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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瓷器是在继承宋辽制瓷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前期的产品制作粗糙，创意无多。占据中原后，接管了一些北宋瓷窑，制瓷业有所起色。金代的主要窑址有：观台窑，在今河北省邯郸市峰缝矿区。以白釉瓷器为多主，釉色白泛青，多绘有粗黑花。耀州窑，在今陕西省耀县黄堡镇。以酱黄釉色为主要特色，是金朝生产青瓷的主要基地。定窑，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境内。北宋定窑以生产白瓷而名满天下。金代继承了这一传统，胎质细腻、釉色润泽。钧窑，在今河南省禹县。胎质细腻，有开片现象。此外，在安徽、山西等地也发现了金代窑址。总体上讲，金代的制瓷技术尚未达到北宋的水平，但也不乏一些技术发明。例如，在定窑和耀州窑中，金人发明了一种“砂圈叠烧”的方法，即在叠烧器物时，刮去器物底部的一部分釉，使之露胎，这样在叠时器物之间不会粘结。金代瓷器中也有一些精品。如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金代磁州窑烧制的鹊鸟虎纹瓷枕，瓷枕的一端绘有虎头，枕面上则绘有双雁、水草丛、喜鹊等景物，在枕底处落款“大定二年六月六日口家造”。瓷枕造型合理，绘画生动活泼，具有极高的研究和收藏价值。又如，陕西考古人员在西安南郊一金代墓葬中发现了十余件“金三彩”。三彩瓷器在唐代盛极一时，宋元时期偶有烧造，但发现的实物不多见，传世“金三彩”更是稀少。这批出土的“金三彩”多使用填彩的方法制成，图案简洁明快，流畅自然。^[67]这批三彩瓷器不仅具有较高收藏价值，而且填补了我国三彩瓷器发展史上的缺环。

出土的金代铁器和兵器表明金人能够熟练地冶炼、锻造各式器具。前文引述了在东北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金代铁农具和生活用具，此外也有不少金代兵器出土。例如在黑龙江省的肇东县、克东县、金界壕城堡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均出土过金代兵器，有各式铁镞、铁矛、铁钺、铁斧、铁刀、铁剑以及铁蒺藜、铁铠甲等等。苏联专家通过分析出土的金代铁器后认为，女真人很少使用锻结技术，而在制造箭镞时使用压模工艺，使得箭镞的铤部和叶部十分规整。制锉的工艺也十分复杂，经过锻造、磨光、切纹等程序外，还要进行特别的热处理，有时还需要两次，这些都需要高等级的锻造工才能胜任。^[68]这些情况表明金人已经具有较高的金属加工水平。金朝的铜镜制造也颇具特色。例如，金朝铜镜上刻有童子形象，这些面容圆润、体态健康、生动活泼的孩童具有十足的年画色彩。这种艺术手法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的首创。^[69]此外，金朝的双鱼纹、人物故事铜镜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1975年，黑龙江省绥棱县出土了一面金代铜镜，镜背上是一幅以山水、树木、田园背景，田地周围有老农、官宦之人形象的图案，布局合理，人物栩栩如生，出土时镜面光亮，无锈蚀。^[70]此铜镜后被中国文物专家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金朝在兵器制造方面也有创造。不仅有铁矛、铁斧等冷兵器，而且开始使用一些火器以及抛射兵器。如《三朝北盟会编》卷53记载：“（金军）每攻城，先列驳三十座凡举一，驳听鼓声齐发。驳石入城者，大可如斗楼橹中，驳无不坏者。”讲的实际上就是抛石机，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一些金代的箭镞上凿有孔眼，射出后产生鸣响，可以想象其在战场上的效果。金朝将士还发明了“震天雷”和“飞火枪”。前者在铁罐中装入火药，临阵爆炸，即能震慑敌人，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尤其在保卫城池中作用巨大；后者则是以纸筒制枪，喷射火焰。《金史》卷116载：“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为中国火器的先驱。在宋金战争中，金朝使用了“拐子马”的战术，学术界一度认为这是一种多匹战马环环相套，以排山倒海之势大乱敌军阵营；不过也有不同看法。不管具体内容如何，“拐子马”也是金朝在军事战术上一项创举。

