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译著

为适应各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代涌现了一批文字学家和翻译家。少数民族翻译家在翻译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历史著作、儒学典籍方面的翻译在元帝国内务工作中，尤其重视汉族文史典籍的翻译和历代治乱之经验。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是畏兀儿人安藏和回回人察罕。据记载，安藏幼时天资聪慧，并有较深的汉语基础，后来学习佛教经典，精通儒学，在翰林中颇负盛名，宪宗时曾被召入宫。元朝初建时，百废待兴，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安藏本着“读经史，以知古今之治乱；正心术，以示天下之向背”的目的，先后将汉文典籍《尚书·无逸篇》和《贞观政要·中签篇》译成蒙文，进呈元世祖忽必烈。时隔不久，又奉旨翻译《尚书》和《资治通鉴》。另一杰出的人物是察罕，《元史》卷137《察罕传》记载:“察罕，西域板勒纥城人也……博学强记，通诸国字书”。他是一个历事四朝从政近四十年的老臣，因博学多才而得皇帝的宠爱。仁宗在位时“尝译贞观政要以献帝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且诏译帝范”。上述翻译的诸书均系元以前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管理国事的实录和历史经验。又译四书五经等书，作为蒙古国子学教材。安藏和察罕翻译的重点都是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经世致用的典籍。这些典籍的翻译，对于当时制定的政策、法令，必定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时，他们翻译的这些汉文典籍便于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元统治者了解汉文化，并对促进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是大有裨益的。

少数民族文史著作的汉译回回人察罕在翻译《贞观政要》和《帝范》后不久，又根据仁宗旨意，将蒙文《脱必赤颜》（《蒙古秘史》）、《圣武开天纪》《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少数民族著作译为汉文。汪古人马祖常将《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翻译为蒙古文（《元史·马祖常传》）。汉人鲍信卿是著名的蒙文专家，元贞初曾选编史传中的故事及时务切要者二百五十余条译为《杂目》，又编蒙古、畏兀儿语法为《贯通集》《联珠集》《选玉集》等。^[57]此举对丰富祖国各民族的文化历史、增进民族间的了解、加强民族间的友谊起了很大作用。这些典籍为《辽史》《金史》《宋史》的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佛教经典的翻译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元代翻译了如《大藏经》《戒本》《菩萨修行化生经》《五护经》《佛说十二颂》《大乘庄严宝度经》《大涅槃经》等佛经。稍后于安藏的大翻译家迦鲁纳答思通晓多种语言——畏兀儿文、梵文和藏文，又通佛学，并拜国师八思巴为师，这就为其翻译佛经打下良好基础。所以，在他用畏兀儿文翻译了《西天西番经论》之后，忽必烈便命刻版印刷，赐诸王大臣学习，可见对其译作的重视。而另一位翻译佛教典籍的畏兀儿人必兰纳识里通晓的语言达四五种之多，在佛经方面的翻译更见长。“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第功德经”^[58]。如此之多的佛经翻译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可以说，元初翻译家推动了各少数民族积极学习汉文化、掌握汉文化。翻译家还使异域诸国的先进文化广泛地被吸收进来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