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朝统治下的西北地区开发

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开发历史上，元时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等就已经有了开发西北的思想意识。元朝时期本着建立“天下一家”大一统王朝的思想，积极推行多元统治方式，促进西北地区和内地的一体化，为西北开发作出了历史贡献。

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统治者就对西北地区给予很高的重视。成吉思汗比较重视蒙古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商贸往来，为此很重视西北地区的交通建设。成吉思汗在第一次西征前派遣使节和商团去花剌子模通商的事例，就反映出他对与外界商贸交流的重视。太宗时期，窝阔台在和其弟察合台一起商议国家大计时，谈到了共同开发西北地区的事宜，包括在西北地区征税、建立仓库、兴修水利、设立站赤等，把经营、开发西北纳入国家的建设计划之中。宪宗蒙哥针对西北地区的不同情况，任用各民族杰出人才，因地制宜，实行不同的治理方式。如关中汉地，就派熟悉汉地情况的皇弟忽必烈治理。蒙哥还亲自召集回回人商议治理之策，命“他们每人应写一份奏章，说明他们国家的得失，其起因若何，它又怎样可以得到补救”，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必要的改革”。^[31]

元朝统治者对西北地区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多元统治方式，所设立的行政机构因地制宜，呈现出多样性:宣政院、都护府、行台、行省、都元帅府、团练安抚劝农使司等机构，皆因当地的具体情况而设。除了中央政府设立的行政机构外，元朝统治者还实行封王治理，同时又保留了世官世侯制。这种多元统治方式的实施，目的是为了促进西北地区政治体制的一体化，为实现元朝统治者建设“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王朝服务。

忽必烈登上汗位之后，为了加强西北地区政治体制的建设，针对西北地区的不同情况，设立了相应的行政机构进行管辖、治理，积极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至元四年（1267年），建立行枢密院，从军事上保证了政治上的统一。至元十八年，元朝建立了直属中央王朝的甘肃行中书省，使西北地区的统一稳定和巩固了，改变了西夏时期的分裂局面。元朝于中书省、行中书省和路府之间，增设宣慰司一级地方机构，设立于离省会较远的地方，处理军民政务。元朝在畏兀儿地区还设立都护府，以畏兀儿首领亦都护掌管，领所辖高昌(元译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等城及畏兀儿人迁居汉地者词讼等事。都护府设有大都护(从二品)、同知、副都护等官。至正十八年九月，为了支持军粮供应，元朝置奉元延安等处团练安抚劝农使司于耀州(治今陕西耀县)、巩昌、那州(治今陕西彬县)，以行省丞相朵朵、行台大夫完者帖木儿领之。

宁夏安西王府遗址

除了在西北地区因地制宜设立各种地方军政机构(宣政院是中央一级的机构)之外，元朝在西北地区还实行封王治理。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封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出镇吐蕃；九年，封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开府京兆，出镇陕川等地，罢行省，置王相府处理军政大事。河西地区受封的有窝阔台系诸王、察合台系诸王，贵戚有弘吉烈部赤窟驸马系、高昌畏兀儿亦都护系等，封王对西北地区的开发也作出了一定贡献。

由于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和战乱的破坏，元初西北地区人烟稀少，经济十分萧条。元初，元朝政府即派遣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人前往治理。他们设立劝农、屯田之官负责农业生产；制定优惠政策，给前来从事农耕的民户分发农具，提供种子；造船只置于黄河之上，招揽流散人口；大兴水利，修浚唐徕、汉延、秦家等古渠，“因旧谋新，更立闸堰，役不逾时而渠皆通利”，浇灌田地，发展灌溉农业。同时，向宁夏地区迁移军民，开展大规模屯田活动。其中从至元八年到二十六年，先后徙随州、鄂州民户，南宋新附军，塔塔里千户管军人户，总计不下四五千户，数万人口。大批内地汉民迁徙到宁夏，有利于生产技术的交流和当地经济的开发。元代往新疆地区移民的规模也很大，迁入新疆的内地居民，为促进新疆和内地的经济交流和互补作出了贡献。元朝统治者还劝导回回人入居西北，并对入居者给予一定的帮助。因此，甘州、肃州、延安等地，都有不少回回人的居住区。

元朝发展经济交流与互补，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向西北地区推广，在出土文书中也有反映。《黑城出土文书》中编号为F116：W528、F116：W46等文书，提到“奉圣州永兴县”“腹里”“淮东”“两淮”“江南”等处农事情况，又有“见行各处”的记载^[32]，大概反映的是元朝政府将内地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向亦集乃路推广的情况。汉人传授中原的汲水器，提水灌溉方便得多。元世祖时曾调遣汉族军队在哈密、别失八里、和田等地屯田，还在别失八里设立冶场，鼓铸农器。畏兀儿人称赞“桃花石（指汉人）诸事皆巧”。

