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代商业贸易的繁荣

元代商业贸易，在前代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产品商品化进一步加强。元朝是主要农产品粮米商品化及商品粮米需求大发展时期。元代之前社会经济重心就已南移，蒙古贵族初入中原，北方社会生产又遭极大破坏，社会经济早已处于不如南方的境地。大都（今北京）是元朝的统治中心，全国最大的城市，居民众多，元前期人王恽曾经说到“都城十万家”^[13]，以五口之家计，则有人口50万。元朝后期的至元六年（1340年）已是“京师人烟百万”^[14]。朝廷、皇室、官府所需粮米均靠漕运由南方运抵大都，仅海运漕粮一项，最多时一年达300多万石之巨。“大都居民所用粮斛，全借客旅兴贩供给”^[15]。广大居民全仰商贾由南方往北贩运的粮米为生。《元史》卷173《崔彧传》记载，“大都民食，唯仰客籴。顷缘官括商船载递诸物，制贩鬻者少，米价翔踊”。同时，“将贩卖米斛车船一概拘刷拖拽，以致水陆涩滞，南北米粮不通，民甚不便”^[16]，由于从事贩运粮米的车船被官府拘拽运送官物，运到大都的商品粮米大量减少，致使米价骤涨。商贩粮米多少成了大都粮价的主宰，“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有”^[17]。

元代市场买卖图

大都之外的其他城市或地区也同样是商品粮米占据着居民所需粮食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如昌国州自产的粮米“仅可供州民数月之食，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18]。昌国自产粮的缺口甚大，全部仰靠浙右粮商贩运而来的粮米。元代另一大城市杭州和许多新兴城市如北方草原地区的上都、和林等城，及内地旧有城市、州县治所，都是当地的政治、经济中心，人口集中，所需粮米亦多，也都仰仗商贾贩运。所以，元代所产粮粟有一部分投向了缺粮的城市和地区，进入了商品流通的领域。

第二，各地经济作物商品化恢复到了两宋的水平。例如福建的荔枝驰名全国，王祯的《农书》卷9《荔枝》记载，“今闽中荔枝，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水浮陆转，贩鬻南北，外而西夏、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民”。商人在荔枝树刚开花时，就以树立券，全部包买。除运销国内各地之外，还远销日本、琉球、朝鲜半岛和大食等等。南方各地之桔、柑、橙亦为珍品，是产地换取谷帛之源、行销全国的重要商品。北方出产的梨，制成梨花就成为贡品。桃、李、杏、枣、栗、柿等果品都可成为供贸易的商品。此外，更有盐、茶、酒、铁、锡、铅、矾等禁榷品。元朝也实行与宋朝相同的办法，由官府卖“引”给商人，再由商人转销。元初棉布尚不普及之时，主产区的棉布亦由商贩运到还不生产的地域去卖。传统的丝织品、瓷器等，不但国内畅销，更是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品，在前代已有基础上更为繁荣。

第三，城市的恢复和发展。大都是元朝都城，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时又是商业贸易中心。这里虽然曾是金朝的都城，但元大都并非金朝旧中都城，而是元世祖另建规模更加宏伟的新城。大都人口众多，到元朝后期则已增至百万之巨。大都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汗八里（即大都）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其注文引剌木学版本之文：“城外每门有附郭甚大，其街道与两邻近城门之附郭相接。延长有三四哩。每一附郭或街道，有华厦甚众，各地往来之商人居焉。每国之人各有专邸。”国内外各种珍贵物品多集于大都贸易，“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每日入载蚕丝车达千辆之多，虽然此数字过大，不可能终年日日如此，至多是产丝旺季现象，却反映大都丝织业的原料来源。此外，在大都周围还“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19]。

南方工商业中心杭州城，乃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杭州城“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有十人，中有若干户每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其人非尽主人，然亦有仆役不少，以供主人指使之用”。城中从事工商者甚多，这里的“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商业贸易的规模极大，亦有许多外国商人留居杭州。剌木学本《马可·波罗行纪》述杭州“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大市方广每面各有半哩，大道通过其间，道宽四十步，自城此端达于彼端，经过桥梁甚众。此道每四哩必有大市一所，每市周围二哩，如上所述。市后与此大道并行，有一宽渠，邻市渠岸有石建大厦，乃印度等国商人挈其行李商货顿止之所，利其近市也”。杭州的市场有隔日集市的制度，“每星期有三日为市集之日，有四五万人挈消费之百货来此贸易”。集市日的入市商人和买物人竟多达“四五万人”，足见市场规模之大。在集市周围“建有高屋，屋之下层则为商店，售卖种种货物。其中亦有香料、首饰、珠宝，有若干商店仅售香味米酒”^[20]。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水陆交通的发达，东南沿海、运河两岸以及北方草原上都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城镇。上海镇在南宋时属秀州，元代因海上贸易发达在此设置市舶司，人口随之渐多，开始设县，成为新兴的商埠。朱清因任海运万户致富后，在昆山修建宅第，招徕香舶，屯聚粮艘。数年之间，昆山从一个墟市发展成新兴的商业城市。各地各国商人在此聚居，据《昆山郡志》记载，“番汉间处，闽广混居，各循土风，习俗不一”。运河畔的临清会通镇，在运河通航后迅速发展起来，商货云集，“南金出楚越，玉帛来东吴”，“此地实冲要，昼夜闻歌呼”。马可·波罗曾详细地记述过运河沿岸的许多城市，繁荣富庶的景象使其赞叹不止。北方蒙古草原也出现了规模甚大的城市，如上都、和林、应昌、德宁等等。这些城市本身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要求建立起来的。但随着经济的需要，商业活动也随之发展。上都所有需要的谷粟布帛以及纤靡奇异之物，都自各地贩运而来。元朝一再以免税、减税和“自愿徙居永业者复其家”等优惠待遇，奖励商人前往北方草原贸易。和林所需粮食，用所谓“中粮”“中盐”等办法，招募商人，自挽自输，把粮食运往和林，计值给以盐引、茶引或钞币，每年的“中粮”高达30万石。

第四，商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宋代商人按行业组成商行，元代也仍然继续。元人流传所谓“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之说，以表明各行业组织之众多。陶宗仪《辍耕录》还记载各商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各行商人更加严密地保护着本行的利益。宋代商业贸易有牙人从中媒介。金朝规定：南宋商人在榷场交易，不得从中克取厚利。1286年，元朝规定：“除大都羊牙及随路买卖人口、头匹、庄宅，牙行依前存设，验价取要牙钱，每十两不过二钱，其余各色牙人，并行革去”^[21]。对牙侩活动的限制，有利于商人的直接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