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笔者在长期的秘书学及秘书史教学过程中，逐渐对清代幕友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代幕友制，是我国历史上幕僚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与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督抚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自产生之时直到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论者认为，有清一代与幕友、胥吏相始终。幕友在辅助官员施政的过程中，发挥着秘书的参谋、助手作用，他们为主官草拟文书、管理事务、出谋划策，是官员施政离不开的左右手。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在其《清代的胥吏和幕友》一文中说：“幕友是官衙的长官雇佣的政治上的顾问或秘书官，又称为幕宾、幕客、内幕等。”（《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第514页。）他对幕友的定位是准确的。

清代文官队伍大约只有2万人，武官7000人（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如此少的官员队伍却能有效管理如此众多人口和如此广阔疆域的一个国家，行政效率不可谓不高。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就是在这支官员队伍的手中创造出来的。当然，康乾盛世除了有皇帝的励精图治，官员们的实心办事之外，不能否认，那些佐官出治的幕友群体的倾心佐治的功劳，是他们默默无闻的埋头于“簿书期会”，起草各种文书、收集各种档案资料，帮助主官定谳狱、催征赋，才一点一点地促成了康乾盛世。

这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各级各种幕府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他们的具体幕务与秘书工作有怎样的关系？作为一个职业，他们是怎样学习“幕业”的？有着怎样的职业道德规范？他们的就业和收入状况如何？在清代历史上，他们与学术、专业以及后来的近代化历程及各种新事物（报纸、电报、新式学校等）有着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有一些讨论，从20世纪30年代起，李鼎芳编著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就开始有意识的探索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清史专家郑天挺的《清代的幕府》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台湾学者缪全吉则从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入手对幕友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后，大陆学者郭润涛、朱东安、李乔等相继展开了相关研究，但这些研究均是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幕友制度。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郭建《师爷当家》则从法制史的角度展开研究。鲍永军《绍兴师爷汪辉祖研究》是对幕友个案的研究。王振忠《绍兴师爷》及好几本以《绍兴师爷》为书名的著作都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展开研究。时至今日，还未见到从秘书学和秘书史角度对清代幕友及幕僚制度进行研究的论著。

清代幕友制度上承中国历史上的幕僚制度，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首先，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发展的顶峰。皇帝的秘书机构也随着专制的加强而逐步独立于六部、内阁，成为皇帝最直接的参谋及办文机构，南书房和军机处就是朝廷的重要核心部门。地方官制也走了一条同样的路。由于佐贰官形同虚设，书吏又不可信赖，吏很难有上升为官的机会，且只有“工食银”，收入微薄，不得已，只能借各种陋规敲诈百姓，欺瞒官员；主官一人难以抵抗群吏，“清官难逃猾吏手”，所以官员只能自掏腰包聘请幕友帮助处理行政事务。于是幕府成了各级主官的“军机处”和“南书房”，六房成了执行部门。

其次，幕友业务很大一部分应该是佐贰官或书吏的工作，由于主官无法依靠佐贰官，又不敢依靠书吏，于是许多地方行政事务都要在幕府完成。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是先访聘幕友。组织好了幕府班子，官员才能上任。幕友的工作绝大部分是文书工作。陈天锡说：“天下文章，出于幕府”（陈天锡《清代幕宾中刑名钱谷与本人业此经过》，见《迟庄回忆录》第六编，第48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出版。）幕友们整天劳形案牍，簿书期会，处理着大量的官文书。除此之外，还要与主官咨商地方上兴利除弊的各项事务，成了主官不可或缺的“师”、“友”和秘书。

笔者力图从秘书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幕友们的具体工作，希望能较全面地勾勒出清代幕友制度的秘书学特征。

应该说，这项研究是艰难的。资料的收集、学识的不足，都是笔者要克服的困难。这本书，先后收集资料花了五年时间；为了对清代幕友有深入了解，我先后涉猎了古代官制、清代文书、清史等几个领域，较全面地了解了清代历史、历代官制及幕僚制度、清代文书等领域的知识，以免说一些外行话，犯一些学术上的常识性错误。经过五年的辛劳，终于获得了今天的成果，这本30多万字的专著总算完成了，可以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做学问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几年来妻子的支持是我巨大的动力，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又要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要为我打印手稿，付出了许多心血。每每看到她在灯下一边认真校正我文稿中的错误，一边飞快地打字时，我总有说不出的感动。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马进女士，感谢她多年来对我工作及学术研究的支持。

马晓刚　　

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