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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交融与多元一体:宋元时期少数民族的贡献
1.3.1.2.3 三、元朝境内广泛民族杂居局面的形成

三、元朝境内广泛民族杂居局面的形成

经过大规模以及多方面的迁徙活动,一批来自蒙古高原及中亚、西亚的蒙古、色目人定居内地,元朝境内原有的民族格局被打破,形成了广泛的民族杂居局面。据萧启庆估计,元代内徙的蒙古、色目人约有4万户200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这还不包括已被列为“汉人”的契丹、女真族人。[57]元初的北中国已是“诸民相杂”,至元二年(1265年)六月的诏旨反映了黄河以南、潼关以东至蕲县地面内的百姓,已是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兀儿、回回、女真、契丹、河西、蛮子、高丽等“诸色人户”杂居的状况。

元朝入附境内的中亚人种类众多,其来源主要是签发而来的西域各类军士、工匠、驱口和招募而来的西域各类民众。他们分别为被蒙古人征服的回回、哈剌鲁、畏兀儿、阿儿浑、康里、钦察、阿速、斡罗思等部族。

回回,是元代对中亚和西亚信奉伊斯兰教诸国各族人的泛称,蒙古时期有大批西域回回军士、工匠、商人及上层人士来到中国,从事各种职业,他们是西域屯田者中主要的参与者,其形式主要是通过军队和政府的安排,参加军屯和民屯,其屯户散布元朝全境。

哈剌鲁,在元代文献中,又译作合儿鲁、罕禄鲁、匣剌鲁、哈利鲁、柯耳鲁等,唐代作葛逻禄,为西突厥的一部。蒙古西征前,住牧于巴尔喀什湖东海押立和阿力麻里地区,臣属于西辽,由其君主阿儿思兰汗及西辽委派的监护官共同统治。元太祖六年(1211年),忽必烈进军西辽,阿儿思兰汗杀西辽监护官,降附蒙古。后阿儿思兰汗回海押立,而随从他前往蒙古觐见的一部分军队则被留下,在塔不台率领下东迁,参加对金战争。13世纪中期以后,哈剌鲁人聚居的海押立和阿力麻里成为察合台汗国的一部分,哈剌鲁人在此过程中逐渐被中亚其他民族所同化,部分人则东迁至中原。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政府招集哈剌鲁军人万户府,屯田于襄阳、南阳等地。在此前后,他们屯驻于大都龙庆川(今北京延庆县)、大名路(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真定路(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和庆元路(今浙江宁波)等地。

畏兀儿,即高昌回鹘,又译为畏吾而、伟兀、卫吾、委兀、瑰古、乌鹆、外五等,均为“回鹘”蒙古语读音的汉译。9世纪下半叶由漠北迁徙至高昌、北庭地区居住。后臣属西辽,君主称亦都护。蒙古兴起,亦都护巴尔术阿尔忒的斤杀西辽驻哈剌火州少监,降附蒙古,部分畏兀儿军随蒙古征战进入中原。元世祖护国时,西北宗王叛乱,累侵其地,亦都护迁往永昌(今甘肃永昌县)。许多畏兀儿乃因战乱、经商、入仕等入居内地,他们分布广泛,并以军户、民户分别屯垦于甘肃、河南和云南等地。1280年,元朝令居住在河西的畏兀儿人户就地屯田。1292年,元朝拨给住在襄阳的苦叉和哈剌鲁人六百余户以农具和种子,让其耕田生活。1297年,官府又发给襄阳的哈剌鲁军种子、耕牛和农具往南阳屯田。1301年,元朝曾拨出南阳府屯田地给畏兀儿户耕种。泰定帝时,亦都护帖木儿补化由甘肃改镇襄阳,此后这一带畏兀儿军队和百姓更为集中。元世祖时,畏兀儿军队曾成批地被派驻云南。仁宗时,云南行省又调汉军和畏兀儿军5000人驻乌蒙守戍,就地建立军屯,开发了彝族地区。

