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经济的发展

元代是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原本以游牧为传统的生产方式，但为了对中原汉地等传统的农耕地区实现有效的统治，统治者继承并沿袭了历代王朝重农传统，采取了“以农桑为急务”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其主要做法是：

（一）建立健全劝农机构体系

元政府于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人员，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委所在亲民长官不妨本职，常为提点。年终通考农事成否，本管上司类申司农司及户部照验，任满之日，于解由内明注此年农桑勤惰，赴部照看，以为殿最。提刑按察司更为体察，期于敦本抑末，功效必成”^[1]。司农司从此成为了元代管理农业等问题的最高行政机构，虽然名称及机构设置在以后屡有变动，但其主要职责却一直未有变更，“凡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悉掌之”^[2]。作为最高的农业管理机构，大司农司曾经编写《农桑辑要》一书并散发给各级官员作为其劝农的依据，还发布了一些重要的官方文件如《劝农立社事理条画》等来对劝农活动进行具体指导。司农司在地方设置相关的机构，并委派一些官员进行劝农活动。元代的监察机构，如提刑按察司等也拥有劝农的职责；同时，作为兼有劝农之衔的地方官员，在任期间也会发布劝农文以劝课农桑。应该说，元代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劝农机构体系，这些机构以劝课农桑为基本指导思想，依靠国家的力量进行劝农活动，最终目的是保证国家对于农业、农民实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二）广置屯田

元代屯田规模之大，分布地区之广，在中国古代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屯田制度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即已开始实行。据《元史》卷100《兵志三》载：“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在蒙古灭金、元灭南宋之时，屯田起了重要的作用。至元六年(1269年)，立唐州(河南唐河)、邓州(河南邓县)、申州(即南阳府，治今河南南阳市)、裕州(治今河南方城县)屯田。《元史》卷173《燕公楠传》记载：至元十年(1273年)元军攻克襄樊之后，元朝政府充分利用“江淮在宋为边陲，故多闲田”。元人王恽说：“南北之势，我可以取彼，此必然理也。然馈饷转输，古无良法，正有屯田待以岁月，为古今上策耳。”^[3]世祖统一全国后，又把这种屯田制度推向全国。武宗时，已经发展到“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4]。从枢密院、宣政院到甘肃、辽阳、河南、陕西等行中书省皆实行军民屯田。屯田遍及全国，尤其是军屯。如“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屯田：世祖至元十九年三月，发迤南新附军一千三百八十二户，往宁夏等处屯田。二十一年，遣塔塔里千户所管军人九百五十八户屯田，为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顷三十三亩……世祖至元十六年，调归附军人于甘州。十八年，以充屯田军”^[5]。

（三）鼓励垦荒

元政府允许农民开垦荒地。规定：“凡是荒地，俱是在官之数，若有余力，所其再开。”^[6]《元史》卷93《食货志·农桑》记载：“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大规模的垦荒，使农民缺乏耕地的问题得以缓解。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一月，朝廷因“以江淮间自襄阳至于东海多荒田，命司农司立屯田法，募人开耕，免其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7]。《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记载，政府并从赋税差役上优待垦荒农民，“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优惠的垦荒措施得到了施行，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垦荒进程，而且大大扩展了垦荒面积。

元代铁锄

（四）兴修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元朝政府把兴修水利摆在重要位置。廉希宪在江汉“泻蓄水于江，得田数万亩，为贫民业”^[8]。游显在襄阳，“复堰铁拘壅湍水为渠，溉稻田千数百顷，人赖其利”^[9]。元朝初年，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属西夏境内的唐徕、汉延、秦家等古渠，灌田九万余顷，又开辟中兴、西凉、瓜沙等州的旱田为水田。忽必烈以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统领南军子弟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

由于元朝前期诸项重农措施的推行，各地的农业生产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表现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产品和产量的提高等方面。可以说，蒙古人入主中原虽然带来了一些游牧民族落后的生产关系，但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就农业经济而言，较宋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整个国家经济中仍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没有出现经济的逆转或大倒退。

第一，农业科学技术进一步提高和推广。元朝是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最好的时期，中国古代著名的农业科技著作主要集中在元代。最为突出者，是至元年间由官府编辑、刊刻《农桑辑要》一书，以先进的生产技术指导农业生产。这是过去的王朝不曾有过的壮举，就是元朝以后的明清时期，也不曾有过这样的举措。元朝著名的农业科学著作，还有王祯编著的《农书》和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等，它们对元朝全国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推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外，地处北方的“晋地土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十人。民又勤生力业……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莱茹麻（台木），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10]。充分发挥其地利、水利条件，通过精耕细作，产生了“一岁三艺而三熟”的效果，亩产量也有很大提高。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一年三熟可以不足为奇，但元朝却在北方地区创造出了一年三熟的奇迹。虽然这仅是个别的现象，但没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是不可能做到的。另外，蓟州的渔阳（今蓟县）也已经有了常年种植稻谷的“稻户”。南方除栽种水稻之外，福建地区还出现了“有得占城稻种，高仰处皆宜种之”的旱稻生产，而且是当时优良品种——占城稻的又一良种，谓之“旱占”，“其米粒大且甘，为旱稻种甚佳”者；王祯的《农书》卷7《百谷谱·早稻》记载，又“一种有小香稻者，赤芒白粒，其米如玉，饭之香美，凡祭礼延宾，以为上馔，盖贵其罕也”，表明了元代农业生产发展的新内容。

