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朝对云贵高原的开发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就注意到可利用西南地区图谋中原。忽必烈重视云南，先封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后又把重任交给重臣赛典赤。镇守云南的将官在《元史》中100人有传，其中蒙古31人、色目32人、汉人及其他民族37人，西南边疆地区因此得以开发和发展。

元代，云南开始建立了行省，普设路府州县。云南行省的建立是在1276年。《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十三年，立云南行中书省，初置郡县。”关于元代云南行中书省各路府州县设置的具体时间，《元史·地理志》上有详细的记载。其中载：“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间，在13世纪70年代所新设的、改易和变更旧区域的有25个路、1个府、1个属府、53个属州、40个属县；另外，还有1个府和2个州所属不明。随后虽然还有陆续增置，但对于云南建省的规模，没有大的影响。云南行省的建立，是云南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它使云南在元代正式成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个有机部分，使云南和内地的关系从行政机构上更接近了一步。就中国疆域沿革史和政治制度史上来说，13世纪70年代的云南，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元代以前，云南的农业是以荞麦及其他粮食为主。元代以来，稻子和桑麻输入，大米逐渐成为重要的食品。大米比荞麦是更有益于人的营养，于是稻种和稻的耕作方法输入云南，意味着云南人民食用范围的扩大和在一定意义上的改善。张立道还将蚕桑技术推广于云南东部一带，使当地“爨僰之人……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

和稻的播种同时，云南开始了军民屯田。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有:威楚提举司屯田、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军民屯田、鹤庆路军民屯田、武定路军屯、威楚路军民屯田、中庆路军民屯田、曲靖等处宣慰司军民屯田、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临安宣慰司军民屯田、梁千户翼军屯、罗罗斯宣慰司军民屯田、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元史·兵志》记云南屯田说：“威楚提举司屯田：世祖至元十五年，于威楚提举盐使司拘刷漏籍人户充民屯……为田一百六十五双。”“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军民屯：世祖至元十二年……置立屯田……二十六年，立大理军屯……总之……为田军民己业二万二千一百五双”。“鹤庆路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立民屯。二十七年……立军屯。为田军屯六百八双，民屯四百双，俱己业”。“武定路总管府军屯：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立屯耕种，为田七百四十八双”。“威楚路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五年，立威楚民屯，……官给无主荒地四千三百三十双。余户自备己业田一千一百七十五双。二十七年，始立军屯……官给荒田六十双……自备己业田一千五百三十六双”。“中庆路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置立中庆民屯……官给田一万七千二十二双，自备己业二前六百二双。二十年，始立军屯……官给田二百三十四双，自备己业田二千六百一双”。“曲靖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世祖至元十二年，立曲靖路民屯……十八年……其所耕之田，官给一千四百八十双，自备己业田三千双”。合计屯田总户数有19149户及6000人，垦田71667双及1250顷(乌撒宣慰司、罗罗斯宣慰司的田数未统计在内)。以每双合5亩计算，见于记载的屯田不少于483335亩，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数字。元朝在云南屯田规模之大为前代所无，屯田对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与传播中原文化的影响亦不可低估。

屯田开垦了大量荒地，增加了粮食产量，并在边疆传播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参加屯田的还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农奴，他们借此摆脱了当地领主的束缚，纳入国家田赋管理制度，因此屯田还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清理户籍和屯田，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原来流亡在外和依附于宗王、领主的民户，因此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和土地，成为促进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对建立之初的行省起到了巩固作用。

交通方面，元代云南开辟了不少的驿路。赛典赤下令大力修筑驿道，设置驿馆，还在荒野无人、盗贼出没之所置镇，派驻官员，保护行人商旅。云南行省的驿道网络，以丽江、威楚、建昌、乌蒙、曲靖、普安、广南、车里、永昌、腾冲等路府所在地为枢纽，以中庆和大理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建成的驿道不少是利用旧道，也有一些是辟创的新道。新道中最重要的是自中庆经普安达黄平的道路，此道开通后迅速成为云南通达内地的要衢,明清相沿一直使用到近代。还有一些驿道延伸至邻邦，如由丽江入吐蕃到达今拉萨后，继续向西可至今印度噶伦堡等。云南驿传的另一特点是组织严密、管理完善。云南行省有驿站78处、驿马2345匹、牛30只和船24艘，实有驿站的数目尚不止此数。云南行省还设有急递铺。在管理方面，行省专设负责驿传事务的驿站台官，至于地方官府奉命修道置站及补充驿马更屡见于记载。人员往来方便、传递信息迅速，是云南驿传的第三个特点。世居民族竞相赴京觐见，甚至成为朝廷的负担。据《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世祖下诏:“云南边徼入朝，非初附者不听乘传，所进马不给刍豆。”驿路的修建打通了云南与中原及邻省、邻邦的交通往来，为先进技术和外来移民的进入、各民族的交往创造了便利条件，促进了边疆的开发。