阿儿浑,元代文献中又有阿鲁浑、阿鲁温、阿剌温、阿儿温、阿鲁虎、合鲁温等名,中亚突厥部族,居于塔剌思(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八剌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之间。初见于8世纪的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也见于吐鲁番文书。成吉思汗西征时,此部人来附,组成阿儿浑军,由克烈部人哈散纳率领,转战中亚。太宗窝阔台时,此军东迁并合回回工匠3000户,屯驻于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西)、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下水(今内蒙古凉城岱海),从事织锦生产与垦荒。

康里,元人又译为康礼、航里、抗里、夯力、杭斤,古代高车人的后裔,属突厥人的一支,游牧于乌拉尔河以东、咸海以北地区。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蒙古军征斡罗思回军,进入康里境,败其主霍脱思罕。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时,康里地属长子术赤封地。康里人被掠到中原者甚多,大多从军,分属于蒙古各部中,武宗时设立广武康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康里人主要以永平路(今河北滦县)为屯田区。

钦察,又译钦叉、可弗叉、克鼻稍、乞卜察兀惕,是突厥的一支。13世纪时游牧于里海以北的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流域一带,下分若干各自独立的小部,王族居玉里伯里山,称玉理伯牙兀氏。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曾两次派兵进军钦察,灭其国。钦察人多被蒙古俘虏为奴,西征后则被裹胁东来,分散在漠北、漠南及辽东的蒙古各部中。元世祖时,因其首领土土哈有战功,钦察人隶诸王为奴者释免为军,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廷建立钦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后又分出左、右两部和龙翊侍卫等,主要以清州(今河北青县)为其屯垦点。

阿速,史籍亦称作阿思、阿宿、阿速惕,古代奄蔡人的后裔,属伊朗人的一支,原居高加索以北、顿河下游一带。后移居到捷尔宾特伏尔加河口,与拜占庭、谷儿只(今格鲁吉亚)、斡罗思关系密切。元太祖十六年(1221年),速不合等率军自高加索逾太和岭北上,大败阿速等部联军。太宗十一年(1239年),蒙哥率师征服此部。宪宗三年(1253年),蒙古派人括阿速户口东迁,迁往中原的阿速人多从军,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组成阿速拔都军攻宋。武宗时,设立左、右阿速两卫。后主要屯垦于大都以北、古北口内潮河川以及云中(今山西大同)等地。

斡罗思,元人也称为斡罗斯、兀罗思、兀鲁思、阿罗思和斡鲁速惕等,即俄罗斯人。13世纪时,分为几个公国。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蒙古军初败其军于伏尔加河,攻入其南部。拔都西征,臣服于金帐汗国,一部分人被掳至蒙古和中原地区为奴。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元廷收聚1万斡罗思人,设置宣忠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并屯田于大都以北地区。

因为地缘的关系,进入中国的中亚人开始以西北地区作为聚集地,汉、吐蕃、畏兀儿、唐兀、蒙古等“居民杂处”。中国元明时期的史籍一般称来自中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为回回人。如在宁夏,当时定居的回回军就有5万~7万,加上其亲属共10万人左右,多数居住在黄河两岸至六盘山麓条件较好的地区内。[58]甘肃的河西走廊是东西方民族交流的必经之路,也是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的主要路线,因此“为数众多的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屯田耕牧于已垦或未垦的荒地上”[59]。仅在肃州(今酒泉)东关内两条各一里多长的街道上,经商者“番回居大半”[60]。因此有“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61]、“甘肃地近西域,多回回杂处”[62]等说法。新疆也一样,仅至元年间,新疆滕竭儿(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县)便有屯田回回3000户。陕西与其他西北省份相比,因地理环境靠近中原,移居的中亚人略少,但也有一部分中亚人移居于此。

