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政权对儒学的推崇

蒙古贵族占领北方地区后，面临着如何来统治这个原来是封建机制运转下的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的问题。其实，早在成吉思汗和蒙哥从欧洲回师东向、征战中原的时候，蒙古统治者就注意网罗汉族知识分子或已严重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为己用，像耶律楚材、元好问、郝经、郝枢、杨惟中等。蒙古人通过他们接触了儒学，从而有助于蒙古族的汉化。

元加封孔子诏碑

到了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时候，儒家学说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当时尽管赵复、姚枢、刘因、许衡等人大力倡导程朱理学，但并未立即被官方认可。只是由于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极力鼓吹，元蒙统治者便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推行汉化，适度地尊重儒学，并具有一种相当自觉的意识。忽必烈本人对儒学大师尊礼有加，除了任命这些儒学大师一些相当重要的职位外，还欣然接受“儒教大尊师”的称号，并真诚地接受那些儒学知识分子向他传授儒家的“三纲五常”“正心诚意”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儒学的地位在元朝获得真正的确立，还是在仁宗的时候，即1313年设立的科举法，由此开始以经义取士，程朱理学才终于上升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至高地位。

忽必烈即位以后，迅疾任命许衡为国子祭酒，使贵族子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随后又增设蒙古国子监，以儒家文化教育蒙古贵族弟子。1313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并规定中试者可选聘为官。这既增加了汉族知识分子的仕宦途径，也使得儒家思想在蒙古、色目人中进一步得到传播。1287年，立国子监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为生员，初120人，后增至400人。

随着儒学在蒙古贵族中的传播，儒学经典开始大量地被译成蒙古族的语言，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当时都有蒙古语译本。文宗时，在大都建奎章阁学士院，以精通汉文化的翰林学士为奎章阁大学士，又设授经郎二员，讲授经学。凡此种种，不仅聚集了人才，而且有助于汉文经史和儒家思想在蒙古和色目官员中传播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