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音乐、舞蹈

大蒙古国盛时，其礼乐不但保留着许多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同时还吸收金朝、西夏和南宋的部分器乐，一起参用。《元史·礼乐志》载：“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乐。”“而世祖命宋周臣典领乐工。又用登歌乐享祖宗于中书省”。不久复命王镛作“大成乐”，括民间所藏金朝乐器。1266年（至元三年），又以宫县、登歌文武二舞于太庙，各配以乐章。成宗铁穆耳时，又制郊庙曲舞。直至爱育黎拔力八达统治时，“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79]。叶子奇《草木子》指出，“大朝会用雅乐，盖宋徽宗所制大晟乐也；曲宴用细乐胡乐；驾行，前部用胡乐，驾前用清乐大乐。其部队遵依金制。驾后用马军、栲栲队。其俗有十六天魔舞，盖以朱缨盛饬（饰）美女十六人，为佛菩萨相而舞”^[80]。乐器也有筝、琵琶、胡琴、火不思等多种。乐曲有大曲（18种）、小曲（12种）之分。

元代回回人还带来了中亚地区的一些音乐和乐器。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元代较为流行的回回曲有《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三个曲目。有学者认为《伉里》曲可能是西域康里国流行的曲目之一，随回回传入中原。元朝对中国音乐的主要贡献是推广回回乐器——兴隆笙、殿庭笙、火不思、唢呐、琵琶（批把），还有竖箜篌、扬琴、五弦、横笛、都县鼓、毛员鼓、羯鼓、铜钹、贝等主乐器，分别来自波斯和埃及等地。其中火不思（又译“浑不似”）本是一种四弦的波斯弹拨乐器。《元史》卷71《礼乐志五》记载有它的形制：“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树溘，以皮为面，四弦，皮纟并同一孤柱。”胡琴也是一种拉弦乐器，源于阿拉伯半岛。《元史》卷71《礼乐志五》记载该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马可·波罗也曾谈到蒙古人使用一种二弦乐器，看来正是这种胡琴。胡琴流入中原后又得到发展，演变成二胡、京胡、板胡、四胡等不同类型，现已成为在乐器演奏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乐器琵琶。兴隆笙为中统年间（1260～1263年）“回回国”（伊斯兰国家）所进的一种乐器，元廷极为重视。《元史》卷71《礼乐志五》也记载有它的形制：“兴隆笙制以楠木，形如夹屏，上锐而面平。缕金雕镂枇杷、宝相、孔雀、竹木、云气。两旁侧立花板，居背三之一。中为虚柜，如笙之匏。上竖紫竹管九十，管端实以木莲苞。柜外出小橛十五，上竖小管，管端实以铜杏叶。下有座，狮象绕之。座上柜前立花板一，雕锼如背。板间出二皮风口，用则设朱漆小架于座前，系风囊于风口，囊面如琵琶，朱漆杂花，有柄，一人挼小管，一人鼓风囊，则簧自随调而鸣。”据学者考察，由穆斯林传入的这种乐器，是古代欧洲盛行的一种古风琴。此外，中国的传统乐器之一——“筝”，这一时期也通过蒙古人传入波斯。波斯语中的chank，正出自汉语“筝”。回回音乐与中国音乐一同构成元代宫廷音乐，礼部下设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乐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仪凤司下，又常设和署“管领回回乐人”。元代回回乐不仅供宫廷蒙古统治者欣赏，也传入民间，受到全国各地人民喜爱。

另外，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东来，天主教音乐也传入中国。据孟德科维诺写给教廷的书信所载，他就曾在大都向教会收养的儿童教授《圣歌》30首。其中，“已有十一人知悉祭圣乐曲。余为之组织歌唱队，每逢星期日，则在教堂中轮流服务。余莅堂或他往，诸童皆能不懈其职……唱歌时，皇帝陛下亦尝闻而乐之。祭圣时，余与诸童共同行礼。钟磬之清亮，至礼毕乃止。歌曲皆由自编，仅以悦耳为限，因余无乐谱及音符书故也”^[81]。所以，他请求教廷派人捎来唱歌乐谱等书。此后，教廷方面曾数次派人来元朝，这些天主教圣乐曲谱也必然带入中国。

【注释】

[1]本节内容可参阅乌恩：《元朝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光明日报》2006年9月4日。

[2]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6《礼俗篇》。

[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

[4]参见郭英德：《风俗》，载《中华文明史》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89～590页。

[5]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8《总论元文化》。

[6]《宋元学案》卷90《鲁斋学案》。

[7]《宋元学案》卷91《静修学案》。

[8]许衡：《许文正公遗书》卷3《语录》下。

[9]许衡：《许文正公遗书》卷5《中庸直解》。

[10]许衡：《许文正公遗书》卷2《语录》下。

[11]吴澄：《吴文正公遗书》卷2《答人问性理》。

[12]《宋元学案》卷92《草庐学案》。

[13]刘因：《静修集》卷1《叙学》。

[14]刘因：《静修集》卷1《叙学》。

[15]《通制条格》卷5《学令·科举》。

[16]苏天爵：《滋溪文稿》卷5《伊洛渊源录序》。

[17]《元史》卷202《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532页。

[18]《佛祖历代通载》卷21《海云传》。当时南进的蒙古军右军统帅是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海云所见，当为窝阔台。