金朝积极发展水上运输，造船业较为发达，文献中不乏大规模船队的记载。《金史》卷116载：“同、华、闵乡一带军粮数十万斛，备关船二百余艘，皆顺流而下。”讲的是黄河的水上运输。金宣宗时，契丹人围困肇州，金朝就用三百艘船沿鸭子河运粮而解围。宋元时期，气候寒冷，一些河流结冰不能通航，金人发明了破冰船。这在金人蔡珪的《撞冰行》一诗中有所体现：船头傅铁横长锥，十十五五张黄旗。百夫袖手略无用，舟过理棹徐徐归。吴侬笑向吾曹说：昔岁江行苦风雪，扬锤启路夜撞冰，手皮半逐冰皮裂。今年穷腊波溶溶，安流东下闲篙工。江东贾客借余润，贞元使者如春风。讲的是金朝使节出使南宋，船到江南一带（吴地）河面结冰，不得不使用破冰船。过去是靠人工扬锤破冰，以致皮肤手脚冻裂，金朝的破冰船一来，就用不着人工破冰，使得一些篙工无事可做。由此判断，在金朝之前恐怕没有机械破冰。因此，金朝的破冰船无疑是中国航运史上的一大创造，可惜记载太少，今人不知当时破冰船是如何作业的。

[1]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东北路界壕边堡调查》，《考古》1961年第5期。

[2]刘建华：《河北省金代长城》，《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

[4]张博泉：《金史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24页。

[11]邓辉：《论燕北地区辽代的气候特点》，《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12][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39，中华书局，1986年，第551页。

[14]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15]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

[16]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18]王永祥等：《金代黑龙江古城述略》，《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

[19]赵鸣岐：《金代上京路地区的土地开发与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20]赵鸣岐：《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25]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93页。

[26]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5页。

[30]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7页。

[32]谭其骧先生在《黄河与运河的变迁》一文中，将黄河的历史分成唐以前和五代以后两大阶段，并且指出前期黄河泛滥次数较少，但后期频繁泛滥，黄患日趋严重。《地理知识》1955年8～9期。谭先生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黄河在东汉以后进入了八百年的安流期”的观点，影响甚大。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有反对意见，如赵淑贞等人就认为，黄河在东汉至唐的800多年间所谓的“长期安流”，实际包括三种情况：（1）由于河道治理而暂时稳定；（2）虽无重大改道，但决溢仍很频繁；（3）由于下游严重战乱，人烟稀少，决溢损失相对减轻，以及因社会政治原因而致的资料缺失。参见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

[35]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99～201页。

[36]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0～141页。

[37]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6页。

[39]张博泉：《论金代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44]张青晋：《山西永济发现金代贞元元年的青石棺》，《文物》1985年第8期。

[45][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20，中华书局，1986年，第276页。

[47]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佛学研究》1996年第5辑。

[48]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8页。

[49]周惠泉：《金代文学经纬（上）》，《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50]畅文斋：《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文物》1959年第6期。

[51]刘念兹：《中国戏剧舞台艺术在十三世纪初叶已经形成——金代侯马董墓舞台调查报告》，《戏剧研究》1959年第2期。

[52]道尔吉：《关于女真大小字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53]道尔吉：《关于女真大小字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54]忌浮：《字典史上的一块丰碑——〈四声篇海〉》，《辞书研究》1987年第1期。

[56]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271页。

[60]罗哲文等：《略谈卢沟桥的历史与建筑》，《文物》1975年第10期。

[61]《金代卢沟桥进行超限大件通过的载重试验取得成功》，《文物》1975年第10期。

[64]于敏：《金代女真族医药卫生民俗史初探》，《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第4期。

[65]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0期。

[66]郝思德等：《黑龙江省阿城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织金锦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1997年第4期。

[67]张建林，马志军：《别具特色的金代三彩器》，《收藏家》2000年第7期。

[68]（苏）B.A.科拉明宋夫著，齐心，井中译：《阿穆尔地区女真人对黑色金属加工的工艺问题》，《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

[69]王禹浪等：《金代铜镜初步研究》，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70]丹薇：《绥棱县出土的一件金代铜镜》，《求是学刊》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