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制度文化的西被

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以及中西交通的发展，少数民族往来其中，促进了中国制度文化的西被。

中国制度文化西被首先表现在四大汗国中。钦察汗国的制度设施，最初在拔都汗（1236～1256年在位）和撒里答（拔都之子。1256年由蒙哥大汗认定为钦察汗；1257年，他在从蒙古回金帐汗国赴任途中死去）时代同蒙古大汗统治区的制度完全相同。别儿哥（1257～1266年在位）即位为钦察汗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尤其是月即别（1312～1342年在位）即位后使整个钦察汗国伊斯兰化，遂部分地采纳了伊斯兰国家的“底万”（diwan,意为政府各部）制度来建立行政管理系统。但蒙古旧制仍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得到保留。忽里台作为蒙古诸王选汗大会，在钦察汗国依旧保存下来。15世纪初叶的一位日耳曼游历家曾目睹了一次推举钦察汗的忽里台大会：“当他们选出国王后，拥之坐于白毯上，将他高高抛抬三次。而后举着他绕行帐幕，置之于王座上，将一把宝剑放在他手中。然后他必须按旧俗宣誓。”^[38]同蒙古和元朝的禁卫军制度一样，钦察汗也主要由贵族上层（多半是青年）所组成的怯薛来护卫。以万户、千户、百户、十户为系统的制度，不仅是钦察汗国的军队编制单位，也是行政单位。钦察汗也像元朝统治者一样，向农耕定居地区派遣达鲁花赤；而札鲁忽赤则为全国的司法长官。尽管伊斯兰化以后，钦察汗国内的部分案件归由“哈的”按伊斯兰法典审理，但有关蒙古人本身的案件仍由札鲁忽赤按“札撒”来处理。^[39]此外，蒙古的驿站制度以及牌符措施也被引入钦察汗国。在蒙古国时代，只要得到汗廷发给的金、银牌符，从伏尔加河流域的萨莱到蒙古和林之间的驿路就可以通行无阻。

元代铜铁合金达鲁花赤牌

伊利汗国则比钦察汗国保留了更多的中国制度文化。除了上述的忽里台、怯薛、万户、千户、百户、达鲁花赤、札鲁忽赤、驿站等蒙古制度得到保留外，伊利汗国还曾引入中国的钞法（纸币）、牌符制度。而且，伊利汗国的驿站制度得到了普遍的推行。伊利汗国驿站制度，包括置站、驿马、牌符凭验，曾有着一套完整的措施。尤其是合赞汗（1259～1304年在位）曾根据驿站制度所面临的弊病，如诸王贵族以及各级将领与官吏任意派遣使臣使驿站无法供应等问题，下令整顿驿传，设立专供国家军政大事的使臣乘驿往来。伊利汗国政府还在全国主要道路上每三程（约18公里）置一站，每站备健马15匹；使臣需持有金印牌符方可乘驿；各边境长官则另给“黑符”，凭此可以传递军情紧急文书；同时禁止任何人因私乘驿。伊利汗国政府还对各级将领和地方官员授予不同等级的牌符，以作为其权力或身份的凭证。现在波斯文中的“牌子”（paiza）一词，就来自于汉语。前面还曾提及，伊利汗国还曾仿效元朝发行纸币。乞合都汗统治期间，由于滥行赏赐，以致国库空虚。当时主管财政的丞相撒都鲁丁建议仿效元朝的钞法，发行纸币以解决财政危机。乞都合汗采纳了这一建议，命令孛罗丞相说明钞法，孛罗遂详细向他报告了元朝宝钞的形制及其发行办法。于是，他下令在都城桃里寺印刷纸钞，并在全国流通。他还规定，凡拒绝用纸钞者、伪造纸钞者以及私用金银铸币贸易者，一概处以极刑。伊利汗国纸钞为长方形，中间圈内印有钞值。钞面上还印有汉字和阿拉伯文，上面写着：“伊斯兰教历639年（公元1294年），世界的君主发行此种吉祥的钞币。任何涂改或损毁纸币者，全家处死，财产充公。”^[40]可是，由于波斯长期采用金银本位制，钞法遭到了强烈反对，造成市场瘫痪。这样，纸币流行仅两个月就被废止。但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却由此认识了中国的纸币制度，至今波斯语中仍保留了“钞”（chaw，纸币）这一名词。

