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代少数民族的医学

元代的医药学，无论是在中国传统医药学学说的发展上、医院的组织规模上，还是吸收少数民族医学成果上都是具有成绩的。可以说，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蒙古族医学历史很悠久，早在11～12世纪时，医药在蒙古族民间就已有一定发展。元代是蒙古医学的大发展时期，中统元年(1260年)设立“太医院”，掌管全国医药事务，统领所属医官。至元二十一年(1283年)改“宣差”(医官)为“尚医监”。中统四年(1263)在上都设置“惠民司”。至元六年(1269)设置“御药院”，后改设“御药局”，广纳藏、回、汉医精华，在上都专设回回药物院，掌管回回药事。药物品种、临床经验、治疗方法及医学理论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迅速发展，在管理方面亦自成体系。蒙古外科更为驰名，兀剌速惕、帖良古惕、客思的迷等各部，都以熟悉蒙古药剂、能用“蒙古方法”治病而“闻名于世”。^[23]所谓“蒙古方法”，主要是指对外伤的治疗，如用烧红的烙铁治伤口，或杀死牲畜剥取其皮裹患者伤口的皮疗^[24]，窝阔台的箭伤就受过烙治而愈。或者在战场上中矢流血，则多用口吮救活。《元史》卷149《郭宝玉传》载，成吉思汗西征时，汉将郭宝玉就是这样被救活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中，有蒙古牧民用肉苁蓉治病的记载。蒙古人也深知以马奶酒治病方法。回回人忽思慧《饮膳正要》中就有若干关于蒙医的饮食治疗经验，《元史》中也有以大黄治瘟疫的记载。13世纪以后，因汉族医药、回回医药、藏医药等相继传入，蒙古医药学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们不仅学会艾灸或烧石、烧地自熨等治病方法，还知道以刀决脉出血缓解病情^[25]。其传统的正骨术，在各族人民中也广为流传。藏传佛教传入后，由于各大寺庙多设有医学部，医学知识多为喇嘛僧掌握。

畏兀儿族的医学有较完整的体系，早在唐朝时颁行的《药典》《新修本草》，记载了今新疆出产的药物一百多种，反映了当地民族的医药经验。五代、宋朝时，西州回鹘（今吐鲁番地区）也有医学著作，在喀喇汗王朝时，畏兀儿医师伊麻木丁·喀什噶里精通外科手术，著有《医疗法规律释》。到了元代，畏兀儿族翻译家安藏将汉文《难经》《本草》等医书译为畏兀儿文，汉族也吸收了畏兀儿族的医学成就。

辽太祖之子耶律倍，惧其弟迫害而潜逃后唐，以通辽文和精医药、砭针之术而闻名。契丹人耶律楚材在其母的教导下，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术。成吉思汗定燕闻其名，召见之，用其所长。1226年，“从下灵武，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又如1235年以“水土异宜，疾疫将生”的意见，改变窝阔台欲遣回回人征江南、汉人征西域的议决，避免了军队水土不服和疾疫流行，为蒙古军的医疗保健作出重要贡献。

回回人的祖先即富有医学知识。还在其先民时代，他们不仅将中国医学传入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也将阿拉伯的医学传入中国。早在唐、五代的时期，就有祖籍四川梓州（今三台县）的波斯人李珣兄弟“以鬻香药为业”，写下了一部专谈外国药物（主要是阿拉伯世界）的书籍《海药本草》。此书已佚，从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书中，知道书凡卷“此采海药，亦颇详明”，且在该书和唐慎微《证类本草》等书中记录了121味海药。书中对药物的气味和主治，都有许多发现，不仅补充了《神农本草》《名医别录》《唐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之不足，并对《唐本草》《本草拾遗》中的一些错误地方进行了纠正。书中还结合具体药味性，进一步阐明药性中的“相反”“相恶”“相需相使”等诸作用。这是辨证施治在医学上的又一运用，特别要指出的，书中还介绍了唐、五代以前中国人不知道的15种药物，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药物学的进步和发展。

元代回回医药学是很发达的。元初，在中央即有回回医药机构——广惠司的设置。《元史·百官志四》记载，该机构专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又在大都（今北京）及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各设一个回回药物院，以掌管“回回药事”。元至治二年复将二药物院划归广惠司辖领，叙利亚人、景教徒爱薛是广惠司的创建人。回回人答里木于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被授予药院达鲁花赤（最高行政长官），后迁回回药物院。元朝名臣答失蛮之子买奴，也于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年）以积劳授予御药局达鲁花赤，升太医字经历，“举名医久次者，奏补以官，大兴医学，以淑后进”。现存之《回回药方》残卷，或即来自回回药物院医方底本。

