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理国的历史贡献

大理国（人们习惯上把大理国和后理国时期统称为大理国时期）立据西南达三个多世纪，采取了废除农奴制度、兴修水利等措施，促进了生产发展；制定行政区划，巩固了西南边疆；同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加强了边疆地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了极具地域及民族特色的大理科技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

（一）发展边疆经济，促使边疆地区与内地共同进步

大理建国以前，西南地区的经济水平相对滞后，而且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在一些自然条件较好、交通便利的地方萌发了封建经济的因素；而边远地区、高山地区则处于原始落后的生产状态。同时，奴隶在社会生产中普遍存在，甚至存在着买卖人口的现象。研究表明，南诏王朝通过强制迁徙、战争掳掠以及买卖等手段共获得的奴隶数量在150万～200万^[16]。奴隶和农奴的处境十分悲惨，不仅每年要向领主上贡特产，而且还要服劳役，人身也没有充分的自由。因此，以奴隶为社会生产基础的经济形态严重地束缚了西南地区的社会进步。大理国建立，首先废除奴隶制度，取消旧制度下的各种苛刻制度，禁止掳掠人口的行为，清除了旧政权中奴隶制度的残余分子，把一部分奴隶转变为自耕农，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当然，这种进步只是相对南诏等政权而言的，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大理国的奴隶制改革并不十分彻底，仍然存在着大量农奴和奴隶，甚至自耕农与领主之间也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西南地区的农奴现象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一百多年前，西南部分地区还保留着“死手权”“初夜权”等习俗，甚至还有屠杀广大农奴和农民的“杀人坪”。^[17]

大理政权注重水利工程的修建，在品甸（今云南祥云县）、白岩（今云南弥渡）等地修筑了蓄水设施，改善灌溉条件。据元人郭松年在《大理行记》记载：“其（品甸）川泽土壤，不减云南，而民种莳为不及尔。甸中有池名曰青湖，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神庄江贯于其中，溉田千顷。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等等。可见当时云南地区的灌溉十分便利，少有旱暵之灾。耕地面积也扩大了许多，以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桑麻蔽野的丰收景象。同时，农业技术也有了提高，普遍使用铁犁以及“二牛三人”的耕作方法。农作物的种类丰富，有水稻、小麦、大麦、豆类、麻、黍、稷等等。畜牧业也有较大的规模，如前所述，大理国曾经是南宋最重要的马匹供应基地，宋代文献中多称以“蛮马”。如《桂海虞衡志·志兽》载：“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自杞贩马于大理。大理，古南诏也。地连西戎，马生尤蕃。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此外还有牛、羊等畜种。

大理国的畜牧经济也带动了毛纺织业的发展，大理毡颇有影响。《桂海虞衡志·志器》载：“蛮毡，出西南诸蕃，以大理为最。”又《岭外代答》卷6载：“其（毡）上有核桃纹，长大而轻者为妙，大理国所产也。”因此，毡毯是大理国的重要“出口商品”。在手工业方面，大理刀（也称云南刀）负有盛名。据《岭外代答》卷6记载，中原商人用锦帛、貂皮、文书以及奇巧之物与大理民众交换云南刀、药材等物品，可见大理刀颇受内地民众的喜欢。大理的皮质铠甲也很有特色。《桂海虞衡志·志器》记载：“蛮甲，惟大理最工。甲胄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龟壳，坚厚与铁等，又联缀小皮片为披膊，护项之属，制如中国铁甲叶，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内外，悉朱地间黄黑漆，作百花虫兽之文，如世所用犀毗器，极工妙。又以小白贝累累骆甲缝及装兜鍪。”

上述种种现象表明，在大理国三个多世纪的统治中，西南地区的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改善了少数民族同胞的生存状态，为科技、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极大地促进了祖国西南边疆的经济发展。

