发明，才能独抒己见。而幕业的特点，恰好适合这些要求，幕友的“不合则去”的原则性、游幕具有的流动性，使学者游幕可以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可以选择符合自己学术观点的幕府，选择欣赏或赞同自己学术观点的幕主。加之能进行较大规模学术活动的幕府，往往财力较雄厚，藏书较丰富。这几方面的特点相结合，使得清代学术研究，借助于幕僚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汉学，正如前文所说，分为经、史、校勘、音韵等学术领域，研究汉学者，有“专业化”的特点，这又为清晚期教育的改革，幕府职能的变化准备了条件，关于此问题，我们在下一节详论。
乾嘉学派，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和影响，与汉学研究的“专业化”特点分不开，也与幕友的独立性、幕业的流动性分不开。汪辉祖的好友章学诚，是乾嘉学派的重要学人，据汪辉祖说：“余交实斋三十二年”。[18] 章学诚也是一位游幕学者，早年曾客居朱筠京师寓所，学习文章，并纂《顺天府志》。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冬，朱筠出任安徽学政，章学诚应聘前往安徽太平校文，在幕中与邵晋涵论史“契合隐微”，始作《文史通义》。三十八年（1773年），因朱筠介绍，应和州知州刘长城之聘，纂修《和州志》。[19]之后，又客于宁波冯廷丞道署。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入永清县周震荣幕，撰《永清志》，并著《校雠通义》四卷。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入永定河道陈琮幕，撰《永定河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至五十九年（1794年），先后在毕沅河南巡抚幕和湖广总督幕，纂《史籍考》、《续通鉴》，并纂《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书。此后又入安徽巡抚朱珪幕、两淮盐运使曾燠幕、浙江布政使谢启昆幕，在幕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与著述。[20]
朱筠幕府是当时学者幕府中的一个代表，朱筠本人也是一位汉学家，被称为乾嘉朴学家的领袖。先后任过武英殿编修、会试同考官，以及安徽学政、顺天及福建乡试主考官。姚名达在《朱筠年谱·序》中对他以及他的幕府有如下评价：
朱筠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朱筠是乾嘉朴学的领袖。……单就《四库全书》一役而论，总纂官纪昀是他的同年，陆锡熊是他的弟子，总阅官朱珪是他的胞弟，庄存与是他的同年，提调官刘瑾之、刘种之，协勘官程晋芳、任大椿、梁上国都是他的弟子，纂修官如戴震、姚鼐、邵晋涵、周永年、翁文纲、曹锡宝等都是他的至友，分校官如王念孙、冯敏昌、温汝适等都是他的友生。他自己也亲预其事，直接间接的功勋已是不可数量了。再就他培植后学而论，如戴震、王念孙、邵晋涵都曾在他的幕府，因他的揄扬而成名，汪中、黄景仁、章学诚、洪亮吉、李威、吴兰庭、杨师曾、武亿等，不但常在幕府，以成学问，且有长寄门下，相依为生，至二三十年之久的。当时学者，间接受其影响而有造就者姑不具论，仅数其门人著述，已极可惊。章学诚之史学、洪亮吉之地理学、任大椿之礼制学、钱坫之文字学、程晋芳、武亿之经学，黄景仁之诗歌、孙星衍之训诂学、江藩之传记学、汪中之诸子学、汪辉祖之姓氏学，皆卓卓有名，传于后世。而其始皆直接朱筠之传授启发，方得有成。所以我们若通读乾嘉学派的著作及其传记，便可知道，朱筠对于当时学风实有莫大的影响；他一方面既提议开馆校书，造就了校书的环境；又复授徒养士，造就了养士的风气，所以他的确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亦即朴学家的领袖。惟有他才可以笼罩当时一般学者，担当这个名义。[21]
学者以专治一学而成名者，姚名达就举出章学诚、洪亮吉、任大椿、江藩、汪辉祖、汪中等一大批人。这些人中，除汪辉祖主要在州县做刑名幕友，没有进入过著名学幕外，其他人均曾在各著名的学幕做过幕友，如章学诚在毕沅幕府、朱珪幕府、曾燠幕府、谢启昆幕府中都做过幕友。汪中、洪亮吉在朱筠幕府，毕沅幕府均做过幕友等。这些“专家”，使清代学术研究的“专业化”色彩越来越浓厚。但也逐渐趋向繁琐的考据、训诂之中，而对社会的重大问题和重大矛盾却视而不见，当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落时，儒家经世之学走向了学术前沿，开启了清代学术的另一片天地。
清代学术发展到嘉庆末年，学术风气开始逐渐转变。这首先表现在汉族知识分子对清王朝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嘉庆初年发生的川楚白蓮教起义，给予清王朝沉重打击，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它无情地揭去了“康乾盛世”的面纱，将各种社会矛盾暴露出来，不但使清统治者大为震惊，同样大为震惊的还有汉族士绅阶层。广大士人认识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但会推翻清王朝，知识分子群体也会失去身家性命。只有保住了清王朝，才有可能保住他们的利益。于是阶级矛盾压倒了民族矛盾，汉族士绅由对清统治者的反对和不合作转而拥护、归顺，甚至效忠清王朝。士人们的政治希望不再是“反清复明”，而是寄托于清王朝的巩固与发展。学者们的学术兴趣不再是向故纸堆中寻求心灵的自由，更不再借汉宋之争打击宋学来发泄对异族的不满。其中一些学者，开始把学术目光转向社会现实问题，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求得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于是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终于在道光年间衰落下来，被经世之学所取代。