《回回药方》杠抬按压法治疗脊椎骨折

管理上都医药机构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爱薛(1229～1308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负责元的医药工作。爱薛“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初事定宗，直言敢谏。时世祖在藩邸，器之”。《元史》卷134《爱薛传》记载，中统四年，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改广惠司，仍命领之。又“中统间，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至元戊辰兼广惠司”。他在上都有宅第，以82岁高龄“薨于上都之私第”^[26]。他的第五子鲁合，任广惠司提举。上都广惠司的医药工作者都是回回人，元统元年(1333年)广惠司卿聂只儿治疗奇疾，留下记载，“元统甲戌三月二十九日，(杨)在内署，退食余暇，广惠司卿聂只儿‘也里叮温人’言，去岁在上都有刚哈剌咱庆王，今皇姊之驸马也，忽得一证，偶坠马，扶起两眼睛俱无，而舌出胸，诸医束手，惟司卿曰，‘我识此证，因以剪刀剪之，剪下之舌尚存。广惠司者，回回人隶焉”^[27]。说的虽有些夸大，但也反映出聂只儿在上都给刚哈剌咱庆王做了一次成功的外科手术，表明上都是一个有高水平医生的医疗地点。另外，元末杭州回族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

元代回回人的医术也是十分高明的。据记载，有的回回药物可治一百二十种症，“每症有汤引”。回回医药除为其他少数民族，如拂林人、畏兀儿人等所接受外，更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王沂的《老胡卖药歌》惟妙惟肖地描绘道：“西域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竞来集。”“金丝膏药熬较好，伤折近人人苦多。川船南通有新药，海上奇方效如昨。”王沂所歌的这位坐摊卖药的“老胡”早年曾是一位“西域”贾商。他贾贩些什么，是否贩运药物，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医术独精，却是世人所不及。再如贯云石在钱塘（今杭州）曾“卖药市肆，混于居人”，丁鹤年在四明（今宁波）也曾“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一直到清末陕西回回贩药于民间者依旧不少。在元人笔记中，对回回医生用外科手术治愈奇症者多有描述。回回药师在社会上享有盛誉。如大都有一小儿头痛甚剧，回回医官用刀划开额上，取出一小蟹，坚硬如石，尚能活动，疼即立止。苏州一过客马腹膨胀倒地，一“老回回”在马左腿割出一小块东西，马即立起^[28]。还有一些走街串巷的江湖医生也很受欢迎^[29]。又如有一种名为“火失剌把都”的回回药，据说可治120种病^[30]。这些医药知识已经成为中国医药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回回医药书籍最初可能是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传入中国，一些穆斯林学者将其翻译成汉文，或者重新编写成汉文表述的伊斯兰医书。元政府也着力收集各民族的图书文献，回回医书药典当然是在搜罗范围之内。元王士点《秘书监志》卷7录有回回图籍名称数十种计六百余部，其中一部名《忒毕医经》，元秘书监存此书13部（卷）。“忒毕”，乃阿拉伯文书名Tibb之元代汉语音译，意为“医学”，是元代此书名称的意译。现存的4卷残本《回回药方》是明洪武年间翻译的，它所依据的原本应是元代大量传入中国的阿拉伯医药典籍。据宋岘先生考证，《回回药方》基本内容是译自中亚阿拉伯医学家拉齐、侯奈因、萨卜而、麦朱西、伊本·西那等人的伊斯兰医学经典。其中的一百一十余首方剂同伊本·西那的《医典》方剂完全相同。这表明，中古时期，伊本·西那《医典》等医书不仅流传到了欧洲，而且也传到了中国，并有了汉文译本。由此证明《回回药方》是伊斯兰科学文化于13世纪由回回人传到中国的重要史实，是传统中国文化与外来的阿拉伯、波斯文化相融合的结果。回回医药学知识的大规模传入中国，使中土民众的眼界大开，原有的《本草》类著作的缺陷暴露得十分明显。元世祖忽必烈曾对旧《本草》“中土且遗阙多，又略无四方之药”表示不满。忽必烈显然接受过回回医师的治疗，服用过回回药物，并就汉药和回回药的问题向汉族医生们询问过《本草》收药的情况。

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是一本研究食物医药学的专著，其中也保存了一些回回药物及方剂。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应用。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少数民族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回回医药学在继承回回传统医学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向结合中国传统医学优势互补的方向发展。这对于两者的发展，无疑都是有益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元代回回医学家萨德弥实及其《瑞竹堂经验方》十五卷。回回人萨德弥实，字谦斋，泰定年间曾任建昌州知州。在职期间，他吸收考订名医药方，著《瑞竹堂经验方》，“以惠斯世”^[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