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辽时期汉文化在中亚的传播和影响

宏观上讲，包括朝鲜、越南等地区在内的东亚文化圈是世界上一个独立的文明体系，这个文明体系几乎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内，东部和南部为海洋所阻隔，北部则为蒙古高原，西部为荒漠和帕米尔高原。正是由于这样密闭的地理环境，东亚文明很少遭受外来文化的入侵，贯通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是打通外部世界的唯一缺口，成为东亚文明对外交往的重要陆上通道。

上文所提及的今新疆、中亚等地区为古代民族迁徙、流动的十字通道，这里也是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中华文化随着东西方政治势力的彼此消长而在此留下拉锯式的进退印记。例如汉唐时期汉文化在这一地区就有明显的扩张，但五代之后，中原王朝偏居一隅，完全失去了对这一区域的有效控制，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力日趋衰微，以致消失。不过西辽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这种趋势。诚如陈垣先生所言：“当元人未据西域之先，大石林牙已将汉族文明炫耀于中亚大陆。”^[14]

清理史实，西辽时期汉文化在中亚的传播和影响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随着汉人、契丹民众的迁入，汉文化的浸染程度就随之增加。文化怪杰辜鸿铭先生曾经有一个观点，大致意思是衡量、品味一种文化，不能看此文化包含着什么样的物质产品，如高耸的大楼、繁华的街道、华丽的服饰，凡此种种，犹如过眼云烟，瞬息即逝；一种文化真正的精髓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传承下来，人才是文化的最好体现。不过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止辜鸿铭一人，欧洲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也认为文化最后的归宿是沉淀为集体人格。由此看来，所谓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人化”。西辽时期汉文化在中亚地区的复兴，与契丹、汉人大量进入这一地区有直接关系。

耶律大石

汉人对汉文化的传播作用不必细言，事实上，契丹民众对于汉文化在中亚的扩展也功不可没。辽朝是一个深受汉文化浸染的政权，不仅辽朝统治者具有较为深厚的“汉学”功底，如辽朝的一些皇帝、大臣就是吟诗作画的高手，西辽的创立者耶律大石精通辽、汉文字。辽朝的一些普通百姓也不乏汉文化的“发烧友”。例如北宋词人苏轼的作品在辽朝就颇受欢迎，这一点其弟弟苏辙在辽朝境内有亲身体验，为此写下了“谁将家集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现在学者们还不能回答西辽时期到底有多少汉人及契丹民众涌入中亚地区，但他们的到来无疑是促进汉文化传播和扩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西辽王朝沿用了辽朝的一些典章制度。耶律大石西迁后，将辽朝的一些典章制度带到中亚。例如耶律大石废除了中亚地区根深蒂固的分封制度，减少了由分封带来的地方政权独立、封建领主混战的局面。在军事方面，耶律大石收回军权，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为巩固王朝的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经济政策方面，耶律大石采用中原地区的户赋制度，减轻了劳动生产者的经济负担，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此外，一些生产技术也随着汉人、契丹民众的迁入而传入中亚。如利用辘轳、水车等工具的取水之法；中原地区的锻造技术以及斧、刀等生产工具和武器；等等。总之，从风俗习惯到造型建筑，从“看得见”的汉文化到“看不见”的汉文化，西辽时期汉文化在中亚地区的渗透和浸染是全方位的。难怪元朝的耶律楚才这样评价耶律大石：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15]

笔者认为，西辽时期汉文化在西域、中亚地区的传播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它为西域诸族真正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作了文化上的铺垫。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也有利于祖国西北边疆的巩固和发展。“征服者在征服过程中总是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讲的就是文化因素在实现统治一方过程中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长时期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恐怕与共同使用的方块汉字、共同信守的价值观念有很大关系。从这一角度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西辽时期汉文化传播在历史上，甚至在今天所发挥的无法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