经世之学，据咸丰元年曾国藩概括，分为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十四大项，他在谈到儒学的分科时说，经世致用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代掌故皆是也。”[22] 这一学派的著名学者是包世臣、魏源等人。经世派包括今文经世派和理学经世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魏源、龚自珍等人，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刘蓉、胡林冀等人。两派都有泯灭汉宋之争的倾向。应该说，在恢复宋学言义理心性方面和继承汉学研习“实学”方面，经世致用之学是调停汉、宋之争而融合汉宋之长的。
包世臣，嘉庆初年即以经世之学知名，对农政、漕运、盐政、货币、兵法、鸦片等问题，均有论述。在入陶澍幕府前，就曾入两江总督白龄等人幕府，“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亦慷慨言之。”[23]他在陶澍幕府改革盐政、海运漕粮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实效。
魏源，治《春秋公羊》之学，属今文经世学派。他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影响最大。在贺长龄幕府中（贺时任江苏藩台），代贺编纂《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24] 对于转变当时的学术风气，有很大作用。一时“经世致用”的习尚风靡全国。魏源后来入陶澍江苏巡抚幕，此后一直在陶澍幕中，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陶澍病逝于两江总督任所，魏源在陶澍幕中有十四年之久。在幕期间，魏源协助陶澍海运漕粮，推行盐票等，做了许多改革工作。
以经世致用学风为主的幕府，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尝曰：“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四者缺一不可。”[25]
他从宋明理学、乾嘉汉学和顾炎武、王夫之、魏源等的“经世致用”之学中汲取营养，又向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倭仁和汉学家刘传莹等请教，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昔姚姬传（鼐）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曾国藩承其绪而更大之，以为汉宋学之不必争，学术界之调和精神，遂成一时之确论。”[26]当时师从曾国藩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刘蓉、罗泽南、吴嘉宾、戴望、程鸿诏、方宗诚等，也以调和汉宋自任。曾国藩在学术上主张调和汉宋，所以他对幕友的选择就没有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曾国藩幕府规模空前，也与他的广收学人有很大关系。
实际上，到了曾国藩幕府时期，西方的坚船利炮，太平军的四处攻战，江南一地早已没有了安宁，科举停止了，地方糜烂了，士绅们的生活世界完全失序了。再在故纸堆中考据旧典，已经没有意义。于是考据之学，也借着“专业化”的色彩，逐步转向了真正的“实学”。对于这种转变当时的算学家李善兰曾说：“鲁论记孔子之言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又曰：赐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此圣人传道之要旨，自曾子子贡而外莫得闻焉。”[27] 李善兰的“道艺相贯”的观点，在当时的江浙学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道”是义理，“艺”则为专经、专学。“道艺相贯”，则使江浙学人在追求“艺”的时候，也可以体现“道”。这就为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准备了一批通过“职业化”“实学”培养的“畴人”（科技人才）。
华衡芳、李善兰、徐寿等人就是江浙“畴人”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曾国藩幕府中从事制造等新事业。这些人，都是“致知格物”之学的学者，放弃贴括之学，不习举业，而专治有用之学。曾幕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徐寿“幼娴帖括，习举业，思以为无裨实用，弃之。遂专究乎致知格物之学，……凡与格致有涉者，如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医学，靡不穷源竟委焉。” [28] 曾国藩同治五年（1866年）回任两江总督，成立江南制造母厂。“国藩命冯焌光、徐寿经始其事，而华衡芳助之。徐寿在金陵，造成小火轮一艘，国藩极赏之，命名曰‘黄鹄’。中国能造轮船自此始。而助寿成此轮船，为之绘画推算，测求动力，则华衡芳之功也。寿于局中又条陈四事：一译书，二开煤炼铁，三自造大炮，四操练轮船水师。于是局中设翻译馆，寿与衡芳乃任译书。寿任化学汽机，而衡芳则任算学地质，成书数百卷。”[29]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畴人”，已不同于乾嘉学派中的学者，他们不是埋首于故纸堆中潜心研究，而是在西学大潮的冲击下，把科学研究立足于图强御侮的政治目标之上。其积极入世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他们虽然放弃举业，但选择入幕，襄助封疆大吏进行图强御侮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等，从而推动了近代化的进程。在此后的李鸿章、张之洞等大幕中，均能见到这些“畴人”们的身影。而他们也影响了其他学者的变革思想，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人的早期改良主义就受到他们的影响，并由他们逐步宣传到了全国知识界中，从而在全国逐步形成了一种变法图强的共识。