松花坝

兴修水利，也是云南开发的重要内容。咸阳王德政碑记记载说：“初，昆明口塞，水及城市，土地废弃，正途壅底。公命大理等处行巡权农使张立道，付二千役而决之，三年有成。”^[34]《元史》卷167《张立道传》记载：“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鸡金马之间，环五百余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泄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和修滇池上游有关的最著名的是松花坝的增修。明李元阳《云南通志》记载说：“松花坝，在府城东北。滇池上游诸水，皆经于此，后分为二，以注于滇池，盖水之总会也。故此处雨大，则诸水皆涨，赛典赤增修二堰，灌田万顷，至今赖之，立庙以祀。”^[35]在松花坝外，为了调节滇池上游水位，又在今昆明南门外数里、盘龙江经过的地方筑一闸坝。《云南通志》记载：“南闸坝，在府城南。东北所出诸泉，咸会于盘龙江，至松花坝……元平章赛典赤增修。”^[36]后又增修佑文、来镇二堰，可溉田万顷，并“为陂池以备水旱”。

赛典赤之子纳速剌丁继为行省长官后，也十分注重发展云南的经济，尤其是手工业生产与金、银、铜、铁等矿产的开采。云南采矿量逐年增加，成为元代重要矿源地。此外，云南的毡布、绵油、造纸、朴硝、皮革等生产都较为发达。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云南，“其俗殷富，墟落之间，牛马成群。仕宦者莝稻秣驹，割鲜饲犬。滇池之鱼，人饫不食，取以粪田”。这些话中虽不无夸饰溢美之意，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云南自赛典赤父子治理后经济取得发展的实情。到过云南的马可·波罗说，押赤（今昆明）“城大而名贵，工商甚众”，“颇有米麦”，“鱼类繁殖”。元朝官吏郭松年称白嵓甸（今弥渡）“居民辏集，禾麻蔽野”，“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

赛典赤之墓

元朝还在云南各地开办学校，积极传播中原文化。赛典赤赴云南不久，即在大理与中庆设儒学提举。赛典赤死后，其子忽辛于诸郡邑“遍立设学”,并择饱学之士担任教官，后又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

元朝对今广西重视程度不如云南，但其着力经营边疆的思想具有全局性，对广西亦持积极态度，其成效虽比不上云南，但在做法方面两地大同小异。

至元十二年(1275年)阿里海牙出征广西，次年于静江置广南西路宣抚司；至元十八年(1281年)改荆湖行省为湖广行省，广西归湖广行省管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立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元贞元年(1295年)并左右两江宣慰司、宣抚司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至正二十二年(1363年)设广西行省。据《元史·地理六》，元朝在广西置官署的情况如下：大德元年(1297年),并南丹州和庆远路为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后并左右两江宣慰司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又设静江、南宁、梧州、得州、柳州、钦州、廉州、思明、太平、田州、来安、镇安、容州、象州、宾州、横州、融州、全州诸路以及平乐府、郁林州、滕州、贺州与贵州。另外，湖广行省还设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又设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宣慰司则有广西两江道与海北、海南道两处。

广西的交通也很发达，最重要的交通线是由邕州北上经桂州、荆州抵内地的道路。自大罗城(在今越南河内)达邕州的驿道开通后，元朝与安南往来主要是走经邕州北上桂州的道路。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沿大罗城达邕州的道路置驿，每30里立1寨，60里置1驿。以自大罗城经邕州、桂州达荆州的道路为干线，以静江(治今广西桂林)为中心，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驿道网络。重要的通道有:通向岳州、湘潭和新州的驿路；经梧州通达北流，西南达邕州，再西进或南下接抵云南或安南的驿路；经宾州渡海到达琼州的驿路，通过广西可至真腊等地。

元朝对广西的开发，还表现在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和屯田。至元年间，阿里海牙率军民修复灵渠的36座斗门，“以通递舟”。至正十五年(1355年)，肃政廉访副使也儿吉尼组织军民修复被洪水冲毁的灵渠。^[37]据《元史·地理六》和《元史·兵志二》，湖广行省所立屯田，在广西及其附近地区还有两处。一处是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民屯。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招募民户并遣新附军于海北、海南等处屯田，大德三年(1299年)屯田万户府，令8428户民户继续屯田。除位今广东的高州、北州的屯田外，在琼州路有屯户5110户，屯田292顷有余；雷州路有屯户1566户，屯田165顷有余；廉州路有66户屯户，屯田4顷有余。另一处是广西两江道宣慰司僮兵屯田，大德二年(1298年)上官黄圣许叛逃交趾，遗弃水田545顷7亩，元朝遂招募瑶、僮族民丁在上浪、忠州等地耕种；大德十年(1306年)又置滕州屯田，开田208余顷。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广西元帅府请求募南丹州民5000户屯田，湖广行省平章哈剌哈孙命择地立为五屯。元朝在广西屯田也有借以加强镇戍的用意。如泰定三年(1326年)广西请增戍兵，并以上民屯田“备蛮”。

汉至唐宋，中央政府对今贵州地区的统治一直比较薄弱，元代始有改变。至元十三年(1276年)后，元朝开通自中庆经乌蒙达叙州水陆驿传；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开通自中庆经贵州达镇远的驿道，遂接通辰州以东的“常行站道”。以后元又于镇远至岳州的沅江水道设24处水站，此道遂成为云南、湖广联系内地最重要的通道。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又开设从中庆经乌撒达泸州的驿道。诸道开通后，贵州地区成为联系云南、四川、广西与湖南的交通纽带。

元在贵州广为屯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立乌撒路军屯，以土军114户屯田；1320年，又开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2000人赴之。八番、顺元等处亦设军屯。元朝对贵州地区的积极经营，为前代所未见，对当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朝始在贵州单独设省，即以元朝的统治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