为了加强西北地区和内地的经济交流与互补，元朝中央政府还在西北地区设立了交钞提举司等机构，印造和发行纸钞，从而极大地便利了商货交易及流通。如至元十七年，立畏兀境内交钞提举司。二十年，又立畏兀儿交钞库。二十四年，设立陕西宝钞提举司等。同时，元朝政府还在西北地区积极推行钞法。钞是元代全国唯一通用的法定货币，所以在西北地区发行钞币、推行钞法，对促进西北地区和内地经济交流及商业发展，促进西北地区和中原内地的经济一体化，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元朝统治者加强西北地区和内地经济交流与互补的开发思想，在开发黄河中也有所体现。忽必烈说:“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33]可见，忽必烈探寻河源的目的，是要在黄河源地建造一座商业城市，发展西北边地贸易，从而密切西北地区和内地的经济联系，加强西北地区和内地的物资交流。

元朝还在西北地区大力实行驿递制度，加强西北地区与内地的交往与联系。陕西、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及西域的陆、水、马站接连不断，商业交通道路大开，西北边疆经济得到了有力的开发和发展。元代的甘肃行省是古代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的枢纽，而元朝在甘肃行省境内设置站赤，使中西交通设施更加具体化和制度化了。《元史·地理志三》载，甘肃行省有马站六处。《元史·兵志四·站赤》则载：“甘肃行中书省所辖三路：脱脱禾孙马站六处，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头，驴一百七十一头，羊六百五十口。”甘肃行省境内站赤的设置，同样有利于西北边疆的开发和巩固。在畏兀儿地区，《元史·地理志六》载：“（至元）十八年，从诸王阿只吉请，自大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又《元史·世祖纪九》说:“（至元二十年三月）辛巳，立畏吾儿四处驿及交钞库。”从内地到边疆的主要交通线上，每一二十里到百里就设一个急递铺，铺有士卒5人，专门传递文书政令。特别是元代新开的由西域入嘉峪关经凉州、宁夏河套、大同，进居庸关到大都的道路，大大加强了元政府与西北包括西域各地的联系。

元朝急递铺令牌

为了开发西北，元朝还加强了在西北的屯田垦殖。《元史·兵志三·屯田》载:“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军民屯田。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屯田：世祖至元十九年三月，发迤南新附军一千三百八十二户，往宁夏等处屯田。二十一年，遣塔塔里千户所管军人九百五十八户屯田，为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顷三十三亩。管军万户府屯田：世祖至元十八年正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先是，遣都元帅刘恩往肃州诸郡，视地之所宜，恩还言宜立屯田，遂从之。发军于甘州黑山子、满峪、泉水渠、鸭子翅等处立屯，为户二千二百九十，为田一千一百六十六顷六十四亩。宁夏营田司屯田：世祖至元八年正月，签发己未年随州、鄂州投降人民一千一百七户，往中兴居住。十一年，编为屯田户，凡二千四百丁。二十三年，续签渐丁，得三百人，为田一千八百顷。宁夏路放良官屯田：世祖至元十一年，从安抚司请，以招收放良人民九百四户，编聚屯田，为田四百四十六顷五十亩。亦集乃屯田：世祖至元十六年，调归附军人于甘州，十八年，以充屯田军。”以上所说军民屯田，皆为忽必烈时期的措施，以后仍不断地发展和巩固。《元史·成宗纪四》载：“（大德七年）六月己丑，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元朝也在畏兀儿地区开展了屯田活动。《蒙兀儿史记·阿只吉列传》载：“忽必烈汗命阿只吉建牙别失八里镇之，兼辖天山南路畏兀儿合剌火者(即和州)及哈密力等处屯戍军事。”《元史·世祖纪十一》说：“（至元一十三年冬十月）癸丑，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失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总之。”又载，同年“十一月戊辰，遣……总新附军四百人，屯田别失八里”。“至元一十四年十一月戊戌，以别失八里汉军及新附军五百人屯田合迷玉速曲之地”。汉族军民进入西北边疆进行屯田垦殖，不仅促进了西北土著各民族中农业生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加强了汉族与西北边疆土著民族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巩固。

郭守敬像

十年九旱的西北，水利对农业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元史》卷93《食货志》记载：“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直。”这些法令是针对全国的，西北当然必须照办。据《元史》卷11《世祖纪八》记载，至元十八年二月，发肃州等处军民凿渠溉田，还派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疏导宁夏的渠道。《元史》卷66记载，直到至正十年，陕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儿仍遣都事杨钦修治泾渠，溉农田四万五千余顷。

元政权励精图治，西北边疆地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开发。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于至元中开挖50里的长渠，灌溉农田3000亩，“民之圃蔬园药者，又井井乎其滨”。尤为突出的是，其时的小麦种植空前发达，并领先全国。元朝中期陕西经济达到兴盛期，正如苏天爵在其《滋溪文稿》卷17《元故亚中大夫河南府路总管韩公神道碑铭》总结的那样：“关、陇、陕、洛之郊，号称沃土，国家承平百载，年谷丰衍，民庶乐康。”西夏中心地区农业走上发展的道路。如西凉即“出产小麦甚饶”。元世祖至元末年，宁夏多种红花，朝廷恐怕粮食不能自给，令改种谷麦。红花既是染料，又是中药，果实还可榨油，是一种有很高价值的经济作物，体现了当地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度。在现今的新疆，元朝史料表明一些地区境况良好，果品业、棉花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可以说新疆和内地同步发展，有的地方农业不亚于内地，有的方面如棉花生产甚至领先于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