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南亚和南亚诸国

元代中国与安南、占城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受到战争的影响，但并未中断，战后又有所发展。安南陈朝儒学兴盛，儒士地位提高，来元使者多以儒臣充任，他们按例要拜访翰林院，赠送一份礼品，从而与元朝文人学士结文学之交。13世纪初，安南虽已创制了“字喃”，但开科取士、著书立说仍用汉文，科举考试也遵用元制。和宋时一样，安南也向元朝求取儒学、佛教典籍，得到了《九经》和《大藏经》。安南君臣有不少汉文化水平相当高，如陈国峻不仅是军事家，著有《兵法要略》，诗文亦佳；黎文休仿《史记》体例著《大越史记》（1272年成书，失传）；随陈益稷入元寓居汉阳的黎景高，善作诗词，精熟载籍，仿中国方志体著《安南志略》，是现存其国人撰写的最早一部史地著作。因此，元朝出使安南的使臣也选择善文辞、通典故者担任，以免被轻视。他们往往撰诗文记其使事、见闻，如至元二十五年出使的徐明善、至治元年（1321年）出使的文子方都著有《安南行记》，元统二年（1334年）出使的智熙善著有《越南行稿》。

元代入居安南、占城的中国人很多，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崖山之战前后就有不少南宋官员避难于二国。元人李元吉从军入安南被俘，后在其国传习元曲，创作“古传戏”，将杂剧传入安南；另一被俘从军医生邹孙，传医术于安南，其子承父业，被越人称为“神医”。^[16]安南、占城与元朝除传统的贡赐贸易外，民间贸易也很活跃，《岛夷志略》交趾、占城条记载了当时的“贸易之货”和舶商贩易情况。

真腊自称甘孛智(柬埔寨)，很早就与中国交通往来。元成宗初年，元朝遣使真腊，随行人员中有周达观，他到达真腊都城吴哥，撰成《真腊风土记》一书。其可贵之处还在于记载了当时中国至真腊的航路、贸易和大量“唐人”寓居其国的情况，列出真腊人喜爱的中国货物有金银、五色轻缣帛、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明州之席以及水银、纸管、麻布、雨伞等等，可见元代与真腊贸易的繁盛。元时，有许多中国人侨居真腊经商，并娶当地女子为妻。《真腊风土记》一书的完成，增进了中国人民对真腊的了解，也为今柬埔寨人民保存了可贵的历史资料。此后元与真腊的官方交往见于记载者有延祐七年（1320年）元遣马扎蛮等使真腊等国取驯象，天历三年（1329年）真腊国来贡罗香木及象、豹、白猿。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岛夷志略》记述作者随商船所历诸国，对真腊记载尤详，说明民间贸易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暹国，又称泰国。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遣使暹国，因航路受阻未至其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暹王遣使携国书(金册)至大都。次年，元朝遣使者去暹国通好。1294年，暹国王敢木丁遣使至中国，元成宗遣使臣回访。此后，暹国与元朝的关系更为密切。大德四年(1300年)，敢木丁第二次来中国，带走不少的陶瓷工匠回国，开创了暹国的陶瓷业。考古学者在速古台古瓷窑遗址找到的瓷器多与河北磁州窑所出者相同，而不同于早期当地人的产品，说明当有中国陶瓷工在协助生产^[17]。至正九年(1349年)，暹国为其南面的罗斛国所并，合称暹罗(或暹罗斛)。罗斛与暹都曾分别与元朝建立过友好关系。中国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速古台王朝的碑铭中使用了干支纪年和纪日。此外，周致中《异域志》说，暹罗人“名姓皆以中国儒名称呼”，这可能只是少部分人，但也可见文化影响之深。

缅甸，其古名蒲甘或缅国。至元八年(1271年)，元朝遣使奇德托因去缅国通好，缅国遣价博出使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左右，缅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遣使贡纳方物。《经世大典·叙录》载，大德三年云南行省左丞芒兀都鲁米司的奏章：缅王归朝十一年，未尝违分。元贞二年(1296年)，缅王又遣其子信合八的朝见元成宗。次年，成宗遣使送信合八的归国，封其父为缅国王，赐其权臣阿散哥叶三珠虎符。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阿散哥叶之弟僧哥速建都邦牙，仍对元朝贡使不绝。据《岛夷志略》记载，元代中国商船常至其国八都马、针路（今丹老）、淡邈（今土瓦）、乌爹（即白古）等港口城市贸易，其地“田沃稼茂”，“诸物皆廉”，“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说明当时有不少中国商人留居在那里。^[18]