游幕学者除在幕中从事研究著述、编书外，还可以利用幕府中学者众多的有利条件，互相讨论学术观点、交换学术意见，以期学术上有所进益。如戴震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冬应聘入卢见曾幕府，在幕中与惠栋初次相见。当时戴震只有三十几岁，而惠栋却已年过花甲。此时的戴震，对于汉学、宋学并无明显的偏向，他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人得其义理，失其制数。”[30]而与汉学学养深厚的惠栋交往论学一段时间后，他对惠栋的学术观点有了了解并逐步接受，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写道：
前九年，震自京师南还，始见先生于扬，……明年，闻先生殁于家。今徒拜观遗像。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测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义理。’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31]
从前后两段引文可以看出，受到惠栋影响后，戴震的学术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他以汉宋分说，认为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而之后则归并一途，认为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完全归向惠栋的学术主张。所以钱穆在评述戴震的学术思想时说：“盖乾嘉以往诋宋之风自东原（按：戴震，字东原）起而俞甚，而东原论学之尊汉抑宋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32] 虽然戴震的学术思想受到惠栋的影响，但二者学术却各有各的特点，戴震学术起脚于朱子理学而讲格物，用心常在融会诸经而求其通；惠栋则悉心复古，其用心常在溯之古义而得其原。惠栋是专家之学，而戴震为征实之学。
洪亮吉也是这种情况，他早年精力主要在诗文上，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他25岁时入安徽学政朱筠幕府后，结识了邵晋涵、高文照、王念孙、章学诚等人，经常向他们请益问学，“由是见解益进，始从事诸经正义及《说文》、《玉篇》，每夕至三鼓方就寢。”[33]
除了幕友间相互影响外，幕友与幕主之间，也有学术上的相互影响。洪亮吉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夏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夏，先后在毕沅陕西巡抚幕和河南巡抚幕，前后从毕沅达八年之久。毕沅是一位金石学家，八年中，他在毕沅的影响下，由对金石之学“素寡究心”，逐渐认识到金石资料“有裨于实学不少也。”并利用毕沅幕中所藏碑数百通，以碑文与史传相校，“得其史文之误者十之三，以史文正碑石之失者亦十之一。”[34] 多年游于学幕，使他从一位诗文作家变成了汉学学者。
张之洞对幕友的学术影响也很大，许同莘说：“文襄平日不谈性理，以为宋学惟在力行，亦不以宋学绳人，以为示之表率，必有上行而下效者。惟事无巨细，必反复考究，求其所以然之故。光绪季年，同莘始入幕下，文襄每具草凡有关典制者，辄属遍检群书。摄政王监国，令枢臣署名谕旨，文襄欲博考历代署押之式，自碑板以至唐人告身，搜罗略遍，而其式皆不相宜，然因此得知历代故事。文襄尝语椽属云：‘汝辈请一名师，须具束修数十百金。今为我办事，我所以教汝辈者，自问不让名师，汝辈不惟无所费，且有所得，而汝辈不用心，何也？’文襄平时所以激励后辈者甚切，故其言如此。”[35] 有幕主的激励，有名师（许同莘师从施理卿学习外交文牍及外交事务）的指导，作为一个中过举人，又赴日本法政大学留过学的人，许同莘在张之洞幕府中，不但学会了外交事务，掌握了外交文牍，并对“公牍学”有专深的研究，他的《公牍学史》不但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公牍学”名称的专著，也是第一部对公牍之产生、发展、变化情况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他对清代牍史的评价是：“有清一代公牍之文，与学术相表里”，既有汉学精神，也有宋学精神，“不可概以为官样文章也。”[36]
曾国藩与幕友的学术交流，对幕友的学术影响也很大。调和汉宋的学术主张不但被幕府的许多学者所认可和接受；其文学创作主张，也被幕中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所传习而接受，从而形成不同于桐城派的“湘乡派文章”。
李鼎芳在《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中说：“曾氏之文固有异乎桐城也，故李详论桐城派曰：‘文正之文，虽由姬传入手，后亦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谊，杂厕其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父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37]
