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文化的互补性

元代是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即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定型时期，是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必然使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与唐宋以来传承下来的社会精神风貌发生相当重大的变化。以民俗文化为例，蒙古族和西北各族的民俗文化也相继传到了中原和江南汉族地区，中原汉族的民俗文化也传到并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这种文化影响的对流和互补性，形成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大交流。历史证明，无论是汉族，还是蒙古族及北方各族，在这种文化大碰撞、大交流中，都力图在保持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某些优秀文化成分，构成多民族的文化优势互补性，从而共同谱写了中华文化史上的新篇章。

在社会文化和精神风貌方面，蒙古族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民族，大大地冲击了在儒道释互补的传统文化精神影响和制约下的中原文化。无论是文人风尚，还是一般民众的精神风貌，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各民族生活习惯的相互影响，更体现了元代社会的突出现象。仅以姓氏为例，元代蒙古、色目人大多有取汉人姓氏的，或效法汉俗而自创单字姓。其中甚至有取官名为姓氏的，如布鲁海牙任廉访使，即以廉为姓，其子即廉希宪；有取父祖之名为姓氏的，如贯云石之父名贯只哥，遂以贯为姓；有以汉人亲戚之姓为姓氏的，如杨景贤，蒙古族，从姐夫姓杨氏；还有其他不可考者甚多。^[2]与之相反，元代也有汉人取蒙古名字的，有钦赐蒙古名的，如杨汉英，世祖赐名赛因不花；贺惟一，赐名太平；姚天虎，赐名巴儿思（虎）等。^[3]也有自己取蒙古名的。元代蒙古、色目人与汉人之间，接触频繁，故免不了彼此间相互学习语言文字。蒙古、色目人学习汉语言文字，有达到很高的文学造诣者，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了详细的考述，著名的有马祖常、贯云石等人。汉人学蒙古语，有的是幼年时被掳，在蒙古社会中长大，学会了蒙古语，如《元史》中所记郝和尚、拔都、张惠、刘敏等；有的是汉人被掳，其子女生长在蒙古社会中，得学蒙古语；有的是侍从世祖藩邸的儒臣；有的是学蒙古语，考译史；有的是入国子学，受训练。^[4]元代异族通婚也极为常见，如康里人不忽木娶汉人御史中丞王寿之女。也有汉人娶蒙古、色目人为妻的，如济南路大都督张荣之子邦杰，娶阿可亦真氏，可见时俗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