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朝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

女真人原始居地为林海雪原的自然环境，气候寒冷，无霜期短，人烟稀少，自然条件十分艰苦，在中古时期较为落后的生产方式下开发这块土地的困难可想而知了。女真人筚路蓝缕，使得东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开发，进而巩固了东北边疆。

（一）建国前女真人的生存环境和状况

契丹族的原始居地主要在东北地区的西半部，而女真人则主要分布在东半部，即长白山—松花江流域，以后扩展到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以及今俄罗斯远东地区。在未开发之前，这里呈现森林—沼泽、湿地的自然景观。由于地处高纬度地区，气候严寒，无霜期不到一年时间的三分之一。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气候向寒冷方向波动。^[11]文献中也有这里寒苦的记录，如宋人路振在《乘轺录》中记载东北地区“地寒凉，虽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余，有层冰，莹洁如玉，至秋风，则消释”。时人洪皓在《松漠纪闻续》中也记载了女真人的生存环境：“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国所都二百余里，皆不毛之地。”“北方苦寒，故多皮衣，虽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妇人以羔皮帽为饰，至直十数千，敌三大羊之价。”“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禽兽皆白，人不敢入，恐秽其间，以致蛇虺之害”等等。由于长白山等山地的抬升作用，又濒临海洋，因此降水频繁，年平均降水量不低于600毫米。因此，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女真人的初居环境：阴冷潮湿。

由于上述自然条件的限制，女真人最初的经济形态主要以采集、渔猎为主。“每见野兽之迹，蹑而求之，能得其潜伏之所。又以桦皮为角，吹呦呦之声，呼麋鹿而射之。”其居住状况也极为原始，“其居多依山谷，联木为栅，或覆以板与桦皮如墙壁，亦以木为之。冬极寒，屋才高数尺，独开东南一扉。扉既掩，复以草绸缪塞之。穿土为床，煴火其下，而寝食起居其上。厚毛为衣，非入室不撤。衣履稍薄则坠指裂肤。唯盛暑如中华内地。”^[12]女真人在狩猎的同时也发展了原始畜牧业，尤其多放养猪群；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开垦小规模的土地，种植豆类、粟、麦、葵花等作物，并且掌握了酿酒技术（女真人嗜酒，好杀。酿米为酒，醉则缚之，俟其醒。不尔，杀人），但其早期的农业和畜牧业都属于粗放型经营。

金人套马图

这一时期女真人还处于原始的部族社会，“散居山谷间，依旧界外野处，自推雄豪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13]不过，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女真社会也在发生着变化。漆侠先生认为公元10世纪中期到公元12世纪20年代是女真社会从原始社会制跃入到奴隶制的重要转折时期，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女真人逐渐学会了冶铁和制造铁工具。^[14]生产工具的改进使女真人脱离落后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但同时看到，此时的辽朝和北宋政权已经发展了较高的封建文明。因此，建国前女真社会难免带有原始部族社会的烙印。

（二）金朝开发东北地区的措施

金朝建立后，女真贵族开发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提升农业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并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

移民实边金朝前期的移民措施与辽朝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不断将汉地（或农业区）的人口迁往东北地区。例如《金史》卷133载：“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民心多不安，故时立爱因降表曾言及之。”又《金史》卷46载“天辅六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等等。金朝前期向北迁移的人口有多少呢？韩茂莉先生认为金人北迁人口的次数与规模一般都低于辽代。几次人口迁移中，只有经由松亭关的燕民留有数额，为二三万户。^[15]这一点也很好理解，自然状态下的移民一般是从生存条件较差的区域迁往较好的地区。在中原人迁往东北的同时，更有大批东北地区的民众落脚中原地区。吴松弟先生指出，金初受金宋战争的影响，金国人口数量较少，至30余年以后的大定初仍不过300万户。此后迅速增长。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已达近679万户4470万口。东北居民的迁入可能是人口迅速增长的一个因素。^[16]而金朝向东北的移民属于政府强制性质的，带有移民实边的味道，人数也不会太多，但其对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金朝统治者在移民时考虑最多的应该是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稳固性，不过移民在客观上带来了内地一些先进的耕作经验、农业技术，为东北地区的农业开发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同时，在迁往东北或燕北的人口中，有不少人为汉地匠人或技工。这部分人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为改变女真落后的社会面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金朝政府从内地向东北地区移民的同时，又将东北地区本身的民众迁移，即为韩茂莉先生所称的“本土内部的移民”。这部分移民在农业开发中发挥的作用虽不及中原移民，但也是推动东北地区农业化的一个因素。一方面，一些被迁移的民族掌握了一定的农业技能，其文明程度在女真之上，如渤海，从而促进了农业的扩展；另一方面，这些本土的移民在入住新地后，在金朝政府的帮助下，往往全部或部分地从事农耕，属于另一类农业文明的传播者。如《金史》卷46记载：“天辅五年，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于泰州……其居宁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仍赐婆卢火耕牛五十。”