（二）建立行政区划，巩固祖国西南边疆

南诏政权既有模仿中原地区的州县制度，又创立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十赕以及两都督。大理政权在继承南诏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大理前期的行政区划为一首府；两都督：会川、通海；六节度：弄栋、永昌、银生、剑川、拓东、丽水等。后来将两都督改为节度，故有八节度。大理后期的行政区划为九府、四郡、四镇。大理京畿地区为大理府，前期为大理政权首府，后期则为蒙舍镇，为独立的行政区域。其他八府为善阐府、威楚府、统矢府、会川府、建昌府、永昌府、腾冲府，谋统府等；四郡为东川郡、石城郡、河阳郡、秀山郡；四镇为成纪镇、最宁镇、蒙舍镇、镇西镇。

从南诏王朝到大理政权的五百多年的时间里，西南地区保持着局部统一的局面，这为元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理政权设立了府、郡、镇等行政建制，部分地改变了南诏行政区划中的军事色彩，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大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大理是一个边疆民族政权，不少行政区与当时的天竺（今印度）、蒲甘（今缅甸）相邻，而且在边境要害之地设立四镇，基本职能就是负责边境地区的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举措极大地巩固了祖国的西南边疆，在我国疆域沿革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笔者注意到大理国的一些府郡边界就是今天我国西南地区的部分国界，例如大理国腾冲府高黎贡—大雪山一段府界就与今天我国与缅甸的国界基本相当。

（三）与中原地区交往频繁，增强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推动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虽然北宋政权无法用武力征服边疆民族，但与边疆民族交流方面比前朝更为频繁。北宋初期，就恢复了中原与西南地区的联系。宋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征服后蜀政权，打开了中原与云南之间的通道，大理国立即响应，派人向北宋送去平定蜀地的公文。宋太宗时期，在大渡河上修造大船以方便大理国进贡。此后，大理国与北宋建立起朝贡贸易关系。朝贡贸易既是一种传统的官方贸易，又是一种政治关系，是边疆政权或民族向中原王朝表示臣服的体现。大理统治者也屡次请求北宋政权加封藩属，取得与北方西夏、辽国同等待遇。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北宋答应大理国的请求。大理国王段和誉派遣使臣到开封正式接受加封。《宋史·大理传》载：“（政和）七年二月，至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制以其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

宽松的政治环境促进了大理与宋朝之间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西南地区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贾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市，招马官乃私置场于家，尽揽蛮市而轻其征，其入官场者，什才一二耳。”^[18]可见，不仅大理与宋朝之间的官方贸易兴盛，民间货易也十分普遍。同时，大批中原地区的货物也涌入大理国境内，方便了大理民众的生活，甚至一些汉文典籍也“接踵而至”。《桂海虞衡志·志蛮》载：“乾道癸巳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之类……其人皆有礼仪，擎诵佛书，碧字金银字间。”可见大理国所需数目繁多，包括儒家经典、医药卫生、语言文字等等，促进了大理与宋朝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汉文化在西南地区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

相对于北方民族而言，南方民族政权武力孱弱，一般不会对中原政权构成很大的威胁。因此，大理国与宋王朝之间尚未有过兵戈相见的局面，双方基本上能够和平相处，相安无事。随着与宋王朝交往的加深以及汉文化的渗透，大理社会中慕好中原文化的风气也日趋浓烈，段和誉一再请求宋朝加封的史实就很能说明问题。诚如宋人周邦在《政和大理入贡录》中所言：彼外蕃奠居南服，能向风而慕义，宜孚号以示恩。这样，大理国一些文物制度、文化典章就受到中原地区的深重影响。元人郭松年在《大理行记》讲道：“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陈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大理政权与宋王朝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亲和力；频繁入贡，大量购买汉文典籍，说明大理国有着明显倾向宋王朝的趋向。总之，不管上层社会还是普通民众，这是一股割不断的历史潮流。

（四）大理国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大理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

大理国是一个以白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各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大理文化，兹择其要概述如下。