曾国藩、张之洞等晚清大幕主要是偏重事功，论学均调和汉宋，其幕府中宾僚也往往讲实学，已不同于乾嘉时期以纯学术研究为职志的学者幕府，这正反映了晚清幕府职能的变化。以曾国藩幕府开启其风气，到李鸿章、张之洞等幕府中更是明显，他们的幕府人才荟萃，国内外的人才都能找到，留学生也不乏其人，这些人才以近代化的专业知识帮助幕主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外交、文学、制造、财经、物理、化学、近代军事等学术人才和专家都在幕中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幕主对他们有影响，他们也对幕主的思想产生影响，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在他的专著《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僚制度》一书中谈到李鸿章的幕友对他的影响时说：“在李鸿章的谋士中，有三个人对他的西方观和自强之必要性的观念影响最大，这就是冯桂芬、郭嵩焘和薛福成。”[38] 冯桂芬在上海时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实力，逐渐成为同治中兴的重要理论家，他是最先认识到中国要生存就需要学习西方技术的中国学者之一，他的思想是后来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的雏形。而郭嵩焘和薛福成均是在离开曾幕后出国任过公使的，他们亲眼见到了西方的强大，他们的思想“无疑丰富了李鸿章的思想，支持了他的见解，同时，郭、薛二人也是李鸿章西学知识的来源。”[39]
由于幕府具有开放性，幕友具有流动性，学者出入于不同的学幕或者离开学幕讲学、入仕，讲学可以传播其学术思想，入仕后又可以组织自己的幕府，为学术同行提供研究与著述的条件。这些都直接推动了清代学术的传播。如在京师成为汉学的大本营，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汉学家云集于此，这种频繁的学术交流使安徽汉学学者的影响超过了原先的桐城学派，并使浙江形成了浙东学派，学术中心由乾隆中期的京师、江苏两地转向了京师、江苏、安徽、浙江四地。浙江在清初以理学与史学为盛，乾隆中期以后理学不显，史学得到大发展，经学也有发展，这与《四库馆》的开设有很大关系，与朱筠的号召与培养，均有很大关系。到嘉庆年间，阮元在浙江相继任学政、巡抚十余年，提倡汉学，开设幕府，培养学人，延大批学者在幕中，编纂《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等，汉学大兴，成为全国汉学重镇。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记载：
萧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所著书，初时鲜过问者。自阮文达来督浙学，为作序推重之，坊间遂多流传。时苏州书贾语人：“许氏《说文》贩脱，皆向浙江去矣。”文达闻之，谓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40]
清初的重要学派之一颜李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塨就是以游幕来行其经世理想，他的门人弟子，也是主要以游幕的形式向外传播颜李学说的。李塨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随张而素游幕于察哈尔的保安州；三十四年（1695年）、三十六年（1697年）至三十八年（1699年），两次应浙江桐乡县令郭金台之聘请，佐其幕事；郭对李塨“举邑以听”，李塨则“规金台以公听并欢，语金台以经济、恤狱。”“期年，政教大行。”三十九年（1700年）应山西应州于鲸之聘入幕；四十三年（1704年）至四十四年（1704年～1705年），应河南郾城知县温益修聘入幕，幕中除理刑名、钱谷外，主要是“论学议政”，“语益修减赋、弭盗、祥刑”。四十八年（1709年）至四十九年（1710年）应陕西富平知县杨慎修之聘入幕，幕中“论学议政。语慎修以选乡保、练民兵、旌孝弟、重学校、开水利诸政。又请以严转桶（按：官衙内宅门上安的转桶，方便内外宅文书及物品的传递）、谨书役、息词讼。”其间李塨想离开富平，县令杨慎修必欲挽留，以血书哀请，约期三月不到，即以死询。[41]
李塨游幕主要是为行道、传道，他在陕西、河南两地游幕时，均致力于宣传颜李之学。在陕西富平宣讲时，关中学者“黎长举学礼，鲁圣居学乐，蔡瑞生读孙吴，张潜士学平书，陈尚孚学易，文武在位，亦颇闻风向往。”[42] 他在河南偃城时，“多接中州士人，自是梁豫间有顔李学，其显著者曰安阳徐仲荣（徐适），原武张天章（张灿然），邬陵王次亭（王笃州），汤阴朱主一（朱敬）”[43]
李塨弟子中传播颜李学说的有恽鹤生、陶窳、黎长举、张潜士、张景蔚、张鹏举等人，他们都是游幕学者。[44] 一边游幕，一边宣传颜李之学。其中对颜李之学传往江南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恽鹤生和陶窳二人。颜李学派后来逐渐沉寂，对此，钱穆分析说：“恽皋闻（鹤生）与恕谷（李塨）书，自称‘六艺之事，不特身手未涉，即耳目亦未见’。今习斋（颜元）乃欲以举世所身手不涉、耳目不见者强人习行，亦徒见其迂阔而远事情。故习斋习行之教，不能以当身为务，而以复古为说，宜其一传而变为恕谷之考古；而恕谷复拘牵于习斋‘六府、三事、三物’之教，遂以周官、古文尚书为真古，而考古之业亦入于断港绝潢而不可通。颜、李之学，终于湮沉，不能大其传，而自此二百年学术，遂完全走入书生纸墨一路，吁！可惜也。”[45] 于是颜、李之学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受到正在兴起的汉学的影响，最终融于汉学之中。
【注释】
[1]《光绪大清会典》。
[2] 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8年，第45页。
[3] 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中华书局，1980年，第6页。
