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族文化的开放性

元代文化的开放性态势非常突出，表现为规模盛大的中外文化大交流。蒙古族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元代版图十分辽阔，《元史·地理志序》记载，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在这广袤的天地和文化视野中，中华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便以空前宏大的气势展开着。

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中国的西部和北部的边界实际上一直处在开放的状态上。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大规模地迁居中国，造成“回回遍天下”的态势，一个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汉语而又浸润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传统的回回民族日渐形成。

元代中西交通的开辟和畅达，为基督教传入中华创造了有利的气候和土壤。元朝人称传入中华的基督教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有两大派别，其一是流行于唐代的景教，即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其二为初次入华的罗马天主教。景教早在西安和大江南北遍设教堂，其教徒遍及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山东、直隶以及广东、云南、浙江等地。天主教则首先立足于元大都，然后将传教触角从帝都向外地扩展，教徒发展至3万余人。

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五十多个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元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入中国科技界。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上，充分吸取了阿拉伯天文学成果，制定了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授时历》。《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跟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历（格里哥利历）完全相同，但它却比我国晚了三百年。

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与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先传入阿拉伯，再传入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中国的印刷术也经由蒙古统治下的波斯以及突厥统治下的埃及传入欧洲。中国的历法、数学、瓷器、茶、丝绸、绘画、算盘等也通过不同的途径，在俄罗斯、阿拉伯与欧洲世界广为传播，世界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而更加辉煌灿烂。

可以说，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