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朝文化贡献例析

（一）儒学

给予儒学至尊的地位是辽、夏、金政权共同的特征。金朝统治者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构建自己的政治体系。金熙宗曾讲：“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事景仰。”^[40]熙宗所谓的“道”恐怕就是仁义忠孝等那一套治理国家的儒家政治学说，成为金朝立国的思想基础。金朝历代统治者均未偏离儒学所设立的大航向。被誉为“小尧舜”的金世宗更是儒家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和实践者，并注意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朕观前代人臣将谏于朝，与父母妻子决，示以必死。同列目睹其死，亦不顾身，又为之谏。此尽忠于国者。”又“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帝王之政，固以宽慈为德，然如梁武帝专务宽慈，以致纲纪大坏。朕尝思之，赏罚不滥，即是宽政也，余复何为？”他还动辄以孔夫子的“语录”教导属下：“朕虽年老，闻善不厌。孔子云：‘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大哉言乎。”^[41]可见其治国行政的模式与唐宗宋祖并无二样。

金朝还完全利用中原传统的教育模式来培养才杰之士，在中央设立国子监，主要为女真贵族或皇族的子弟而设。此外还有国子学、太学、地方府州县学等等。重要的是，各级学校讲授的内容也是以儒家经义为主，如四书五经、《史记》《三国志》《晋书》《五代史》等传统典籍。各种考试内容也以词赋、经义为主：“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42]同时，金朝还以儒家伦理道德的标准在乡里推举德才之人。《金史》卷51载：“八行者乃亡宋取《周礼》之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加之中、和为八也。凡人之行莫大于孝廉，今已有举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县官荐之。”金朝甚至用女真大小字翻译儒家经义，以便于女真子弟诵读、研习。可以看出，金朝使用的是一整套儒家教育体系，金朝士人从小就被灌输以儒家的伦理纲常、诗书经义，及第后自然就会遵循儒学所设定的各种规范，实际上是一个“儒化”的过程。

当然，随着崇儒之风盛行，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也在金朝社会中蔓延开来，例如金朝上下十分注重忠孝。金世宗就曾讲：“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佑。汝等宜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对一些有悖于儒家伦理纲常的风俗进行改进或禁止：“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诏禁绝之，犯者以奸论。”^[43]《金史》还专门为近百名忠义之士树碑立传，以昭后人。考古资料也证实了忠孝观念在金朝的流行。山西省永济县发现一金代墓葬的石棺上刻有流传汉地甚广的二十四孝图^[44]。在山西长子、沁源等地的金代墓葬中也有同样的发现，表明这成为金朝的一种丧葬礼俗。在“视死如事生”之观念盛行的中古时期，这些墓葬所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鲜活现实世界的反映，表明金朝社会是何等地注重忠孝观念。随着儒学思想的传播，金朝改变了“妻母报嫂”俗，对妇女提出了许多苛刻的要求，诸如“夫为妻纲”“为妇之道”等等。《金史》甚至给这些模范地遵守儒家伦理纲常的妇女们立传，多为一些妇女为了保持清白、弘扬节义而自缢、自残的故事。这些情况均反映了儒家思想观念在金朝社会已经“深入人心”。

金墓壁画

辽、夏金统治者崇尚儒学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其对儒家学说的流传、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是这些民族政权在儒家学说的指引下，走上了与中原政权基本一致的政治道路，这无疑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创造了条件，这也正是其最大的历史功绩。

