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教

入元以来，元朝政权同样面临着如何争取汉族士人支持的问题，故对道教亦同样表示崇奉。公元1219年，当成吉思汗还在率军西征时，就迫不及待地遣使臣前去登州宣召当时全真道首领丘处机，丘处机当时已先后拒绝金、宋的邀请，正在山东观望形势。接到成吉思汗的诏命之后，便不辞“冒雪冲霜”，万里跋涉，率领弟子赴诏。他在见到成吉思汗之后，即积极为其统一天下献策，从而受到殊宠，为全真道在元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吉思汗下诏将他所居之太极宫更名为“长春”。元太宗窝阔台在即位之前，便于1229年7月在乾楼辇接见了全真道士李志常。同年8月窝阔台即位之后，李志常便一直受其尊崇，屡被征聘，赐号“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窝阔台还为他修建终南山祖庭重阳宫以及其他许多宫观。

成吉思汗赐丘处机圣旨碑

元代统治者对道教是十分尊崇的，所尊崇的重点则前后略有不同。在灭南宋之前，主要是对北方的全真道、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道派的大力争取和利用，尤以争取利用全真道最为突出。这是由于全真道的影响远在真大道教和太一道之上，特别是在山东地区，成为蒙、金、宋三方争夺的对象。在灭南宋以后，其重点转为争取南宋统治区内最有影响的天师道。这种前后重点的不同，是从建立和巩固其统治出发的，而道教在元代统治者的崇奉下也获得很大发展。在元统一全国之后，天师道在北方得到迅速传播，全真道则在江南有较大发展。其他力量较为薄弱的各派道教则分别与天师道和全真道相融合，逐渐形成正一道与全真道两大派别，在明以后继续流传。在南宋与金、元对峙及元统治的历史背景下，当时文士入道者较多，形成汉族士人与道士的结合，许多道教领袖人物均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名士交往密切，这对提高道教的素质和促进道教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道教的教理、教义在道教内部各派相互融合以及道、儒、释融合的基础上，以内丹学说为主流，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

元政府除了对各派掌教竭力加以控制外，还设置专门机构，对“教法”以外的事务，特别是涉及国家与道教之间关系的各种有关事务加以干预和管理。在中央，以道教隶集贤院；地方上各教门，郡置道官一人，领其徒属，用五品印。宫观各置主掌，元代道官主要有道录、道正、道判、提点等。道官虽多由道士充任，但一般由政府任命。地方上的道官衙门和宫观之间有时也会发生冲突。

元代道教人物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长春真人丘处机。丘处机是全真道创始人王喆七弟子之一。他死后，全真掌教尹志平（1169～1251年）、李志常（1193～1256年）在促成本宗的全盛方面显示了经营大家的才干，在他们的主持下，全真道进行了几项大规模的活动。其中包括为丘处机举行显耀的葬礼，大兴土木、广建宫观，乃至筑道院于和林；在终南祖庭会葬祖师王喆，并扩建重阳万寿宫；刊行道藏；在广度门徒的同时，竭力争取朝廷的信任和支持。

由于蒙古帝国版图辽阔，道教随着被蒙古人征发的汉人传播到遥远的边疆。13世纪20年代，阿力麻里的道教徒曾设立三坛。和林城的一所道观“三灵侯庙”一直存在到元末。和林遗址额尔德尼召至今存有至正九年（1349年）所立的“三灵侯庙之碑”^[31]，参与建设这所道观的有各族的民众。元代刊刻的道藏《玄都宝藏》，是由全真道在其全盛时代主持完成的，“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己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自重阳王真人（即王喆）至李真常（即李志常）凡三传，学者渐知读书，不以文字为障蔽”^[32]。为了争取道流正宗的地位，扩大传道手段，全真掌教尹志平决定命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藏。前后设经局27处，以管州（治今山西静乐）所存《大金玄都宝藏》为基础，搜求遗佚，加上全真道人的著述，一并刊刻入藏，陆续印造了一百数十部。元刊道藏共计七千八百余卷，约比《大金玄都宝藏》多一千四百卷。可惜道藏刊成后不久，便遭到蒙哥时代和至元十八年（1281年）焚经之祸。明正统道藏《阙经目录》所著录者，绝大多数系因元代焚经而致亡阙。元代南方一些较大的道观，也保存了部分道藏，其来源大都是从两宋幸存下来的《政和万寿道藏》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