[4] 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5] 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33页。
[6]《清朝野史大观》第三卷，“曹御史请宽文字之禁”条，上海书店，1981年，第107页。
[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页。
[8]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页。
[9] 魏际瑞：《家书》，《魏伯子文集》卷二，清林时益辑宁都三魏全集本。
[10] 魏禧：《先伯兄魏祥墓志铭》《碑传集》卷一三七。
[11] 吴宏：《纸上经伦》“序”，见郭成伟、田涛点校整理《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12] 张云章：《陆先生辅墓志铭》，钱仪吉纂《碑传集》卷一三○，中华书局，1993年标点排印本。
[13] 夏定域：《顾祖禹年谱》，《文献》1989年，第1、2期。
[14] 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五。“顾祖禹不愿列名一统志”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744页。
[1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16] 周星誉：《王君星諴传》，《续碑传集》卷八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7]《大清光绪会典事例》卷三三O，“雍正四年上谕”。
[18] 汪辉祖：《梦痕余录》“嘉庆六年”。
[19] 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民国十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20] 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同上。
[21] 姚名达：《朱筠年谱·序》，民国二十三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史学丛书》排印本。
[22]《曾文正公杂著》，第四卷，第4页。
[23]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八六，《包世臣传》，中华书局，1977年。
[24]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4年，第200页。
[25]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十九。
[26]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第58页。
[27]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四三，《李善兰传》。
[28] 程培芳：《徐雪村先生传》，《碑传集补》卷四三。
[29]《碑传集补》卷四三。
[30] 戴震：《与方希原书》、《戴东原集》卷九。
[31]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东原集》卷十一。
[3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5页。
[33] 吕培：《洪北江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六年”。
[34] 洪亮吉：《中州金石记后序》，《卷施阁文乙集》卷六。
[35] 许同莘：《公牍学史》，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执笔经》，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36] 许同莘：《公牍学史》，见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执笔经》，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37]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第59～60页。
[38]〔美〕K·E·福尔索姆著，刘悦斌、刘兰芝译：《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僚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39]〔美〕K·E·福尔索姆著，刘悦斌、刘兰芝译：《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僚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40]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六，“阮文达推重经学”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633页。
[41] 冯辰、刘调赞：《李恕谷先生年谱》，“康熙二十四年至四十九年”，中华书局，1988年。
[42] 李塨：《恕谷后集》卷五，“与王崑绳书”。
[43]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四十一，《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
[44] 徐世昌：《颜李师承记》一至六。
[4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1～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