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方诸族的历史贡献

虽然南方民族的社会面貌和经济文化水平较为落后，但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他们也是有贡献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传播了汉文化，促进了区域开发，巩固了祖国边疆

两宋时期南方诸族所居环境多为山地、丘陵，自然条件较为艰苦，开发程度较低，故为“荒服不征”之地，经济滞后、文教不兴。但随着中原政权统治区域的扩大，南方地区也逐渐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或设置州县，或羁縻治之。《桂海虞衡志·志蛮》载：“广西经略使所领二十五郡，其外则西南诸蛮，蛮之区落不可殚记，姑记其声问相接，师司常有事于其地者数种，曰羁縻州洞、曰瑶、曰蛮、曰黎。”宋朝还授以当地首领各级官职，来实现对南方民族地区的管理。虽然这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统治，但还是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例如宋神宗就在两江地区设立学校，以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彬彬儒风”的社会风尚。南方的大部分山区、丘陵地带也有南方诸族开发的成果。北宋时期，溪州地区普遍地使用牛耕、“水转筒车”等技术，甚至锦、溪、叙、富等地的少数民族同胞向北宋政府建议，愿意与内地农民一样向朝廷交纳租税^[22]。同时应当看到，两宋时期南方许多地方尚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载：“（辰、沅、靖蛮）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啖之。”此外，黎族、高山族以及漂泊在海上的“旦民”地处边疆（海疆）地区，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例如《岭外代答》卷2载：“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由此可见宋代海南岛的一些地区已经被开发出来了，极大地巩固了祖国边疆。当然，这些民族所居住的区域无可辩驳地表明它是历史上中国的领土。

（二）南方各民族创造了丰富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艺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方地区是今天我国少数民族的重要分布区域，创造了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与北方民族不同的是，南方民族大抵延续至今天，而北方曾经盛极一时的民族却消失了（如党项族）。因此，南方民族在对祖国民族文化方面的贡献非常巨大。例如南方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少民族语言，就目前可以辨别的有彝语支、缅语支、苗语支、瑶语支、壮傣语支、侗水语支等等。南方不少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如彝文、纳西文、景颇文、壮文、苗文等等。此外，南方民族在科技方面也有贡献。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南宋末年，松江人黄道婆向黎族人学会了当地的纺织技术，返回家乡后加以推广，促进了江南地区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在南方民族向中原的贡品中，有不少是牛黄、麝香等中药材；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南方民族总结出一些独特的药方，这些都是我国传统医学中的宝贵资源。

彝文

（三）不断增强与内地的联系，增进了民族团结

从历史上看，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步都离不开中原政权以及内地民众的帮助。对于社会上层而言，主要通过设立行政区划、派遣官吏、建立朝贡制度等手段促进民族地区的进步；另外一方面，内地向民族地区各种移民也是传播先进文化等重要方式，客观上有助于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随着两宋时期中国人口的骤增，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方民族与中原政权以及内地民众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不少民族还与宋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例如宋代的戎州（今四川宜宾）就是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原之间的一个重要贸易据点。宋朝在这里可以买到优质的板材、马匹以及邛竹杖等产品，西南少数民族可以换回盐、酒、茶叶等生活用品^[23]。宋朝还采取各种措施平抑市价，以保护交易者的利益。

总之，宋朝在政治上对南方民族实施怀柔远人的政策；在经济上采取一些优惠的措施，如解除盐酒的榷禁、设立互市、免除租税等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密切了南方民族与宋朝之间的关系。

当然，南方诸族也承认了与宋朝之间的从属关系，增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团结。两宋时期，一部分内地民众南迁与南方诸族杂居，一些汉族商人也经常光顾民族地区，起初少数民族同胞尚有戒备心理，但后来就能够友好相处了。《岭外代答》卷2载：“大抵黎俗多猜，（汉）客来不遽见之，而于隙间察。客俨然不动，然后遣奴出布席，客即席坐。”苏轼、苏过父子俩曾在海南岛儋州，受到当地黎族民众的热情款待。不少汉族人在南方民族地区定居下来，成家立业。通过各种渠道的交流和接触，汉族与南方诸族之间的隔阂心理逐渐消除，基本上能够融洽相处。

【注释】

[1]《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841页。

[2]《宋史》卷490《于阗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9页。

[3]《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中华书局，1974年，第916页。

[4]学术界关于王延德出使回鹘存在着三种看法：一是答聘说，即是针对回鹘使者来访的一次回访；二是联盟说，意思是宋朝企图联合回鹘抵抗辽朝的南侵；三是联络说，即王延德出使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加强与回鹘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为了联络沿途党项、鞑靼等民族的关系。参见张睿丽：《王延德出使高昌使命补证》，《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不管哪一种观点，都能反映出宋朝与回鹘之间关系的非同一般。

[5]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6]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

[7]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21～122页。

[8]《资治通鉴》卷226，中华书局，1982年，第7287页。

[9]林幹，高自厚：《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

[10]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0页。

[11]转引自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

[12]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2页。

[13]参见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6～146页。

[14]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页。

[15][元]耶律楚才：《湛然居士文集》卷12。

[16]马曜：《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9页。

[17]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68页。

[18][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5。

[19]陈吕范：《南诏大理国重要文物浅析》，载《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20]陈吕范：《南诏大理国重要文物浅析》，载《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21][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

[22]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506页。

[23]凌受勋：《宋代戎州民族贸易市场》，《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