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代民族融合与新民族的形成

各民族交错杂居，同在一个地域内共同生活，一方面加强了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同时也导致了一些民族的融合。历史上的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都曾建立过王朝，都曾是统治民族。当统治民族的上层建立的王朝灭亡后，原统治民族与其他民族杂居，往往容易与其他民族融合。

汉族是我国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内迁各族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吸引和影响较大，有些民族便自然地逐渐与汉族相融合了。如久居中原的契丹、女真、渤海等族，经过辽金时期，与汉族本已有了许多共同性。元又“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把汉、契丹、女真、渤海等族同列入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就促使了契丹、女真、渤海与汉族的融合。元统治者以蒙古、色目、唐兀等军分戍各地，旨在对汉人、南人实行军事监视，却导致他们不少人汉化。例如，迁至江淮地区西夏人（又称“河西人”“唐兀人”）的戍军，初来戍地时仍保留着西夏人的民族习俗，经过数十年与汉人相接共处，“而人之生于此者，亦因以变”，很多方面都汉化了。蒙古军进入汉地后，“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这些蒙古军“即营以家”，一般都固定驻守一地，不同于“岁时践更”的军队。他们“与民杂耕，横亘中原”，经过长期与汉人错居杂处，生活及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脱离漠北状态，开始与当地汉人一样从事农耕。至元二年(1265年)，“以河南北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元代中期，中原蒙古军遇到调防“每行必鬻田产”。这些材料都证明了进入中原的蒙古军户受到环境的影响，经济生活渐与汉人趋于一致。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因全国农业地区普遍立“社”，元政府“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依例劝课”。被编入社的蒙古人与当地汉人关系更为密切，甚至渐与汉人相互通婚，血统上也融为一体。到元末明初时，经过长期的交往，“杂处民间”的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已经达到“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的程度。在明朝统治下，留居中原的蒙古、色目人为避免民族歧视，多改为汉姓，这样就“更与华人无异”了。经过元代的民族大融合，入明之后的汉族共同体，由于吸收了新鲜血液，又有了新的发展壮大，进一步丰富了经济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那些迁移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最终也多融合于当地民族。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所载：“府治之近多旧汉人，乃元时移徙者，与僰人杂处，而服食、器用及婚姻大抵同风。”

除了少数民族汉化以外，其他民族相互融合也是十分突出明显的。蒙古统治者对西夏用兵，征服西夏以后，西夏的统治民族党项族变成了被统治的民族。西夏亡国后，大量的以党项人为主体的西夏遗民以各种形式迁徙到了内地。经过长期与人口众多的汉族共同生活，逐渐湮没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中了。一部分党项人南迁，一部分成为唐兀军，调发到其他地区驻防屯田。由于党项族分散于其他民族之中，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逐渐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党项人也有不少融合于蒙古人中，尤其是一些西夏贵族，受蒙古文化影响以及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纷纷放弃党项旧姓而改用蒙古姓氏。吴海为西夏人所做《王氏家谱叙》云：“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最后乃服。世祖以其人刚直守义，嘉之。赐姓唐兀氏，俾附归籍，次蒙古一等。其俗自别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而士宦者皆舍旧氏用新氏。国家尚宽厚，虽占旧氏不禁，然能存者仅一二数。”^[67]《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记载了在元朝担任官职的党项人举立沙家族相传6世130多年的活动及其世系，从一世举立沙之后已不再用党项人名而改用元代蒙古人习用的名字，本民族上层如此导向，一般民众的取向也就可想而知了。党项族在元代末，作为一个民族政权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民族迁徙造成各民族更广泛、更密切的接触，最后出现一些民族的融合。如东北地区，至元二十一年至三十年（1284～1293年）间，蒙古、女真、契丹和汉族军民在东北辽宁的忻都察、复州、合思罕、瑞州、咸丰府和黑龙江的茶剌罕、剌怜等地屯田，使一部分女真人、契丹人与汉族互相接近，很多女真人、契丹人同化、融合到汉族中；另一部分女真人、契丹人与蒙古人接近、融合。女真、契丹族到元代后期就逐渐消失了。

元代民族融合方面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在元末明初最终形成了回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土族、撒拉族等新生民族。回族又称回回，是元朝时期在我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有人把回族的族源追溯到唐代经过丝绸之路来中国经商和留居中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但这些人并不能认为已形成民族，他们只是零散地侨居中国，仍属原来的国家和民族。当蒙古成吉思汗及其后人远征葱岭以西中亚地区之后，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人向东迁入中国，与汉、蒙古、维吾尔等族姻亲交往、繁衍生息而形成回族。^[68]东乡族是13世纪进入甘肃临夏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与当地汉、回、藏等族长期相处，姻亲演进而逐步发展形成。^[69]保安族是元明时期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青海同仁一带驻军垦牧，同周围的回、汉、藏、土各民族长期交往逐步形成的民族。^[70]裕固族其族源可追溯到唐代的回鹘。9世纪中叶，回鹘分3支向西南迁徙，至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史称“河西回鹘”。这批“河西回鹘”人在元代迁徙到敦煌至哈密一带，史称“撒(萨)里畏合（兀）”。“撒里畏合”同当地蒙古民族等长期交往形成了裕固族。^[71]土族是13世纪时一部分进入青海的蒙古人与当地霍尔人通婚繁衍，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土族人民至今还流传着他们的祖先有来自蒙古族以及霍尔人和蒙古人通婚的传说。^[72]撒拉族的先民在元代由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地区辗转迁徙到青海东部，定居在循化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他们同周围的藏、回、汉各族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撒拉族。^[73]

如此多的新生民族在元末明初脱胎而出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历史现象。元代原有民族重组新民族，不是简单的民族重复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是元统治阶级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元朝是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为统治中原并求得长治久安，元朝统治者不得不依赖汉族来巩固其政权。但是另一方面，又利用种种政策限制汉族势力的扩张，同时起用被自己征服且对统治不会构成太大威胁的色目人来帮助治理国家，并希望色目各族保留民族特色而不至于被汉化。这无疑拉近了蒙古族与色目各族的距离。蒙古族与色目各族特殊的地位有利于民族交往的密切。随着岁月的流逝、交往的频繁，各民族在不同形式的交往中相互接近、影响、渗透，民族间的界限逐渐消失，融合成新生民族。因民族融合前原来各族文化各具特色，且融合的民族对象不同，故产生的新民族自然呈多样性。因而，元代有6个新生民族脱胎而出便不足为奇了。而加速这些民族在某地产生民族融合进程的，正是元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