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丽和日本

1260年，忽必烈派兵护送在蒙古当人质的高丽太子典回国继承了王位，是为元宗；接着，又撤回了留屯高丽的蒙古军，送还了被掳的高丽人，并授予新国王封册、虎符和高丽国王印，力图以怀柔的手段使高丽臣服。1269年，高丽发生“权臣林衍擅行废立”事件，元世祖出兵平叛，帮助高丽国王元宗恢复了王位，高丽因此被置于蒙古人直接、严密的军事统治之下。以后，元朝又通过联姻、置省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了对高丽的控制，高丽则通过向元履行纳贡、质子、置驿等形式，成为元朝名副其实的藩属国。

高丽臣服后，元世祖又将目光投向了日本。从1266年到1273年期间，元廷六次遣使赴日，劝谕日本称臣来贡。然而，日本的执权机构镰仓幕府，出于各种考虑，对于蒙古的要求，采取了拒不作答的态度。这种近乎蔑视的态度触怒了不可一世的蒙古皇帝，元世祖决定用武力晓之以颜色。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月，蒙、汉及高丽联军共25000余人，进军日本。在博多湾沿岸，两方军队展开了激战，日本守军死伤惨重。然而，其夜博多湾忽起台风，元军战船损坏严重，官兵死伤无数，只得仓促撤军。此役发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上称之为“文永之役”^[1]。这以后，元廷又两度遣使赴日。然而，两队使节皆惨遭幕府杀害。获悉使臣被害后，失去了耐心的忽必烈决定再次征伐日本，并特立征东行省专任其事。至元十八年（1281年）五月到八月间，蒙、汉、高丽组成的东路军与南宋降兵组成的江南军分别从高丽合浦和庆元出发，向日本展开了进攻。已有防备的镰仓幕府早已修筑了防御工事，并组织了有效的抵抗。而元军将领非但不按计划行事，还彼此不和，以致未能取得丝毫战果。随后，忽必烈又有数次征讨日本的计划，却均未付诸实施，后来的三次遣使也以失败告终。日本始终没有臣服元朝。

中国和高丽历史悠久的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在蒙古入侵时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忽必烈以后，又逐渐恢复起来，并有所发展。元朝曾在高丽派驻达鲁花赤，但不直接干预政务，只负监视之责。至元中还在高丽设置东行省，但不派行省官，以高丽王为行省丞相，原有机构不变。因此，在元代，高丽基本上保持了独立地位。

有元一代，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有很大的发展。来元高丽人比以往各代都多，其中有不少精通汉文的文人学者和高僧，他们与中国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人文集中此类诗文屡见不鲜。高丽早有儒学，学者皆知孔孟之书。

在人文科学方面，程朱理学、唐诗宋词均传入高丽，影响了这一时期高丽文风、诗风的发展趋势^[2]。元世祖前期，程朱之学才在中国北方兴盛，还未传入高丽。高丽儒士白颐正在大都得而学之，东还后，李齐贤等首先从他师受。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以其国著名学者安珦为提举，珦从高丽王入朝，得朱子书，十分钦慕，晚年常挂朱子像以致敬，遂自号“晦轩”^[3]。理学于是传入高丽。后来，白颐正又从大都带回许多程朱理学著作，在太学宣讲。接着，朱熹《四书集注》由秘书省书籍所刊行。理学在高丽广泛传播，使得李谷、李齐贤、李先穑等理学大师脱颖而出。高丽名臣李齐贤^[4]长期在元陪侍王璋，广泛结交元廷著名儒臣文士，学问大进，有《益斋集》传世，被认为是高丽时代的优秀古典作品，其中有不少歌咏中国历史、景物和风俗民情的诗篇。元仁宗恢复科举后，高丽（征东行省）依制选送士人参加会试，即使未能及第，元廷亦授予官职，或归国即可凭此资历而获显官；亦有举进士者，如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李谷御试对策“大为读卷官所赏”，擢汉、南人榜第二甲第八名，即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5]。有不少入元为质子的高丽世家子弟或其他侨寓人员后来出仕于元朝，或竟世代留居不返。元代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输入高丽。如延祐元年（1314年）高丽王焘遣官赴元购书，得经籍10800卷而还；元仁宗又赐书籍4371册（17000卷），皆宋秘阁所藏者^[6]。此外，佛、道、医、卜各类人员的交往也很多。在佛教方面，尽管高丽的大藏经在1238年被蒙古军烧毁，但高丽人又用版木刻成大藏经，这个大藏经是汉译佛经及其注释之集大成者^[7]。高丽语言传入中国，元朝宫廷中许多人都会讲高丽语，连守卫宫门的卫士也学得高丽语，连臂低歌井即梨^[8]。

李齐贤

在自然科学方面，火药制作技术和棉花种植技术也从元朝传入高丽。元时木棉由中国传入高丽，传为佳话。据载，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高丽人文益使元，取棉籽十余枚归，令人种植，虽仅一枚得生，但得籽百余枚，于是年年加种。又有一胡僧教以缫织之术，于是棉花种植与棉布纺织不到十年就遍于全国^[9]。火药则是由中国工匠李元乘中国贸易船到高丽后，将中国制造焰硝火药的方法传授给高丽人崔茂宣。后来高丽人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火桶、大将军炮、二将军炮、三将军炮、六花石炮、火炮、信炮等六种火器^[10]。这不能不说是元朝各族人民与高丽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根据高丽史料记载，高丽使用金属活字的时间至少要上溯到13世纪初期。这种铜活字，比中国在11世纪发明的泥活字更结实耐用。这是当时高丽人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铜活字发明后，很快传入元朝，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在医学方面，《元史》卷112记载，忽必烈赠给高丽国王药品和高丽国王为忽必烈医治足疾在当时传为佳话。这是高丽人和蒙古人医学交流的见证。

