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代回回在经济上的贡献

回回人在到达中国时，最初大都被分别编入“回回军”“西域亲军”“哈剌鲁军”“阿儿浑军”“探马赤军”等各军中，并参加了灭西夏、金朝和南宋的战役。此后随着统一全国的实现，又相继被纳入经济建设的轨道，过着“屯驻牧养”、兵农合一的生活；或随地入社，被置为“编民”，取得与汉族农民同样的资格，从事农业耕作。今甘肃河西、宁夏、新疆、云南、河南、山东等地，都是当年回回军兵士屯驻耕种的重要区域。例如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各地回回炮手“悉令赴南京（开封）屯田”^[102]；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令“给滕竭儿（今新疆阜康县）回回屯田三千户牛、种”^[103]；1297年（元大德元年），“徙襄阳屯田合剌鲁军于南阳”，每户给田150亩。^[104]1322年（元至治二年），元英宗硕德八剌下诏：“免回回人户屯戍河西者银税。”^[105]屯田活动的展开，为回回民族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历史上，回回民族向以善经商闻名。在构成回回民族先民中，就有许多来自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各国的商人，他们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使者，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使者。例如蒲寿庚家族，就是经由海上而达于中国，并以经营香料、珠宝发家而饮誉中华的。在元代，回回商人由于积极效忠蒙古贵族，一向备受蒙古贵族眷顾。他们散居于全国各大城市，居津要、专膏腴。北京、杭州、泉州、广州、昆明等城市，都是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中心。他们还利用蒙古贵族给予的特权，经常与国外商人建立商务关系，或为蒙古王公贵族办“斡脱”，或扑买中原课税。世祖时重用的回回人阿合马，即为商人出身。《元史》卷205《阿合马传》记载，阿合马于中统三年(1262年)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忽必烈“专以财赋之任委之”，说明他在经济管理方面具有才干。阿合马既然以善于理财而被擢用，其手下也聚集了一批西域敛财之臣。阿合马死后，这些西域人继续得到重用。泰定帝时，朝廷仍多以回回人理财。在回回商人中，有借经商而荣登显要的，如奥都剌合蛮、乌马儿等，就以善营商而分别被授为提领课税官和甘肃行省左丞。据有关史料记载，元中统年间（1260～1264年），居住于大都的回回人中就有为数颇多的人，“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生活于四川一带的回回人中，“也多富商大贾”。他们经营日用百货等各种商品。而香料、珠宝等行业，则几乎为其垄断。

回回商人多从事珠宝、贩运、外贸等业，亦有替蒙古贵族放债取息，或替官府承包赋税，称“斡脱”或“羊羔儿息”。元代有许多回回巨商，经营香料、珠宝、金银器皿和药材，一些回回商人还擅长海上贸易，其足迹达亚非十数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诸海、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地区及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北部的东岸沿海地区。这些回回世商交纳的税款在元世祖时期的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为“军国之所资”。元贞年间，有一回回商人奉珍宝进售，名曰“押忽大珠”，售价高达60万锭。武宗时，中政院所需食羊，是通过阿老瓦丁贩运浙盐盈利后供应的，而泉州佛莲就拥有海舶80艘、珠宝等无数，由此可知元代回回商人资本之雄厚。由于回回商人既有生财之道，又有理财之术，所以受到皇帝重用而进入仕途者也不乏其人。

由于回回商人多具亦官亦商、官商一体的性质，故而使得他们在元代社会中享有诸多的特权和优厚的待遇。据《元典章》卷196记载，除在国内被免除差役、地税和商税外，他们还常常“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凭着这一强大的经济实力，回回商人曾经使元朝政府改变其已经颁行的不合理的政令。《史集》《元典章》等中外文献均曾记述这样一件事，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曾颁发“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依伊斯兰教规行事)”的禁令。此令一出，回回商人多年不能按教规行事，被迫逃离，“如是者七年”。后丞相桑哥乃奏于忽必烈，称此禁令实行后，西域商人多数离开中国，并且不复再来，如此下去，“例献之物因缺，而其货物所纳之关税因无所得”，造成财政收入不足。于是，忽必烈下谕“收回其禁令”^[106]。这样，已颁布实行了七年的这一政令，终因回回商人的坚决抵制而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