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朝对中原地区的经济恢复

（一）金朝恢复中原经济的措施

金太宗时期，曾两次对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给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官军所至，满目疮痍：“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24]普通百姓的生计窘困，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宋金战争对民生的影响连金朝统治者也有深刻的认识。《金史》卷3载：“自河之北，今既分画，重念其民或见城邑有被残者，不无疑惧，遂命坚守。若即讨伐，生灵可愍。其申谕以理，招辑安全之。傥执不移，自当致讨。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荡毁者，底于罚。”金朝初年导致中原农业生产破坏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金朝统治者进行了几次括地运动，使得大批的农田变为牧场、禁地。《金史》卷96载：“是时，采捕禁严，自京畿至真定、沧、冀，北及飞狐，数百里内皆为禁地，民有盗杀狐兔者有罪。”虽然括地行为的后果不及宋金战争严重，但它破坏了原有经济格局，使得一些民众失去土地而成为流民。因此，对于本来就残破不堪的中原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金天会六年（1128年），南宋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今天河南滑县一带人为扒开黄河大堤，使得黄河漫流中原，夺泗水流入淮河。此后黄河偶有决口，给沿途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

面对中原地区残破的局面，金朝统治者采取了以下措施以恢复中原经济。

第一，输入人口，鼓励垦殖。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口数量的增加能够带动某一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金朝初年在向关东强制移民的同时，也将一部分久居塞北的猛安谋克户迁移到中原来。这次移民的开始时间在天会十一年（1133年），断断续续延续近20年，至海陵王完颜亮时才基本结束^[25]。这些猛安谋克户遍及中原，甚至在西北地区都有驻屯的地点。内迁人口的数量也十分庞大。研究表明，到金贞祐三年（1215年）迁入中原的女真、契丹、奚族及其后裔的数量达到300余万口^[26]。金朝政府将荒废的农田分配给内迁移民，而且采取减租、免租等诸多措施以鼓励民众垦种：“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自首冒佃比邻地者，输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27]又《金史》卷100载“河南闲田多，可招河东、河北移民耕种。被灾及沿边郡县租税全免，内地半之”等等。金朝政府甚至向垦户提供耕牛等生产工具：“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赋粟五斗，以备歉岁。”^[28]这些十分优厚的政策不仅使东北移民走上了农业道路，而且吸引了大批流民回乡，中原地区因战乱等原因荒废的土地又得到了开垦。

第二，种植水稻，劝课农桑。

金代大舜耕田雕像

早在东汉时期，渔阳太守就在华北大平原上教民众种植水稻，以后各代也未中断，只是种植的规模不等。女真贵族也认识到种植水稻的好处，引导百姓在中原广泛种植：“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29]而且金人采用了水稻与小麦交替种植的方法，使亩产量大为增加（水退种麦，所收倍与陆地）。漆侠先生指出，金代在中原种植水稻的地区有文献可证者为南京路之单州、邓州，河东南路之平阳府、怀州，山东西路之曹州、邳州，山东东路之沂州，中都路之安肃州、涿州、高粱河、卢沟河沿岸以及京兆府路之泾阳县。^[30]大致范围包括西起今关中盆地的泾阳县境内（金代河湟地区也有小规模的种植），北到今北京附近，东部至今山东省中部，南抵淮河的广阔区域。其中南阳盆地的水稻尤负盛名：“南阳禾麦虽伤，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田凡五百余顷，亩可收五石，都得二十五万余石。”^[31]在大力推广种植水稻的同时，金朝政府还规定民户必须种植桑麻。《金史》卷47载：“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阙。”用十分之三的耕地来种植桑麻，可见桑麻成为一种主要的作物了，同时也反映了金朝的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否则不会用大面积的土地来种植桑麻。桑一般指桑树，叶子可以养蚕；麻是指大麻，其表皮的纤维可用来纺织布，是古代社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纺织原料。显然，金朝统治者要求种植桑麻是为了满足不同阶层穿衣的需求。从今天的眼光看，当时普种桑麻还有利于对国土的绿化、环境的保护。

第三，兴修水利、治理黄河。

金朝在中原地区种植水稻必须以良好的渠道灌溉为前提。因此，水稻的普遍种植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水利设施的状况。《金史》卷50载：“言事者谓郡县有河者可开渠，引以溉田，诏下州郡……（明昌）六年十月，定制，县官任内有能兴水利田及百顷以上者，升本等首注除。”可见水利的好坏也是考核地方官员的一个标准。因此从关中盆地到燕山脚下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而且把旧有的渠道（三白渠、龙首渠等）修复一新。当然，兴修水利使得百姓富足，国家昌盛。余阙在《青阳集》中就记载了兴修水利给百姓带来的好处：“民皆足以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不少官员为此还获得了升迁。南阳县令李国瑞就因为兴修水田四百余亩而被荣升两级。