第二，粮食作物品种进一步丰富和扩大。农作物品种的丰富是元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表现。首先，水稻种类增多。若以品质分，主要有粳稻、籼稻和糯稻。以种获早晚区别，则又可以分为早稻、中稻和晚稻。明代方志对水稻品种记载繁多，如《嘉靖定海县志》卷八《物产》记载各类水稻品种46个，《嘉靖象山县志》卷四《物产》中也录有“稻之属”31个。另外，同处江南的镇江水稻品种达31个，其中籼、粳稻品种共22个，糯稻品种9个。随着南宋避居江南，麦类一度成为江南地区广为种植的农作物。入元以后，浙江地区种麦依然较为普遍。如浙东庆元境内的四明山上就种麦，戴表元的《剡源戴先生文集》卷28有“君不见四明山下寒无粮，九月种麦五月尝”的描述就是明证。稻麦复种，轮作换茬，合理而有效地利用了土地资源，并充分将用地与养地相结合。除水稻和大小麦之外，还有粟、黍、荞麦、稗、穄等。

王祯《农书》中的元代的水排

第三，农业生产工具进一步创新与改进。无论耕、耘、种、收割，还是农田水利灌溉种种工具，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曾分“天下农器”为20个门类，共载录260余种，其中有一些是元人新制使用的。在新发明使用的农具中，诸如耕作工具铁搭，锄草工具耘荡、耘爪等，大多出现在全国农业最先进的江浙地区。王祯的《农书》卷13《耘荡》记载，“耘荡，江浙之间新制也……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兼倍”，还免去了农家耘田“匍匐禾间，膝行而前，日曝于上，泥浸于下”之苦，而且功效倍增，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减轻了农民日晒泥浸。此外，元人还发明了一种叫垌碓的器具，人力与机械相结合，效率数倍于普通碓器。在北方，创制有推镰，剑禾刃也。王祯的《农书》卷14《推镰》记载：“养麦熟时，子易焦落，故制此具，便于收敛……速于刀刈数倍。”并在过去已有耧车的基础上，创新出粪耧，用于播种的同时又施底肥。《农书》卷12《耧车》记载说，“近有创造下粪耧，种于耧斗后，别置筛过细粪，或拌蚕沙，耨时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尤巧便也”。集播种、施底肥于一身，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元代创制和改进的新式农具，还有镫锄、秧马、铲、鹂刀、瓠种等等。元代的农田灌溉工具，有翻车、水转筒车、水转翻车、牛转翻车、驴转翻车、高转筒车、水转高车等等。这些都是农田灌溉的得力器械，保障了农作物不致有干旱之灾，对元朝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祯《农书》中的秧马

第四，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王祯《农书》将元代土地开发方式作了归纳，除井田、区田、圃田外，大概又可分为围田、架田、柜田、梯田、涂田和沙田等六大类。元代各类土地垦殖方式对缓解人地矛盾、改良耕地土壤、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如，至正年间(1341～1368年)经政府丈量核查，实际开发耕地面积达5659顷7亩。再考《延祐四明志》卷12，皇庆元年(1312年)庆元路官民田总数为2116930亩，比元初增加230596亩。元朝一般亩产量以1石为率，与过去的1石基本相同。但元斗却大于宋斗将近1/3，《元史》卷93《食货志》记载，“盖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元代的一石实比宋代增加30%。江浙许多地区亩产粮食可达2～3石，少数田亩产甚至高达5～6石。据黄溍《文献集》卷7下《汤氏义田记》载，“汤氏在龙泉为巨族……乃置义田以赡同族，其为田二百亩，岁可得谷四百石”。可见，元代浙江的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还是较高的。

第五，植棉业进一步普及和发展。我国棉花的生产，在元代以前已由闽、广等地传播到了江浙地区，到元朝又进一步向北方中原地区推进。另外，还有自西北今新疆地区向东发展的第二条途径。元代就是自南向北和自西向东两条途径推进到中原相会的时期，即棉花生产普及到了全部中原地区。浙西的嘉兴一带是江南地区较早引进棉花加以培植的地方，不论棉花的种植规模还是棉纺织技术在全国都较为领先。《元史》卷15《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四月，浙东木绵提举司设在绍兴路余姚，“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该地的棉花栽培领先全国。元时婺州路各州县亦有木棉种植，程钜夫的《雪楼集》卷26《送人赴浙东木绵提举》有云：“曾历金华三洞天，风流历历记山川……访古但闻羊化石，因君又喜木生绵。”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又有中书省命江西行省于“地税内折收木绵白布，已后年例必须收纳”^[11]。《元史》卷93《食货志》记载，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定征江南夏税制时，正式规定“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秋税、夏税的一部分以木棉布折纳，说明元朝前期的木棉生产，在南宋已有基础上，江淮各地均已普遍种植，也就必然向北方不断推进。王祯的《农书》卷21《木棉叙》已有明确记载，“夫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駸駸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北，服被渐广，名曰吉布，又曰棉布……庶远近滋习，助桑麻之用，兼蛮夷之利，将自此始矣”。元朝统一全国之初，北方的棉布只是由商人贩运而来，棉织业尚未普及到北方，植棉业亦未普及开来。元朝官府所辑农书《农桑辑要》又载，“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蔗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元朝初年发展到了陕西地区，以后则是由江淮向北、由陕西向东发展到黄河南北的中原地区。所以，元朝是植棉业普及到全国南北适于耕种之地的大发展时期，这是中国农业生产、经济作物到元朝获得了大发展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