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文化的兼容性

元朝民族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具体地说：

宗教方面　蒙古族主要信奉萨满教，也有一部分信奉景教。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后，向外扩张，接触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蒙古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给予保护和支持。各种庙宇林立，多种多样的宗教活动连年不绝，声势之盛为前代所未有，成为这一时代文化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元朝的都城大都、南方的海港城市泉州，都是多种宗教并存之地，从而形成了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局面。

八思巴文圣旨金牌

语言文字方面　元朝统一后，版图内有多种民族，语言文字各不相同。前四汗时期，官方使用畏兀体蒙古字、汉字和“回回字”（波斯文）。忽必烈命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后称蒙古字，俗称八思巴字，实际上是一套字母体系，主要用来拼写蒙古语，也可以拼写汉语。重要的诏令文书都用八思巴字书写，其次才是汉字。此外，元朝通行的文字，还有畏兀体蒙古文、藏文、畏兀文（用畏兀字母书写畏兀语）、回回文字（波斯文）等。多种语言的流行以及多种文字的使用，带来翻译人才的众多和翻译作品的发达。与之相应，还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翻译文体，即所谓蒙语硬译文体。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而自由创作。同时，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