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朝交通业及其影响

元朝疆域广大，水陆交通都有重大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大运河的修通、海道的开发和陆上驿站的设立。

元代运河

隋炀帝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宋金时早已淤塞不通。元建都在大都，灭宋后，从江南北运的货物由浙西入江淮，从黄河逆水至中滦（封丘）旱站，然后陆运180里至淇门入御河。转运装卸，劳费甚巨。于是改由任城（济宁）开河，分汶水至须城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运至直沽。但这也因海口泥沙壅塞，不便通行而罢废。又改由东阿陆运200里至临清入御河，劳费更巨。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元朝采韩仲晖、边源的建议，从安民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开河，入于御河，全长250余里，命名为“会通河”。隋代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迂回转折，而新运河全程缩短了900公里。1291年，郭守敬又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7座水闸，这7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忽必烈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南北大运河的修通，对沟通南北经济、繁荣大都商业，都有着极大的作用。但运河初开，岸狭水浅，还远不能满足大都的需要。很大一部分江南货物，仍需要依靠海运。

南宋时，海运已有较大的发展。宋金之间，严禁海上交通。1276年，伯颜入临安，曾令朱清、张瑄等将南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由海道载入京师。海运试航成功后，忽必烈立万户府二，任朱清、张瑄经划海运。1287年，元朝又立行泉府司，专管海运，此后海运益趋繁盛。元朝规定，以嘉兴、松江每年秋粮及江淮、江浙财赋岁办粮充运，每年2月由长江口之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在直沽交卸完毕之后，海船在5月返航，复运夏粮，8月再回航。为了航运的安全，又开始实行了设标指浅的办法。当时海船大者可载八九千石，小者两三千石，运量从初年的四万余石递增到三百三十余万石。有元一代，海运始终是保证财赋的重要手段。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为了战争进展的需要，在通往西域的大道上，开辟驿路，设置驿骑、铺牛和邮人，把中原旧有驿站系统延伸到西域。窝阔台时正式设驿站制度，《元史·兵志·站赤》说：“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元朝建立后，驿站制度进一步完善，规模进一步扩大。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载，元朝的驿路分为三种：一称帖里干道，蒙古语意为车道；二称木怜道，蒙语意为马道；三为纳怜道，蒙语意为小道。从地区讲，帖里干和木怜道，多用于岭北至上都、大都间的邮驿；纳怜道仅用于西北军务，大部分驿站在今甘肃省境内，所以亦称“甘肃纳怜驿”。全国水陆站共计1500处左右。马可·波罗称全国共有驿邸逾万所，“此种驿站备马逾三十万匹”。站赤以大都为中心，通向各地的驿站“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沿着几条交通干线，一直通达各边疆地区。“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12]。站有陆站、水站两种，陆站为主。陆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牛、驴和车。东北地区又有狗站，以狗拉橇。水站主要是指内河的交通、工具用船。元朝中书腹里各路以及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甘肃等行省所辖驿站共有1400处（其中水站约有420处）。此外，西北乞儿吉思、西南吐善等地，也都设有驿站，以便使臣往来。

元代驿站

元朝驿站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网络”，增进了各地的水陆交通，对维持政府在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对发展我国边疆地区的交通，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天东北三省，属于元朝的辽阳中书行省，有南北两大驿路干线，向北延伸到黑龙江入海处的奴儿干城，南抵高丽王都开京（今朝鲜开城），共辖有135个驿站，管理驿马6515匹、驿车2621辆、驿牛5259头、驿狗3000只。今甘肃地区，是元朝通西域、中亚的必经之路，据《经世大典·天下站名》记载，有驿站47处，有的驿站拥有驿马300匹左右，最少的也有30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