黄河从东汉起经历了近千年的安流后，逐渐变得桀骜不驯起来，尤其在金朝时期问题不断。^[32]“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33]所以黄患是一件令金朝朝野十分头疼的事情。起初金朝采取筑埽的办法来防止河患（埽：把树木、秸秆、石头捆绑成圆柱形状，防止河水冲刷堤岸，或者使用许多埽直接在河岸上筑成一道防水墙）。据《金史》卷27记载，金朝在黄河上下一共修筑了二十五个埽，河南境内六个，河北境内十九个，并且派遣巡河官巡视。此后不断地增加物力、人力：“凡巡河官，皆从都水监廉举，总统埽兵万二千人，岁用薪百一十一万三千余束，草百八十三万七百余束，桩杙（音义，小木桩）之木不与，此备河之恒制也。”^[34]但由于黄河改道，四处漫流，因此治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尽管如此，有金一带未敢放松过对黄河的警惕，一些经治理的河滩旧地也恢复耕种，起到了稳定中原社会的积极作用。

（二）金朝恢复中原社会生产的历史贡献

通过一系列措施，中原地区逐渐从残破衰落的阴影中走出，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同时，金朝政府采取恢复中原经济的措施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

金朝的各种措施使得中原地区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生机。逐渐形成了华北平原、关中盆地的小麦、水稻区，沿边地带和山地的旱作农业区。农作物、蔬菜水果的种类也在不断丰富。桑麻等经济作物也进行了大面积的种植，中原大地呈现出“禾麻菽麦，郁郁相望”的盛况，实际上成为金朝最重要的经济区。从韩茂莉先生《辽金农业地理》一书所提供的“金代中原地区户额及人口密度表”中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平均密度在40人/平方公里～50人/平方公里，个别地方的人口密度达到二百多人（大名府的人口密度为269人）^[35]。这是金朝中原地区经济恢复的最好说明。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和创造的基础，中原地区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不仅有利于普通百姓的安居乐业，同时也为金朝发展政治、文化事业创造了条件。

第二，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随着金朝大规模的移民，许多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一道进入了中原地区。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卷99记载，金朝初年迁入中原的民族“有鞑靼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葫芦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黠戛斯家、有火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几乎囊括了当时北方的所有民族。历史上除了东汉时期羌人内迁，魏晋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大规模南迁外，金代北方民族的南迁也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散布在中原各地，与汉族同胞相互杂居、互相影响。例如，内迁的契丹人就分布在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山西、内蒙古中部以及山东等地是奚人的主要分布区域；山东、燕京、山西、甘肃等地则是渤海人的分布地。^[36]由于金朝实行了以猛安谋克为单位的屯田制度，这些内迁的民族改变了原有的经济方式而转向定居生活。《金史》卷46载：“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此亦劝相之道也。”可见，内迁民族改变了原来中原地区以汉人占据绝对优势的人口结构，不少北方少数民族融入到汉族之中，也有汉族“胡化”的现象，这正好印证了中华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事实。

第三，增进了文化的交融。

金朝入主中原，尤其是大量移民的引入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南北文化的交融。笔者以为，当时中原地区的文化经历了一场“胡化”的过程。例如范成大在《揽辔录》中讲道：“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河）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其实不仅仅在衣装方面，音乐、舞蹈、语言、生活习俗、社会风尚等方面都有“北派文化”的影子，吴松弟先生认为此时已经形成了一种新质文化^[37]。兹举两例，女真人原居地由于气候寒冷，故无论老弱贵贱，都把火炕作为自己的寝息之所。金朝入主中原后，火炕几乎遍及北方各地。烧火炕的燃料有树木、秸秆、煤炭等。又如中原“放偷”习俗的形成也是女真社会风俗对中原文化影响的一个典型体现。女真人平日对偷盗严加防范，唯有在正月十六这一天任人偷窃，并以此为乐。由于当时“胡风”日重，南宋一些文人雅士曾惊呼“世风日下”。今天看来，这次南北文化的碰撞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现象，因此是金朝经营中原的又一大贡献。

金代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