蒙古人对西亚的征服，也迫使阿拉伯人积极寻求对付蒙古人进攻的办法。最终，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军队终于在叙利亚打败旭烈兀所统帅的蒙古军，阻止了蒙古军的西侵。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之所以能够抵挡蒙古军人冲击，并且拔去了欧洲十字军在西亚的据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吸收了蒙古人的宫帐制度的某些因素^[41]。宫帐在蒙古语中称为“斡耳朵”，“斡耳朵”意义为中央，后专指君主宫殿。蒙古历代大汗和元朝历代皇帝都各有数个斡耳朵，各斡耳朵都有私属人户。蒙古大汗要从这些人户中选取宿卫亲军，这对于加强皇权曾起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台湾的余又荪先生在《宋元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中主张此事既然发生在甲戌之年，就应称之为“甲戌之役”。魏荣吉先生在其《元日关系史の研究》（教育出版センタ—，1993年3月）中也赞成此说。同样道理，他们认为后来的“弘安之役”也应称作“辛巳之役”。

[2]《朝鲜通史》第2卷第2部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3～544页。

[3]《高丽史》卷105《安珦传》。

[4]《高丽史》卷110有其传。

[5]《元统元年进士录》；陈旅：《安雅堂集》卷四《送李仲父使征东省序》。《高丽史》卷109《李谷传》谓其文典雅高古，有《稼亭集》行世。

[6]《高丽史》卷37《忠肃王世家》。

[7]《朝鲜通史》第2卷第2部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33页。

[8]张昱：《可闲老人集》卷2

[9]《李朝实录·太祖康献大王实录》七年六月条。

[10]《朝鲜通史》第2卷第2部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5页。

[11]见明代日本僧人周凤著《善邻国宝记》卷上所收如智亲撰之《接待庵记》。《元史》失载此次遣使。

[12]周密：《癸辛杂识·别集》。

[13]袁桷：《清容居士文集》卷19《马元帅防倭记》。

[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9《晦机禅师塔铭》；王逢：《梧溪集》卷4《赠日本进上人》诗，。据元僧竺仙梵仙说，当他在建康（今南京）保宁寺侍从古林清茂时，住该寺的日僧就有32人（《竺仙和尚住建长寺语录》）。

[15]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赵文敏公神道碑》。

[16]吴澄：《吴文正公集》卷88《刘宣行状》；程钜夫：《雪楼集》卷20《罗壁神道碑》。

[17]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5页。

[18]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针路、八都马、淡邈、乌爹诸条。参见陈炎的《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21页。

[19]《江苏金石志》卷20《昆山州重建海宁禅寺碑》。

[20]《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载《常山贞石志》卷15；《元史》卷125《铁哥传》。参见陈得芝：《元代内地藏僧事辑》，《中华国学》创刊号，香港，1989年。

[21]危素：《危太仆集》卷10《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

[22]李穑：《梵僧指空禅师传考》，载《大正大藏经》史传部三；上揭危素文。

[23]宋濂：《宋学士文集·銮坡后集》卷5《寂照圆明大禅师璧峰金公设利塔碑》。

[24]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

[25]即贾耽《入四夷道里》所载之“三兰”。

[26]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王国维校注本，刊于《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27][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2。

[28]《麟原文集》（前集）卷6《义冢记》。转引自卢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

[29]韩儒林：《论成吉思汗》，《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30]《永乐大典》卷19419《站赤四》。

[31]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光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赵国董忠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32]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7页。

[33]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36《四裔考》。

[34]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

[3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4～295页。

[36]如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就有一卷名为《西域奇术》，记载当时的回回医术。

[37]王沂：《伊滨集》卷5。

[38]（俄）弗奈德斯基，卡尔鲍维奇：《俄国史》卷3，转引自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59页。

[39]（俄）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9～114页。

[40]布朗：《鞑靼统治时期的波斯文学史》，转引自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41]阿谢德：《中国在世界历史之中：公元前200—公元197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