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元朝“世界史”的研究

元朝大一统的局势及其广阔的疆域，不但加强了中原与边疆的联系，而且不断扩大了与域外的交通，形成元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特征。中外交往，不分此疆彼界的社会条件，大大开阔了元代史学家的眼界。史家总结历史、认识世界的历史意识有了提高，边疆史地、域外史地著作的数量不断增多，其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皆超越了前代。元代开阔的历史意识及与此相关的史学成就，对明代西洋航海和海外记述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清代后期的西北史地及其他边疆史地的研究和外国史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元人写的“行记”，较以往各代为多为好。名为“行记”，实为真实历史的笔录，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长春真人西游记》是全真教主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在随师经蒙古草原、天山和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1220～1224年，往返觐谒西征中亚的成吉思汗的记录。丘处机死后，由李志常就途中见闻写成此《游记》，为研究元代的新疆和中亚史地及中西交通史的一部重要资料。钱大昕为《游记》作了跋语，王国维和张星烺皆为此书作了注译。国外有俄、法、英文译本。

元人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是记载1218年随成吉思汗西征中亚时的见闻。《西使记》一书，是记载蒙古宗王旭烈兀1259年前后在西亚的纪实。此时，旭烈兀正忙于稳固波斯和筹划征讨叙利亚，由下属常德口述，刘郁（刘祁之弟）记录成书的。因为《西使记》在史料价值上的珍贵，曾被收入《玉堂嘉话》《说郛》《元史类编》《古今图说》和《海国图志》等书中。1825年（清道光五年）曾译成法文，1865年（清同治四年）又被法人鲍梯译成法文，1875年（清光绪元年）俄人又将其译成英文，被西方学者所推崇，可见《西使记》一书的重要性。

《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西游录》和刘郁的《西使记》是由元人记载的13世纪中亚和西南亚历史面貌和风土人情的珍贵史料。元统一以后派到真腊（今柬埔寨）的使者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介绍了柬埔寨13世纪的历史和中柬关系，外贸商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元代海外90多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和元代的亚非关系以及中外贸易状况。另一本著作《安南行记》是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派往安南的副使徐明善写的此次出使情况。

元人写国外的行记，属元代史学的内容，外人写元代在中国的游记，同样也属于元代的史学，这是由于元国际威望的提高和中西交通的沟通而扩大，从而丰富了元代史学的内容。古老的丝绸之路，在元代又得到了恢复和延伸，它已不属于纯商业贸易之路，在政治和军事上，它已成为元与西方宗王联系、报聘和觐见的通道。1245年罗马教皇派传教士地迦尔宾到和林会见贵由汗，1253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派教士卢布鲁克到和林会见蒙哥汗，这两个人回国后都写有行记，记录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是研究蒙古族历史和元史的重要资料。元代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东方闻见录》是他在华17年中所记元朝中国见闻。书中对各大城市的驿站制度及朝见元世祖忽必烈时的宫廷仪礼及忽必烈的风仪，都有着翔实的描述，是研究元代历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珍贵史料。此后，非洲摩洛哥大旅游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曾到过中国的广州、泉州和杭州等地，对元朝中国城市建筑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流传以及回回人在浙江的分布有着可信的记载^[56]。波斯史家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和拉施特的《史集》，特别是《史集》中蒙古族部分内容丰富，具有权威性的史学价值，对13世纪蒙古史、中亚史和元史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珍贵史料。其中关于元世祖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及西北诸王的矛盾，比《元史》所载较详，是研究元史和蒙古史的重要史料。朝鲜（元称为高丽）李朝编纂的《高丽史料》为元朝与高丽的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归附元朝的交趾人编纂的《安南志略》是研究元代中国与交趾、占城关系史和元代政治状况的一部有价值的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