（二）宗教信仰

女真人最初信仰的是萨满教。即使在女真建国后，以自然崇拜和鬼魂崇拜为主要内容的萨满教仍然较为流行。金朝统治者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重大的典礼都要举行祭祀仪式，实际上就是萨满教的遗风。在民间，为民众消灾免难、禳祸求福的巫术也很盛行，甚至在金朝宫室内部也进行萨满巫术。如《金史》卷64载：“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妒，令女巫李定奴作纸木人、鸳鸯符以事魇魅，致绝圣嗣。”金朝皇族尚且如此，金朝民间萨满教流行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在我国以及俄罗斯滨海地区的女真墓葬或文化遗存中经常有一些萨满法器出土，如萨满巫师娱神用的腰铃、铜镜，作为辟邪物或护身符的小铜人等等。表明萨满教在金代东北地区广为流传。在我国当代的满族、达斡尔族等民族中依然有信仰萨满教的遗痕，恐怕与金朝萨满教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金继辽而起，受到辽朝崇佛盛风的影响，佛门也一显盛况。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载：“胡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座。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建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出家者无买牒之费，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云、汴三台普度。凡有师者皆落发。奴婢欲脱隶役者，才以数千属请即得之。得度者亡虑三十万。”由于金朝佛教香火日盛，信徒数量陡增，佛塔林立，并且不断修建新的寺庙浮屠。例如金章宗时期就专门为太后建造佛塔：“以手诏下和龙府，起大明寺，建九级浮屠。遣太后殿内侍侯衍往监造，务极壮丽，且度僧三万人，施以度牒。”^[45]大兴佛寺的奢侈之风愈演愈烈，以致金世宗不得不下令限制佛寺的修建：“闻愚民祈福，多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46]金朝统治者认识到辽朝养活了数目庞大的僧侣人口，最终导致辽朝的衰亡，为了防止重蹈辽之覆辙，金朝采取了试经度僧制度，即根据诵读经卷的情况而选拔僧侣的一种制度，起到了严格控制僧人数量的目的。有研究认为：辽朝尊佛最盛，僧侣所受尊崇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入金以后，随着统治者对佛教热情的下降，佛教教团势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僧侣的社会地位明显地跌落了。但不比同时代的南宋或其他朝代更低下，只是由于它处在辽代僧侣地位达到一个高峰之后的跌落状态^[47]。虽然金朝佛教不及辽之盛况，但其促进和进一步扩大了佛教在北方的传播和影响，因此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金朝也刻印了不少佛经，如著名的《赵城藏》，成为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金朝继承了北方民族政权崇儒尚佛的信仰传统，但又有新的发展和创举，即在金朝的信仰体系中，道教异军突起，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时至金代概有千年历史了。历代王朝对道教褒贬不一，因此道教也时盛时衰，但金朝是道教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它创立了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三大道教流派。

全真教创立于金正隆年间，创始人为陕西咸阳人王喆。王喆本为富家子弟，曾就读于北宋京兆府学。金朝占领陕西后，应举落第，由此感到前途暗淡，隐居终南山下，归入道门。据说位于今天陕西省户县西祖庵镇北的蒋村的重阳宫就是王喆曾经“修炼”的地方。后来王喆又过起了浪迹天涯的生活，行而论道。在漂泊路上，王喆结识了马钰、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合称为全真道七真。其中丘处机又称为长春真人，金兴定四年（1220年）他带领全真教弟子从山东莱州出发西行，行程万余里，在西域雪山之阳舍馆（今阿富汗境内）拜谒成吉思汗。其弟子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这次行程的经过，成为今人研究中西交通和西域历史地理的必要参考。丘处机本人著有《大丹直指》《鸣道集》《摄生消息论》等著作，对中华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全真教提倡修身养性，清静无为，要求信徒苦行、忍辱；同时，全真教还吸取佛教和儒学的一些思想，具有三教合一的趋向。由于全真教简便易学，曾风靡于金、元时期。

大道教于金皇统年间由沧州人刘德仁创立，其粗通文字，以《道德经》为宗旨，将“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求于人，不苟侈于己”确立为大道教的教旨。大道教不尚符箓针药，认为默祷虚空便可以康复^[48]。此外，大道教也吸收了儒学和佛教教义中的一些思想，倡导自食其力，量力而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太一教于金天眷年间由卫郡人萧抱珍创立，以“柔弱”为教旨。与大道教相反，太一教提倡巫祝之术，用符箓之法治病救人，禳灾求福。由于太一教具有这种“神秘”的力量，金朝宫廷一度邀请太一教巫师为其消灾免难，因而得到金朝统治者的支持。金熙宗亲自赐其“太一万寿观”；金世宗也为其树立碑铭。因此太一教在金朝具有较大的影响。

金朝道教三大流派的创立除了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外，其教义中也包含着一些积极的因素，如主张人们顺从，反对争斗；主张自立，反对奢华；等等，这对于当时社会的稳定和民众的教育产生正面影响；但同时应该看到，其教义有不少神秘主义的色彩，一些教义反对民众求医问药，主张蓬头垢面、佯狂疯癫的行为无疑是不可取的。

