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各民族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物质文化的交流

在西北地区，由于大量东迁西域人的屯田，促进了西域与中原各民族间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许多原西域地区的农作物经少数民族而引入中原。回回豆，据元人记载，其“味甘，无毒，主消渴，可与盐煮食之。出在回回地面，苗似豆，今田野中处处有之”^[40]。李时珍《本草纲目》以为其即豌豆。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卷10又解释道：“有回回豆，状如椿子，磨入面中，极香，兼有面毒。”回回大麦，因其自西域引来，又称“西域大麦”。《肃州府志》卷3载，“昔无此种，由西夷带来，种之亦不甚多，形大而圆，色白茎穗，异于他表”。元时主要种植于甘肃河西肃州（今酒泉）西域人屯垦区。胡萝卜，明人李时珍称其“元时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41]。实际上，此物在南宋方志——《绍定澉水志·物产门》中早已提到，但可以肯定的是，胡萝卜在元代才广泛于大江南北种植。此外，东迁西域少数民族还将一些西域地区传统的经济作物引入内地，据拉施特《史集》载，在荨麻林附近顺着河岸的地方，“多葡萄和水果”，荨麻林“大多数居民为撒麻耳干（撒马尔罕，回回人多由此地而来）人，他们按撒麻耳干的习俗，建起了很多花园”^[42]。葡萄酒和烧酒的酿造与普及应是自元朝始。烧酒是用蒸馏法制作的浓烈酒。培植葡萄、酿葡萄酒本来是畏兀儿等西北各族的长技，虽然葡萄和葡萄酒中原早已有之，但由于察合台系宗王兼有西北和太原两处封地，他们从西北往山西移植葡萄，传播酿酒技术，并定出为其服役的“葡萄户”，使太原、平阳成为葡萄干、葡萄酒和烧酒的著名产地。西瓜原来汉人区域所未有，辽朝时始传入。虽然宋使出使辽已将西瓜种子带回种植，但西瓜大面积在中原和南方种植，大概始于元朝建国以后。

回回豆

清人所绘的弹棉图

12世纪初，华北地区还没有棉花。元朝时棉花普遍传入中原各地，其中最先传到陕甘地区的北路棉应当是畏兀儿人传授的功劳。棉花的种植在中国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其传入大致经由两路：一是南路由缅甸传入云南，或经越南传入海南岛和两广；一是北路由中亚经新疆传入内地。元代，内地种植棉花更加广泛，这时陕西兴元、河南新乡等地已有植棉记载。畏兀儿人燕立帖木儿官陕西西乡时，当地百姓不知种木棉之利，他乃从兴元（汉中）求籽以赠，并教授种植方法。元大司农司所编《农桑辑要》记载，“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43]。明人邱浚《大学衍义补》亦云：“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近海舶，关陕壤接西域故也。”陕西、河南是当时西域人的重要入附居住区，两地棉花作物的种植，应该与西域人有密切关系。西域作物的引进，为我国农业经济作物增添了许多新的品种，丰富了元代人的社会物质生活。