文字和文学白族是否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学术界说法不一。一些南诏遗物以及大理时期的石刻上有一种与汉字极其相像的符号，主要借用汉字笔画制成。由于这些符号数量较少，认定为一种成熟民族文字尚有些困难，因此还需要新的发现和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大理士人的汉学功底较为深厚，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能够阅读汉文书籍，也能够用汉文写作，创作了一些汉文文学作品。例如，从南诏时期起，就流行古诗；长和国时期则出现了利用白族民歌形式创作的“转韵诗”。此外一些大理时期的碑刻文字也是极好的文学作品。如《兴宝寺德化碑》《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赵氏墓碑》《护法明公德运碑赞》等等。大理时期，民间文人根据传说等资料写成《白古通》一书，讲述的是白族的历史。明代的《南诏野史》就是根据《白古通》完成。

佛教　大理国所处的西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因此，南诏、大理国内崇佛之风盛行。大理国历代国王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民间的崇佛风气也十分浓烈。元人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就记录了大理佛教盛况：“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凡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也。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设科选士，皆出此辈。”佛教文化已经融入到大理国的建筑、绘画、雕刻等文化因素当中。例如，著名的大理三塔、剑川石窟、昆明石幢、大理国张胜温画卷等等。此外，大理国还留下不少写本佛经。例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于1947年收藏了一部大理国的《维摩诘经》。该经卷是大理国王高泰明送给北宋使臣的礼品，经卷书法苍劲有力，经文前面的佛会图像是用金银色线条加彩色绘成，精美华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19]。建国以来，偶尔发现大理时期的佛经。大理经卷装帧讲究、纸质优良，成为不可多得的文物。

建筑、雕刻、绘画等　白族是一个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民族，在南诏和大理时期就建造了著名的崇圣寺三塔（又称大理三塔），成为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大理国都羊苴咩城方圆四五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称此城为“哈剌章”城，现在还尚存一段残墙。在羊苴咩城附近即为著名的大理三塔。其中主塔又名“千寻塔”，居中而立，始建于南诏劝丰祐时期（824～859年）。塔身高69.13米，共十六级，平面呈四方形密檐式。在第一层高大的塔身上，施密檐十六层，呈优美的弧线轮廓。南、北小塔则修建于大理国时期（约公元11世纪），两塔各相距主塔70米，均高42.19米，平面呈八角形，为密檐式实心砖塔，外轮廓线近似锥形，第四、六、八层有斗拱平座。两塔的塔身都涂有一层白色泥皮。最下面有塔座两层，第一层塔檐的八方都有佛龛、佛像。除二、八层开券龛凿有石佛外，其余各层雕塑有瑞云、莲座、花瓶等，华贵庄重，塔顶各有三只铜葫芦，塔的造型十分独特。南诏、大理政权的建筑技法由此可窥一斑。

大理国的雕刻艺术也有特色。现存于云南昆明古幢公园的昆明石幢就是大理雕刻艺术的代表。该经幢通体石质，高为八米左右。经幢上共雕刻了鬼神罗汉等形象二百多尊，有菩萨罗汉、四大天王以及天龙、楼阁殿宇等，技法细腻，是不可多得的古代石刻艺术精品。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幅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全称为《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该画卷长约十六米，画面上有国王、随从、菩萨等像六百多个，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乾隆皇帝还亲自御笔序文，并且叫人临摹一册，名为《法界源流图卷》，现为吉林省博物馆所收藏。张胜温是大理国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画工，他能够创作出场面宏大、技法娴熟的长卷，成为大理国绘画的杰出代表。另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博物馆也收藏一件大理国时期观音铜像，背部刻有铭文43字，可以判断出铸像的主人是大理国王段正兴。这尊观音立像，左手下摆，右手扬起，胸坦腰细，鼻宽唇厚，表情端庄、温和，造型修长、精美，是云南观音像中的标准形式。^[20]

此外，大理国的毛毡生产也十分普遍。《岭外代答·服用门·毡》载：“西南蛮地产绵羊，固宜多毡毳，自蛮王而下至小蛮，无一不披毡者。但蛮王中锦衫披毡，小蛮袒裼披毡尔。北毡厚而坚，南毡之长至三丈余，其阔亦一丈六七尺，折其阔而夹缝之，犹阔八九尺许，以一长毡带贯其折处，乃披毡而带于腰，婆娑然也。”可见大理毛毡实际上成为一种重要的服饰，应是一种大而柔软的毛纺织品，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张胜温画卷》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