（三）文学

金朝文化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塞北地区树立起一座文学的丰碑。《金史》卷125载：“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实际上在塞北三朝中（辽、夏、金），金朝的文学成就为辽、夏所不逮。这表现在金朝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培养了不少成绩卓越的文学家，发展了戏剧舞台艺术，为元朝戏剧创作以及南戏的形成演变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现有的金朝文学作品主要是指汉文文学，但也有一些为数极少的女真文诗歌，如山东省蓬莱县发现的《奥屯良弼诗刻石》碑文就是一首上乘的女真文诗歌。金朝文坛可谓群星璀璨，仅《金史》中有传记的就有三十余位。当然，金朝灭北宋后，不少中原文人北上归金，促进了金朝文坛的繁荣。金朝前期较有成就的诗人有韩昉、虞仲文、张通古、王枢、宇文虚中、高士谈、张斛等，其中多为北宋、辽朝归金的文人。宇文虚中被称为当时文坛之盟主，曾经以“袖里虹霓冲霁色，笔端风雨架云涛”的气概影响了从金初开始的一代文风。^[49]由于宇文虚中原为北宋文人，因此在诗文中难免流露出思念故土的情怀，这也是金朝初期诗词的一大特点。例如他的《和高子文秋兴两首》：

沙碧平犹涨，霜红粉已多。驹年惊过隙，凫影倦随波。散步双扶老，栖身一养和。羞看使者节，甘荷牧人蓑。

摇落山城暮，栖迟客馆幽。葵衰前日雨，菊老异乡秋。自信浮沉数，仍怀顾望愁。蜀江归棹在，浩荡逐春鸥。

金朝灭宋后，大批中原汉人离开故土，蛰居塞北。这首诗所表达的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思乡之情，恐怕是当时北上汉人的一种共同心态。故土情结与乡愁往往更能打动人心，可以说是与爱情相并立的永恒主题；漂泊异乡，孑然一身，熟悉的乡音、亲情的温暖只存在于记忆里，思乡之情汩汩涌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一些作品对此表达得更为直白、凄苦：乱离惊昨梦，漂泊念平生。泪眼依南斗，难忘去国情（高士谈《不眠》），这些作品代表了金朝前期诗坛的较高水平。

金朝中后期有影响的诗人有党怀英、蔡佳玩、刘迎、周昂、杨云翼、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李纯甫、雷渊等，其中不乏一些文坛大家，如赵秉文、元好问等。《金史》卷110载：“（赵）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字画则草书尤遒劲。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可见赵秉文在文坛上影响就犹如辽人对苏轼的态度一样，故时人将杨云翼、赵秉文合称为“杨赵”，其诗文如《从军行送田琢器之》云：北兵数道下山东，旌旗绛天海水红。胡儿归来血饮马，中原无树摇春风。赵秉文的赋作也大气恢弘，蕴涵哲理，代表作有《海青记》《游西园赋》等。赵秉文不但长于诗文，而且是金朝的三大理学家（其他两位是王若虚、李纯甫），著作颇丰，对于理学中的“道”“理”“中”“诚”等概念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

金朝后期另一位文坛领袖就是元好问。元好问，号遗山，故又称元遗山。他出身于金朝的一个士大夫家庭，其父亲就是做诗高手。由于受到家学的熏陶，元好问从幼年起就具有了一定的文学素养。其青年时代正值金朝晚期，国力衰微；加之蒙古大军咄咄进逼，社会动荡不安。由于处在乱世的环境中，元好问目睹了民众的流离颠沛、统治者的残暴奢侈，这些都成为进行文学创作的基本素材，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因此，元好问的不少诗作就是直接反映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图景。如他的《癸巳五月三日北渡》：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续小娘歌》：