元朝在南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南海西洋诸国的友好关系。忽必烈曾令唆都等奉玺书十通，诏谕南海诸国，占城、马八儿(印度东海岸)等俱奉表入贡。忽必烈重用南宋的降臣蒲寿庚，利用侨居福建的外商与南海诸国的联系，发展海外贸易。至元十六年(1279年)，马八儿国遣使元朝。元朝派杨庭璧为使臣，多次出使俱兰(印度西海岸)。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月，杨庭璧抵俱兰，其国主及宰相马哈麻等接受玺书，并遣其使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贡。杨庭璧四次出航印度，大大增进了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苏木达国通过俱兰，也向元朝遣使通好。因此，南海十国：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苏木都剌皆遣使元朝。元朝商人在南海的贸易十分活跃，其中不少人迁居于南海诸岛。

元贞元年(1295年)，爪哇麻喏巴歇朝(即土罕必都耶所建的新王朝)遣使者来到中国重建友好关系。后来，爪哇国王还多次以大臣为使节，来元朝通好。至大元年(1308年)，元朝国师随商船曾去爪哇国寻找佛经^[19]。泉州及南方各地的中国商人，也经常到爪哇贸易，常获大利。

有元一代，中印之间往来频繁，仅《元史》记载的互派使者的次数就达数十次之多。元朝与印度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进行。通使和贸易关系是元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元朝褐色印度文铜镜

元代中国与印度、僧伽剌的贸易十分繁盛。忽必烈时期连年不断的使节往来，有不少名义上是政治关系（如所谓“入贡”“献方物”之类），实际上却是贸易活动。此外，还有史册未载的官私贸易往来。《元史·马八儿传》记载，马八儿宰相马因的曾对元使杨庭璧等说：“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马可·波罗行纪》载，“蛮子”（中国南方）地方的商船常载货物至俱兰、下里（今喀拉拉邦坎纳诺尔西北）等地，可获巨利；马八儿地区出产的精货香料，也大半运往“蛮子”地方销售。《元史·食货志》载，元贞二年（1296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呗喃、梵答剌亦纳（在科译科德北）三蕃国交易”，可见这三个地方是当时中国商人常往之处。元中叶以后，中印间通使渐稀，而贸易往来则仍很活跃。据《岛夷志略》和《伊本·拔图塔行记》所载元代后期情况，俱兰、古里、下里、梵答剌亦纳、马八儿、沙里八丹（今泰米尔纳德邦讷加帕塔姆）、大八丹（即伊本·拔图塔所记Dahfatan，今喀拉拉邦特利切里附近）、朋加剌等地，都有中国商船前往贸易，1342年伊本·拔图塔在古里时就见到港中停泊的中国船只多达13艘。元朝还遣使赴印度“访求方伎士”，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得良医善药”。《元史·成宗本纪》记载，元成宗下诏给派去专为“取药物者”授会同馆使、副职衔，可见对引进印度医药十分重视。

元代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起过最重要作用的还有中印佛教关系。其中事迹较详者为那摩与指空。那摩，北印度迦湿弥罗（怯失迷儿）人，弃家隐居大雪山下修头陀行13年，善持咒，大约在1235年与兄斡脱赤同被召至和林，受到大汗及其宗族、大臣的礼敬。那摩曾劝大汗颁行宽宥诏书，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蒙哥即位后，封他为国师，命掌全国佛教，1253年奉旨南来中原，驻燕京，修复了多处残毁佛寺。当时中原佛、道争执，那摩与主管中原佛教的少林寺禅僧福裕共同奏告道士刊造伪经诋毁佛教和侵占佛寺诸事，并以佛教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1255年在和林、1258年在开平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忽必烈与蒙哥不和，那摩劝导忽必烈“宜加敬慎”，在调解大汗兄弟矛盾中起了作用^[20]。指空（苏那的沙野），据称是“中印土王舍城刹底里孙”（指出身刹帝利种姓）^[21]，8岁入那兰陀寺为僧，19岁南往楞伽国（即僧伽剌）吉祥山研究般若奥旨，后至大都，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辗转入蜀坐禅3年。继走罗罗斯地界，至云南昆明，尝坐夏龙泉寺，书梵字般若经。又游湖广，贵州元帅府官皆受戒，苗、瑶、僮、葛佬等诸洞蛮俱来请受戒，但不容于湖广行省参政。泰定元年（1324年）至上都见帝，旋即东游高丽，参礼金刚山，高丽王及众官劝请稍留，乃出《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传授其僧俗人众。奉旨还大都，天历元年（1328年），文宗命与众僧讲法内庭，受到众僧的窘辱排挤，后众僧犯罪或诛或斥，指空声名遂大显。元顺帝对他眷遇有加，皇后、太子迎入延华阁问法。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示寂。^[22]指空久留大都，“相传能前知，号为300岁，人敬之如神”^[23]。在印度本国佛教殆已灭绝的元代，上述两位印僧先后在中国大受尊礼，不能不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元代还有一位中国僧人赴印游历。忽必烈时期，蜀僧元一游“西天”（印度）回，以西天琢成玉石佛、贝多叶经及佛如来铁钵献帝，诏安置玉石佛于万寿山供养，以七宝函贮贝叶经“严加信仰”，以佛钵“镇库藏”^[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