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回司天监与司天台

元朝时期，少数民族出现许多精通天文的学者。精通天文的畏兀儿族学者阿鲁浑萨里，自幼聪敏，天资过人，有很好的家庭教养，师承于国师八思巴，既有渊博的科学知识，又兼通多国语言。世祖爱其才华，任命他为集贤馆学士，兼太史院事。阿鲁浑萨里在元代文化领域内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尤其在天文学方面成就更高。契丹族著名学者耶律楚材，不仅在政治上建树颇多，而且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释老医卜之说，是一位文理兼通的学者，他修订了蒙古汗国初年承用金朝的历法。

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这与回回天文学分不开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召“回回为星学者”。回回人带来及翻译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元代的国家天文研究机构，起初是利用在中都遗留下的金代天文台，其上的仪器是从宋的汴梁运来的。元世祖中统年间，政府设置西域星历司。中统四年(1263年)，朝廷曾命回回爱薛^[4]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元史》卷134《爱薛传》记载，爱薛“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但有关西域星历司的始置时间、属员配备、天文工作及废止年代，因文献记载简约无法追述。“至元八年，以上都承应阙官，增置行司天监”。1271年，元朝正式设立回回司天监。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在金中都之东北重新建了一座大型天文台，是为大都天文台，金的天文台被废弃。同时在河南登封也建了一座观星台，这是个地方观测站。

《元史》卷90《百官志六·回回司天监》记载，元代回回司天监之设，“秩正四品，掌观象衍历。提点一员，司天监三员，少监二员，监丞二员，品秩同上；知事一员，令史二员，通事兼知印一人，奏差一人。属官：教授一员，天文科管勾一员，算历科管勾一员，三式科管勾一员，测验科管勾一员，漏刻科管勾一员，阴阳人一十八人。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至元八年，始置司天台，秩从五品；十七年，置行监。皇庆元年，改为监，秩正四品。延祐元年，升正三品，置司天监。二年，命秘书卿提调监事。四年，复正四品。”《元史》详细记载了回回司天监的职能、机构设置、品级及沿革、编制等。回回司天台，有时还叫上都司天台。因在大都原金司天台之北方，故当时又称北司天台。回回司天台所在的承应阙遗址至今尚存，现存的高度仍有约8米，估计原高在10～12米，由东、中、西三个台形连在一起，而台体均向南延伸。回回人最早在司天监任职的是来自伊儿汗国的札马鲁丁。

按元制，司天监专职人员需子孙世袭，“至治三年(1323年)三月二十五日，拜住怯薛第三日速速在(左)丞特奉圣旨，太医、阴阳、匠官不教丁忧，休致仕者，后他的子孙休承荫者，他要祖父母木事学的呵，斟酌委付者”，元廷还规定，“司天台执事者，恐泄天文，不可流之远方。随朝应承技艺者，太医、阴阳、匠官，免丁忧致仕”^[5]。终元一代，供职于回回司天监者，基本为来自西域的回回人、也里可温人及其后裔。

元代回回人供职于司天监者，除札马鲁丁外，尚有可马剌丁其人。至元十五年，在任司天少监时，可马剌丁曾主持编写“回回历”。按《元秘书监志》记载，安西王阿难答曾要求可马剌丁每岁制“回回历日”两部，以供其使用，并规定所需纸张要用上等的“回回纸札”。此外，《元秘书监志》中多次提到的苫思丁也长期任职于回回司天监，但其事迹不详。

另外，爱薛也是回回天文学东传的代表人物。早在蒙哥时期，他就以精通回回天文学在哈剌和林为蒙古统治者效力，爱薛被认为是“十三世纪下半叶忽必烈左右最有势力的基督教徒”^[6]。国内外学者对其有许多深入的研究。爱薛对中国天文学的贡献，即在于他曾做过西域星历司的负责人，参与过回回天文学的引进工作。又按元人朱德润记载，曾任洪城屯卫百夫长的回回人马合麻，中统初年“以天文之学获知于朝”^[7]。此外，马可·波罗记载，“在汗八里城的基督教徒、撒拉逊人和契丹人中，约有五千名星占学家和占卜家，他们的衣食由皇帝供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观象仪，上面画有星宿的符号、时间和它的全年的几个方位各派的星占学家，每年要对自己的图表进行检查，以便确定天体运行的轨道和相互间的位置，他们从各种符号的星宿在轨道上运行的图像中，发现天气的变化。并且，用这样方法预测每月的特别气象。例如，他们预言某月将有宙鸣、暴风雨、地震，某月将有闪电和暴雨的袭击，某月将有疾病、死亡、战争、冲突和阴谋等等”^[8]。虽然，马可·波罗所讲人数有些夸大，但少数民族天文学家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