山无洞穴水无船，单骑驱人动数千。直使今年留得在，更教何处过明年。

太平婚嫁不离乡，楚楚儿郎小小娘。三百年来涵养出，却将沙漠换牛羊。

《岐阳三首》：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元好问的一些诗（词）句被誉为千古绝唱，广为传诵：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由此看出，元好问的诗词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他的作品中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更没有无病呻吟之文字，文风古朴、自然，是一种直接来自现实生活的声音。在创作风格上，元好问吸收了建安风骨的豪放刚健，李白的大气磅礴、汹涌澎湃，杜甫的沉郁顿挫、真挚感人。元好问一生著作颇丰，流传下来的诗有1300多首、词300多首、散文200余篇，著作有《续夷坚志》《中州集》《唐诗鼓吹》等，此外还有多种著作失传，如《东坡诗雅》《南冠录》《壬辰杂编》《诗文自警》等十余种。其中，《中州集》是元好问编撰的一部金代诗歌总集，收录金代诗文2000余首，而且为200余位作者配写了小传。它不仅具有巨大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有一定的史学功能。《论诗三十首》全面反映了元好问的文艺理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诗词创作的见解。他倡导学习汉魏诗歌的简朴，反对奢华空洞的文风。除了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外，元好问在史学、书法艺术、宗教哲理，甚至历算、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均多有创见，但其主要的成就还是表现在文学方面。正是因为元好问在文学史上的卓越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是金朝文坛上最杰出的代表。如清朝大学者赵翼在《题遗山诗》中讲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讲道：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即取自元好问《颖亭留别》一诗，可见王国维给予元好问诗词极高的评价。元宪宗七年（1257年），“一代宗工”元好问病逝，其墓坐落于今山西省忻县韩严村。

元好问

如前所述，金朝文坛人才济济，元好问、赵秉文只是影响较大的诗人，其他文人雅士也不乏出色的作品，而且女真贵族中也涌现出一些优秀的诗人，如金朝皇帝完颜亮。限于篇幅，不能逐一介绍。

金朝文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推动了讲唱文学、戏剧创作以及舞台艺术的发展。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卷25中讲：“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其中诸宫调又称搊弹词，是起源于北宋时期的一种说唱艺术，时说时唱，说唱时还有琵琶、三弦等乐器伴奏，是元杂剧以及后世戏曲音乐的先声，类似于今天北方地区的“说书”。现存的金元时期诸宫调共有三部，其中两部便为金人的作品：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无名氏的《刘知远还乡白兔记》。其中《西厢记诸宫调》是金朝文学的又一大成就。《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人董解元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改编而来，作者不仅改变了原有的故事情节，而且将三千多字的《莺莺传》改编成五万余言的《西厢记诸宫调》；更为重要的是，《西厢记诸宫调》成为元人王实甫改编杂剧《西厢记》最重要的蓝本，《西厢记》一些基本的剧情也源自《西厢记诸宫调》。在一定意义上讲，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直接推动了“元杂剧之冠”《西厢记》的产生。

1950年代，山西省文物工作者在侯马市郊发现了两座金墓，时间大致相当于金卫绍王大安年间，即金代晚期。其中一墓葬的北壁上砌着一个完整的戏台模型和五个戏剧陶俑，戏台模型结构完整，精致玲珑，与元代山西地区的戏台形制完全相同；五个陶俑做表演姿态，个别的还绘有脸谱。^[50]这一考古发现表明金代已经在民间建筑木构砖砌建筑的固定舞台，改变了北宋早期的勾栏式（指临时布置的舞台）粗糙的舞台形式。对照元代壁画可以发现五个陶俑所着的衣装非一般的生活服装，而是戏剧特有的服装，其中一个陶俑所绘的是净角的豆腐式白鼻子脸谱，这种脸谱一直保留到今天。这些情况说明了在金代或者更早的时候，戏剧艺术已经广泛流传于民间，成为与人民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东西。同时看到，既然有了成熟的戏剧舞台，就应该有剧本。戏剧专家刘念兹先生认为，文献中所在的金院本结合诸宫调就是元杂剧。因此，金院本可以理解为元杂剧的先驱。“金戏俑”已经形成以表现故事、表现人物为中心，改变了宋代杂剧以副末、副净诙谐为主的舞台地位^[51]。不管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金代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十分关键的时期，许多戏剧舞台的具体形式恐怕渊源于金代，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四）语言文字