在西南云贵地区，少数民族见于元代记载的有白人、罗罗、金齿白夷、末些（纳西）、斡泥（哈尼）、蒲蛮（布朗）、卢蛮（傈僳）、阿昌、吐蕃（藏）、怒人、撬人（独龙）、野蛮（景颇）、依人（僮族）、土僚蛮（仡佬）等。少数民族引进了内地的种植、养殖技术，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西南平原谷地以种水田为主，在山区则刀耕火种占有较大的比重，除粮食作物稻、麦、玉米外，还有薯、豆、芋等等。广西横州等地多山，于田旁建水塘，遇天旱则引塘水或附近溪涧之水灌溉，免去人工提水的辛劳。种稻仅薅草一次，每亩可得二石。利用水塘养鱼，小塘有鱼千尾以上，大塘则达四五千尾。大量蓄养牛、马、猪等牲畜，养牛户少者十几头，多者几百头，少数人家甚至在千头以上。手工业生产有竹器编织、土布纺织及刺绣、建筑等等。壮锦、洞锦、“西兰卡铺”（土家族织锦）、苗锦等都已是著名的工艺土特产品。各地出现了通过货币媒介进行以货易货贸易的定期市场，谓之墟、街、集、市。在云南还以贝做货币，《元史》载：“云南民以贝代钱，是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赛典赤为闻于朝，许仍其俗。”依贝数的多少而有不同的名称，表明贝货币在使用中已通过约定俗成，有了多少不等的使用单位，从而也反映出这里的商业交换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云贵地区少数民族还引进了内地的水利技术，白、罗罗等族先后修建了松华坝、南坝，疏浚或新开了盘龙江、金汁等六河。又修筑河堤、水闸，控制水流，凿通滇池西南的海口，使湖水可以排出。这不但减轻了水患，扩大了灌溉面积，而且因排泄了湖边积水，增加了良田百余万亩。据当时记载，亩产量一般可达到二石。从元世祖至元初年开始，直到成宗大德间，昆阳州海口的工程还在继续。元人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描述了他在大理一带的亲身见闻。云南州（祥云）以西三十余里的品甸有个清湖，白族用来灌溉，其利可达云南州城郊。白嵓甸（弥渡）有赤水江可兴水利，居民辏集，禾麻蔽野。赵州甸（凤仪）川泽平旷，神庄江贯于其中，溉田千顷，少旱虐之灾。大理点苍山泉源喷涌，共有十八溪，功利布散，皆可灌溉。云南设置劝农官，推广先进地区生产经验。白、爨人虽然早已养蚕和植桑，但不得法。张立道传授汉族的经验，收利等于过去的十倍。赛典赤也推广了种植粳稻桑麻的先进技术。元成宗时，白族经营的麻麦蔬果，同内地近似。大理出产的上品毡长大而轻。云南出产的棉布以精巧著称，有“白叠”“朝霞”等名目。

在东北地区，蒙古初兴时，西域商人的足迹已经遍及漠北高原，他们之间亦已建立了一定的商务关系。曾与成吉思汗同饮巴勒渚纳水的阿三、札八儿火者和玉速阿剌就是这一时期活跃于漠北的西域商人的杰出代表。根据《蒙古秘史》卷6记载，阿三当时从居于阴山地区的汪古部赶着羯羊、白驼来到东北部的额尔古纳河，易换鼠皮、青鼠皮。可见当时在漠北的西域商人活动范围颇为广泛。成吉思汗在大道上设置守卫，颁布命令：凡进入其国土内的商人，一律发给凭照，“而值得汗受纳的货物，连同物主一起遣送给汗”。^[44]由于蒙古贵族往往给进入其领地的西域商人以最好的价钱，这就使得更多的西域商人携其物产纷纷涌入漠北。

【注释】

[1]《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2《圣政一·劝农桑》，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原本。

[2]《元史》卷87《百官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2188页。

[3]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6《论屯田五利事状》。

[4]《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505页。

[5]《元史》卷100《兵志》，中华书局，1976年，第2569页。

[6]《元典章》卷19《户部五·荒田》。

[7]《元史》卷13《世祖纪十》，中华书局，1976年，第270页。

[8]《元文类》卷65《廉希宪神道碑》。

[9]姚燧：《牧庵集》卷22《江淮行省游公神道碑》。

[10]余阙：《青阳集》卷3《梯云庄记》。

[11]《元典章》卷26。

[12]《元史》卷63，中华书局，1976年，第1563页。

[13]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28《宫井七绝》。

[14]权衡：《庚申外史》上。

[15]《通制条格》卷27《拘滞车船》。

[16]《通制条格》卷27《拘滞车船》。

[17]《通制条格》卷27《拘滞车船》。

[18]《大德昌国州图志》卷4《叙物产》。

[19]均见《马可·波罗行纪》第94章《汗八里城之贸易发达户口繁盛》。

[20]《马可·波罗行纪》第151章《补蛮子国都行在城》。

[21]《通制条格》卷18。

[22]（道光）《泉州府志》卷11《城池》，中国方志丛书本。

[23]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40页。

[24]《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5页。

[25]（韩国）崔光南：《东方最大的古代贸易船舶的发掘——新安海底沉船》，《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6]《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34页。

[27]《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23页。

[28]《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205页。

[29]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6～490页。

[30]《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273页。

[31]（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32]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04～105页。

[3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2，中华书局，1997年，第265～267页。

[34](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

[35][明]李元阳：《云南通志》卷20。

[36][明]李元阳：《云南通志》卷2。

[37][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楚国武定公》；[元]黄裳：《灵济庙记》，载(嘉靖)《广西通志》。

[38]慕少堂：《甘宁青史略》卷13。

[39][明]陈文等：(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

[40][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3。

[41]《本草纲目·菜部》卷26。

[42]（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24页。

[43]《农桑辑要》卷2。

[44]（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