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环境。

第一，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夷夏”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了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史》《宋史》《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此时蒙古族正扮演着历史主角，当其走出大漠之后，不仅与先进的汉族农耕文明多所接触和交融，而且还受到来自中亚、西亚和伊斯兰文化、西南吐蕃的佛（喇嘛）教文化，乃至西方欧洲的基督教文化等多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而在文化上不断地走向先进，实现了历史的飞跃和进步。西北的畏兀、回回、唐兀（党项）在元代属色目人，地位仅次于蒙古族，他们在入仕元朝后，其中有一些政治家、军事将领协助蒙古贵族征服了西夏、金朝和南宋，参与了重大的历史变革，在元朝大统一和建章立制方面多所建树，并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元代东北各族，除汉族和蒙古族外，主要是契丹、女真、水达达、兀者诸部，在这些民族中契丹、女真遗民的文人学士仍保留着辽金以来相当高的文化，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第二，各民族文化不断交流和融合。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分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立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始建于元代的北京国子监牌坊

蒙古（元）军南下，理学北上，逐渐成为全国思想界的主流。在元朝统一以后，南北人物彼此往还，互相切磋，无论文学艺术创作，或是学术研究，都起了极其有益的作用。南北的绘画、书法，原来风格不同，统一以后互相影响，有更大的成就，杂剧南移，推动了南方戏剧的发展，如此等等。许多作家能够游历南北名山大川，了解风土人情，开阔了视野，得以写出美好的诗文。而边疆地区归附元朝以后，和中原地区关系日益紧密，中原传统文化远播边疆各地，边疆各族的文化也相继传入中原，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使中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一大批蒙古人和西北各族成员来到中原，接受中原传统文化，并在文学艺术和学术上有所发明创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的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形成元代文化一大特色，这正是大统一的结果，是前代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