建国前女真人不通汉字，在战争中掳掠了一些契丹人和汉人，才开始学习汉字和契丹文字。建国后，在汉字和契丹文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女真文字。受契丹文字影响，女真文字分为大小字。女真大字创制于金朝初期。《金史》卷73载：“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长期以来，学者们只能从金石碑刻上看到一些女真文字，但这些碑刻都是金大定年间以后的遗物，金太祖所颁行女真文字的面目无人知晓。1973年，在西安碑林石台孝经碑中发现了一些女真文书的残页，共十一件，共有二千三百多个女真文字，字形清晰可辨者一千七百多字。经专家认定，这些文字就是最初颁行的女真大字，其特点是仿照汉字楷书字体，因袭契丹大字制度，在契丹大字的基础上，通过借用、改笔等方法，制成若干个能够表达女真语意义的词字，而这些词字所代表的音值是不固定的，有的代表一个音节，有的代表几个音节，这正体现了多音节语言的特点。^[52]

女真小字颁行于金熙宗天眷年间。《金史》卷4载：“天眷元年（1138年）正月戊子朔，上朝明德宫……颁女直小字。”又皇统五年（1145年）五月戊午，“初用御制小字。”其特点是在回鹘文字的影响下，利用汉字反切原理和汉字笔画形体，创造出介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之间的拼音文字。它有若干个表示语音的原字，拼写语词时把一个词所包含的几个原字从左到右，又从上到下地叠写。每一个词从整体上看就是一个字，但可以按原字分析出来^[53]。现存的女真文字一共有一千多字，保存文字较多的是明代《女真译语》。《女真译语》实际上是一册小型辞书，即将女真词汇按天文、地理、花草、动物等排列，并且汉语、女真文双语对照。可见在明时女真文字还被使用。此外，一些碑刻中也保留了少量女真文字。总体上讲，现存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的资料远没有西夏文文献丰富。女真人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引起海内外学者们的关注，由于可以利用今天的满族语言来解决女真文字中的一些问题，所以女真文字的解读较契丹文和西夏文容易一些，不过仍有许多难题尚未解决。

《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

金朝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四声篇海》。《四声篇海》是经金代几代学者编撰的一部字典。12世纪80年代金人王与秘最先将《玉篇》的单字“区划其段”，即按笔画数序重新编排。12世纪90年代，韩孝彦在王氏基础上将《玉篇》的部首按五音四声排列，此即《五音篇》。13世纪，韩孝彦的次子对《五音篇》进行修改，其修订本称为《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简称《四声篇海》），并于金泰和八年（1208年）颁行。《四声篇海》的主要贡献表现在：是目前所见收字最多的字典，共收录汉字54595字，比《康熙字典》多7000多字；对汉字部首进行了简化，为后人编撰字典提供了方便；是第一部按笔画数序排列单字的字典；部首对汉字进行分类更加合理。^[54]总之，《四声篇海》为后世字典的编撰提供许多借鉴和方便。

（五）音乐、绘画、史学

音乐　北方畜牧民族个个都是能歌善舞的高手，女真人也不例外。《金史》卷7记载了金世宗的一段话：“会宁乃国家兴亡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浸忘旧风。朕时常见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由此判断女真人应有自己的民族音乐歌舞，虽然世宗的话亦有夸大之嫌，估计当时民间还是流行不少女真歌舞，即便在宫廷里也能听到女真歌谣：“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55]女真族较有影响的音乐作品有《鹧鸪歌》等。《大金国志》卷39载：“其乐唯鼓笛，其歌惟《鹧鸪曲》，第高下长短如鹧鸪声而已。”鹧鸪是一种野禽，由于其叫声独特，能够引起人们悲切的感受，故经常出现在文学和音乐作品中，成为一种离别、愁苦的意象。例如辛弃疾的《别茂嘉十二弟》：“更哪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金朝的《鹧鸪曲》是一首流传甚广的音乐作品，曾经在元杂剧中多次出现，可惜今人欣赏不到这首名曲了。不过有人在今黑龙江牡丹江地区从当地一位老人那里采集到一首名为《克古调》（又称《进山调》）的满族民歌。它没有歌词，旋律像鸟鸣叫，极有可能就是《鹧鸪曲》的遗音。^[56]此外，金朝占据中原后，北方“胡音”不断向南渗透，对江南音乐舞蹈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金朝音乐的另一贡献就是在《金史·乐志》中保存的大量郊祀音乐、方丘音乐、宗庙音乐、殿庭音乐以及诸多曲子的歌词。有些歌词前面还有演奏说明：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圜钟三奏，黄钟、太蔟、姑洗皆一奏。今人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复原金朝音乐，再现千年古音。