元与高丽的经济交流，除数量相当大的贡赐物品外，民间贸易往来也甚为发达。蒙古与高丽的经济交流实际上是以回赐和纳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元史》卷208载，在忽必烈统治时期，高丽向元朝进贡36次。与此同时，忽必烈回赠一些奢华的礼物和给予高丽商人与元朝贸易的机会。在高丽经济萧条时期，忽必烈送给高丽国王粮食和肉类帮助其恢复经济。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唐代两国的文化交流极为繁盛。元朝虽两次侵袭日本，但两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仍很密切。

元代日本商船来中国的很多。自大德九年到至正十年的45年中，日本商船来元朝就有33年。大德八年，元朝“置千户所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11]，也可见几乎年年都有日本船来。由于经营中日贸易获利甚巨，日本幕府有时也批准派出官方商船。如1325年为修建长寺、1328年为造镰仓大佛、1341年为建天龙寺所派商船即是^[12]。元代中日交通的主要港口是庆元，这里置有市舶司掌对日贸易。庆元路属县定海（今镇海）是日本商船停泊之所，经检查、抽分后即许日商登岸市易，一时十分繁荣，“贾区市墟，陈列分错，咿哑争奇，踏歌转舞”^[13]。此外，日本商船也时常到福建贸易，元中叶以后似乎渐增，《元史·文宗本纪》记载，天历元年（1328年）命江浙行省选廉吏征收“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之税。交易的商品，中国输出者主要是瓷器、香药、经卷、书籍、绘画、什器、绫罗锦缎以及铜钱等；从日本输入者主要有黄金、刀剑、木材、扇子、螺钿等。

来元日本人除商人外，以禅僧为最多。据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统计，来华日僧仅知名者即达220余人。《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记载，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40人还国。许多日本僧长期留居中国，历访名山大刹或住寺进修，从高僧习禅，与文人结交，切磋文学、书画^[14]。他们中不少人不仅禅学精湛，文章、书画亦佳。元朝许多高僧的墨迹传到日本，对日本的书法影响不小。日本的一些书法家的作品，也深受元代文人的重视。元代文人的诗画得到当时日本文人的赞赏^[15]。僧人如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被邀请到日本传授禅宗学说。僧人妙慈弘济大师(1247～1317年)，浙江台州(今浙江临海)人，俗姓胡，号一山，法名一宁，幼年出家，学于天台山，修学禅宗临济宗，后住补陀山(今浙江普陀山)，学识渊博，精研佛典，兼通儒、道、百家，尤擅书法。大德三年(1299年)，成宗特授其为江浙释教总统，奉命出使日本。由庆元(今浙江宁波)乘日本商船抵达博多，前往镰仓，先后住持建长、圆觉等寺，居日本19年，传授禅宗学说，日本称为一山派。圆寂后，日本天皇特赠国师封号，一生中著有《语录》。妙慈弘济大师把程朱理学传到日本，他培养的弟子虎关师炼是日本理学先驱。程朱理学和禅宗学说融为一体，长期成为日本统治阶层的思想武器。

赴日元僧和来元日僧对发展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由他们传入日本的不仅有大量释藏、经史、诗文等典籍，还有中国禅林和文士的风气及生活方式，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传入的“唐式茶会”发展而来的。这种生活方式最初只在禅林流行，后来逐渐在武士社会中盛行起来。当时日本的唐式茶会，大致按如下次序进行：首先，当会众聚集后，请入客殿，飨以点心；点心用毕，会众起座，或散步园内，或休憩窗边；待会众再次入座后，便举行点茶仪式，从上座至末位，依次献茶；并进行猜测茶叶产地的赌博游戏；点茶仪式完毕后，则撤去茶具，另陈佳肴举行宴会，并以管弦歌舞助兴。这种茶会之所以冠有“唐式”二字，是表示它是从中国传入的。如点茶开始所用的点心，都是按照中国式食品烹饪的；即使是点茶过程中所进行的猜测茶叶产地的游戏，也是在模仿元朝的斗茶。此外，当时日本举行唐式茶会的茶亭，也曾模仿中国禅林中的亭阁，周围有风景优美的庭院，从而促进了中国园林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在茶亭内部的装饰方面，他们除在亭内正面张挂释迦、观音、文殊、普贤等佛像外，还在其他墙面和隔面上悬挂宋元名画家所画的人物、花鸟、山水画。由此可见，当时日本的唐式茶会带有浓郁的中国情趣。日本禅寺的兴旺和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元后期，有大批中国雕刻工匠（主要来自闽浙）到日本从事刻版事业，京都和镰仓“五山”以及他处禅寺刊印的书籍许多是出于他们之手。其中以莆田县俞良甫最有名。在他雕版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终，特刻上一段记载祖籍及在日侨居和刻书情况的题记，甚为珍贵。

中国刻工俞良甫在日本刻印的《唐柳先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