[19]《至元辩伪录》卷3。

[20]《佛祖历代通载》卷21《海云传》。

[21]《佛祖历代通载》卷22《普觉英辩传》云：“教自隋唐以后，传者各宗其说，遂派而为三：由止观之门，观假而悟空，观空而趋中，以入于实相，为天台宗；会缘入实，即俗而明真者，为贤首宗；穷万有之数。

[22]刘仁本：《羽庭集》卷2《送大璞玘上人序》。

[23]《元史》卷202《释老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524页。

[24]《佛祖统纪》卷48、《大藏经》卷49。这段记载可与宋本《中峰道行碑》所谓“时尊教抑禅”之说相印证。然据《佛祖历代通载》卷22《云峰妙高传》，经过廷辩，教僧仙林“辞屈，上大说，众喙乃息。禅宗安堵如初”。恐怕是曲笔。

[25]赵孟頫：《松雪斋集》卷9《临济正宗之碑》。

[26]《新纂云南通志》卷92《金石考》12《重建玉案山筇竹寺记》。

[27]宋本：《中峰道行碑》；祖顺：《中峰和尚行录》。俱见于《中峰广录》附录。按宋本所撰碑，又孱入郑元祐：《侨吴集》卷12，某些文句略有小异，可参见。

[28]《佛祖历代通载》卷22《惠汶传》。

[29]《佛祖统纪》卷54《事魔邪党》引良渚语。

[30]童玮等：《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12期。

[31]其碑文曾收入《和林金石录》，但与原碑文有一定出入。见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32]王磐：《陕西金石志》卷25《张志敬道行碑》。

[33]（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06页。

[34]参看《鲁不鲁乞东游记》，载（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03页。

[35]元称西夏政权辖地曰唐兀，约当今之宁夏、陕西北部、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和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

[36]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文物》1961年第8期。

[37]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6页。

[38]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2页。

[39]参见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年，第179页。

[40]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41]见田坂兴道：《伊斯兰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东京，1964年，第773页。

[42]《唐会要》卷49，天宝四载九月诏。

[43]黄溍：《黄金华集》卷43《马氏世谱序》。

[44]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4页。

[45]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6页。

[46]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4页。

[47]参见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210页。该碑存开封博物馆。

[48]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6页。

[49]陈高：《不系舟渔集》卷12《竹西楼记》。

[50]《明太祖实录》卷64。

[51]《大明律集解附列》卷11《礼律》。

[52][元]郝经撰：《陵川集》卷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53][元]杨奂撰：《正统八例总序》，载《元文类》卷32。

[54]洪业：《〈蒙古秘史〉源流考》，刊于《哈佛亚洲学志》第14卷第3～4期，1951年。

[55]王恽：《玉堂嘉话》卷1，收入《秋涧先生大全集》卷末。

[56]穆德全：《元代回回人分布江浙考》，《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57]王祎：《王忠文公集》卷17《鲍信卿传》。

[58]《新元史》卷243《必兰纳识里传》。

[59]顾奎光：《元诗选》卷首《元诗选序》。

[60]元人著述多称其为西域人，朱德润《存复斋集》卷10《题高彦敬尚书房山图》并称：“高侯回纥长髯客”；张雨《贞居先生诗集》卷3《高尚书山水，仲川第请题横幅上》：“我识房山紫髯叟。”

[61]柳贯：《柳待制文集》卷18《题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尚书绝句诗后》；吴师道：《吴礼部集》卷18《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诗》。

[62]萨都剌《元史》无传，事迹主要散见于他和与他同时代的诗文以及明清以来的著述中，因而生卒年及履历有多说。张旭光《萨都剌生平仕履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与《回族诗人萨都剌姓氏、年辈再考订》（载《扬州师范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也可存一说。

[63]《雪楼集》卷25。

[64]《元诗选·萨都剌小传》。

[65]隋树森：《全元散曲》上册，（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第74页。

[66][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67]杨景贤十八本杂剧有：《天台梦》《生死夫妻》《翫江楼》《偃时救驾》《西湖怨》《为富不仁》《待子瞻》《三田分树》《西游记》《红白蜘蛛》《巫娥女》《保韩庄》《刘行首》《盗红绡》《鸳鸯宴》《东岳殿》《海棠亭》《两团圆》，见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284页。

[68]王士禛：《香祖笔记》卷1。

[69]萨都剌的族属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还有认为是回族之说。

[70]曹寅本《录鬼簿》作《鲁大夫秋胡戏妻》。

[71]《通制条格》卷5《亦思替非文书》。

[72]倪瓒：《清宓阁全集》卷9《跋画竹》。

[73]张羽：《静居集》卷3《临房山小幅感而作》。

[7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题高彦敬尚书、赵子昂承旨共画一轴》。

[75]学界多认为高克恭绘画题材仅限于山水、墨竹，实际对兰、蕙、梅、菊等花卉也有涉及，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7《题彦敬、子昂〈兰蕙梅菊画卷〉》。

[76]善住：《谷响集·为陈仲孚题薛公远墨竹》。

[77]刘仁本：《羽庭集》卷2《题米元晖〈青山白云卷〉》。

[78]自题画竹诗曰：“子昂写竹，神而不似；仲宾写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两此君也。”（见王逢：《梧溪集》卷5《高尚书墨竹为何生性题》）此语亦得时人首肯。

[79]《元史》卷67，中华书局，1976年，第1664页。

[80]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81]《孟特·哥维诺1305年书信》，引自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