绘画　金朝灭宋后，掠夺了不少北宋皇室的珍奇异宝，其中就包括不少珍贵墨宝，当然也有不少宫廷藏画流入民间。受此影响，金朝皇帝、贵族大都有收藏画作的爱好，同时也熏陶出一些书法绘画的高手。例如金章宗就是一位集诗文、书法、绘画于一身的“三栖艺人”，而且也是一位收藏大家。金朝较有影响的画家有完颜允恭、任询、王庭筠父子、杨邦基、李早、武元直等。完颜允恭是金章宗的父亲，大概受到辽朝北方草原画派的影响，他善于绘画草原上常见的鹿、獐等动物。《图绘宝鉴》卷4载：“墨竹自成一家，虽未致神妙，亦不涉流俗。”王庭筠也是金朝颇有影响的书画家，善于画山水墨竹。《图绘宝鉴》卷4谓其“善山水古木竹石，上逼古人，论者谓胸次不在米元章（即米芾）下，尤善草书”。流传至今的金代绘画作品有《风雪杉松图》《赤壁图》《幽竹枯槎图》《神龟图》《昭陵六骏图》等等。

王庭筠《幽竹枯槎图》

以上所举皆是女真贵族的绘画情况，对于普通百姓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不过金代寺庙或者墓葬壁画却能反映民间的绘画状况。著名的有山西省繁峙县岩上寺的金代壁画。一度时期人们把岩上寺误为元代建筑，更没有注意到其壁画的价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应付到日本展出的需要，才对岩上寺壁画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结果出乎意料，发现壁画是金代的遗存。经勘察，岩上寺共有壁画约九十平方米，有不同程度的残损。现存《市井图》《海船遇难图》《海市蜃楼图》《水磨图》《挤奶图》等多幅壁画。除了一些佛教题材的作品外，也有反映世俗生活的壁画，如《市井图》。它描绘了市镇热闹的场景，小商小贩穿梭往来，络绎不绝，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极为相似。岩上寺壁画的发现与整理，使人们对金代的绘画水平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尤其是山水画水平不在北宋之下。同时，一些壁画真实地反映了金朝的社会面貌，是研究金朝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总之，岩上寺壁画可以与山西永乐宫壁画、陕西唐陵壁画相媲美，是金朝在文化领域的又一大贡献。

史学　史学被誉为“文化中的文化”，可作为判断一个时代文化水准的标尺。金朝建国后，受染于汉地，文风大进，在史学方面也卓有成效。首先是表现在金朝建立了修撰实录的制度。实录是皇帝的政务大事编年。按照年月日来记述当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灾异、臣僚亡殁等大事，是编撰正史或其他史籍的重要资料。辽朝初年就有了这一制度：“（太宗）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57]金朝统治者也注重实录的真实性，提倡“直笔”精神。金世宗就曾讲：“卿祖谷神，行事有未当者，尚不为隐，见卿直笔也。”^[58]

史学的精髓贵在探求真知，历史上也有过篡改历史的行为，粉饰太平之流言俗辞更是常见。金世宗不怕史家揭祖上之短，敢于承担历史责任，实为难得！金朝统治者不仅倡导修撰实录，而且还鼓励属下阅读史籍典故，从中汲取治国安邦之策。《金史》卷7载：“上与亲王、宰执、从官从容论古今兴废事，曰：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可见金世宗十分重视史学的借鉴功能。金朝之所以迅速地从落后的社会状态中迎头赶上，出现了文治武功的盛世，恐怕与统治者注意吸取历史教训，从而采取了正确的治国方略有一定关系。与此同时，金朝还进行编纂和翻译史籍。如《金史》卷13载：“诏儒臣编《续资治通鉴》。”《金史》卷99：“大定四年，诏以女直字译书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复进《史记》《西汉书》，诏颁行之。”一些金朝士人的文集、散论中也保留了大量史实，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如刘祁的《归潜志》、元好问的《中州集》、赵秉文的《滏水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