元代杂居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甚多。如畏兀儿人居住南阳、洛阳,哈剌鲁人迁南阳,乞儿吉斯人徙山东等。史载,“塔里赤,康里人,其父也里里白,太祖时以武功授帐前总校,奉旨南征至洛阳,得唐白乐天故址,遂家焉”[63]。塔里赤是康里人。康里人原居于咸海北一带,皈依蒙古人较早,可知塔里赤是色目人。据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4《色目氏族表》载,色目人迁居中原者还有:寿同“徙居汴梁路之开封”,察罕帖木儿“徙家汝宁”(今河南汝南),伯颜隶“开封淮阳县军籍”,迺贤“入中国居南阳”,托木“入中国居大名路之淮阳”,虎氏“东徙居汴梁”,刘容“徙西京大同府”,明安达耳“居曹州”(今山东曹县)。回回人由于在河南屯田,“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64],与汉族杂居。同时,由于大量回回人经商入居河南,也和汉族杂居。早在中统年间,朝廷就规定开封、东平(山东)、大名(河北)等地的“回回通事”“答失蛮”人户即可同斡脱、僧、道、也里可温、畏兀儿诸色人户一样,“和贾肥壮马七匹”。元朝的马匹买卖是由政府管制的,统购统销。而散居在各地的回回人,因信仰伊斯兰教关系,往往自成村落,聚居于礼拜寺附近,形成大量的回回村、回回营、回回屯。

塞北上都附近的怀秃脑儿,也是诸部与汉人杂处之地。岭北行省的西北重镇谦州,“居民数千家,悉蒙古、回纥人。有工匠数局,盖国初所徙汉人”。西南边陲的云南,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罗罗(彝族)、曰达达(蒙古族)、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族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说的虽是明初情形,但这种局面早在元代就已经形成了。

元朝的一些大城市,更是民族杂居之地,号称“人烟百万”的大都居民中,有多种少数民族与汉人错杂而居。元世祖时,大都已有相当数量的蒙古族人与汉人杂居,“呈犬牙相制之状”。回回人户在大都者近3000户,来自今新疆地区的畏兀儿人、哈剌鲁人、于阗人、哈密力人等也在大都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大都西郊的高粱河畔,就有一处畏兀儿人聚居的“畏兀村”(现名魏公村)。此外,大都还有一批来自吐蕃的僧俗人士以及高丽等族人。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下诏籍江南户口时,“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据《至顺镇江志》记载,镇江除土著居民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以及北方汉人等“侨寓”人户。据统计,元代以来迁入镇江者共3845户10555人,驱口2948人[65]。新迁入户同原居民户之比为4%,人口比为2%,驱口比为13.3%。在新迁入者中蒙古29户163人、回回59户374人。蒙古户同新迁入户之比为0.8%,人口比为1.5%;回回户同新迁入户之比为1.5%,人口比为3.5%。蒙古户同原居民户之比为0.028%,人口比为0.026%;回回户同原居民户之比为0.058%,人口比为0.061%。在新迁入户中,回回户同蒙古户之比为2%,人口比为2.3%。在同原居民户、口之比,同新迁入者户、口之比以及新迁入者之中回回同蒙古户、口之比这样三个数字中,回回都远远的高于蒙古。就驱口占有数而言,回回低于蒙古。再如南京(金陵),据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统计,在城录事司(路治在金陵),户19205户,人94992口,南人户15104户,人79191口;北人户3101户,人15801口,色目人户149户,人2919口。上元县,户29277户,南人户28266户,北人户1011,色目人户(含蒙古等户)17户,其中蒙古户14户、畏吾儿户1户、回回人户1户、契丹人户1户。句容县,户34084户,人214790口,南人户34765户,北人户49户,蒙古人户7户,畏吾儿户1户,回回人户2户,河西人户1户。溧水州,户57896户,人316425口,南人户57855户,北人户41户,色目人户6户。溧阳州,户63482户,南人户63365户,北人户117户,色目人户19户。

元中叶曾来中国游历的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在其《游记》中说杭州居住着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民,有汉族、蒙古族、穆斯林、佛教徒、景教徒,等等。他对这种情形颇为感叹:“那样多的互不相同的种族能够和平地居住在一起,受同一个政权的管理,我觉得这实在是世界上最大奇迹之一。”明朝人田汝成也曾记载:“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又夥,号色目种,隆准深眸。”[66]昆山州(江苏太仓),也是“番汉间处,闽广混杂,各循风土,习俗不一”。元统元年(1333年),元朝开科取士,在所取进士百人中,有蒙古、唐兀、回回、于阗、哈剌鲁、畏兀儿等民族50名。从其居地来看,北方有大都、真定、大名、滕州、济南、东昌、洛阳等处,南方有杭州、常州、嘉兴、成都、龙兴、池州、江州、绍兴、临江等。这也反映了元代少数民族广泛散处内地的情形。这些内附的少数民族对于元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