政策引导　在缺乏自治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任何一项社会工程的顺利进行都离不开政府的参与，而且政策的导向往往决定了推行这些工程的实际效果。金朝东北地区的农业开发与金朝统治者采取的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是分不开的。金朝统治者从思想上认识到推广农业的重要性。《金史》卷46载：“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流殍相望，此未作伤农者多故也。”《金史》中还有大量金朝帝王关于保护农田的言谈。金世宗在打猎的路上对属下讲，沿途的庄稼长势喜人，告诉随从人员不能随意践踏，违反者要受到惩处；金世宗还不时地跑到近郊观察庄稼的长势；地方官员为了显示政绩或者巴结上司，往往带一些饱满的谷物（嘉禾）敬献给皇帝；金太宗和金熙宗甚至把都城附近的打猎场和禁苑赐给百姓耕种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金朝政府还成立了劝农机构，专门管理与农业有关的事宜，而且把农业政绩的好坏作为考评地方官员的一个重要指标。《金史》卷47载；“谕旨尚书省：‘辽东路女直、汉儿百姓，可并令量力为蚕桑。’二月，陈言人乞以长吏劝农立殿最，遂定制：‘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为永格。”农业政绩与官员的个人命运直接挂起钩来，没有人再敢在农业问题上怠慢。可见这些渔猎民族的后裔们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不在中原帝王之下。正是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开发才得以顺利进行。

塞北屯田　通过两种类型的移民，金朝在东北地区农业开发中的劳动力和技术问题得到解决，剩下的便是如何操作的问题。金朝统治者学会了如何从历史中获取有用的经验，屯田之举恐怕就是模仿历代中原王朝移民屯田的结果。故《大金国志》卷36载：“屯田之制出自上古，金国行之比上古之制尤简……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春秋量给衣服。若遇出军之际，始给钱米，米不过十斗，钱不过数千。老幼在家依旧耕耨，亦无不足之叹。”虽讲的是中原之制，实际上金朝在东北地区的屯田亦不过如此。金太祖时期曾经迁移两千户居民在宁江州屯田。由于屯田是由金朝政府组织的带有强制性质的行为，其不仅具有扩大耕地、增加粮食的目的，同时也有维护边疆以及金上京周边安全的意图。因此金朝统治者十分重视东北地区的屯田，不断地通过赐田来稳定民众。如《金史》卷3载：“命以徒门水以西，浑疃、星显、僝蠢三水以北闲田，给曷懒路谋克。”金政府还向屯田户提供耕牛等生产资料，积极扶持屯田户发展农业生产：“新徙戍边户，匮于衣食，有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户为四口。又乏耕牛者，给以官牛，别委官劝督田作。戍户及边军资粮不继，籴粟于民而与赈恤。其续迁戍户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种艺，俟毕获而行，及来春农时，以至戍所。”^[17]

（三）金朝开发东北地区的贡献

金朝在东北地区农业开发主要贡献表现在农耕区域的扩大、农业人口的增加、农业技术的提高等方面。

第一，农耕区的扩大。

学者们普遍认为辽金时期塞北地区的农业开垦是以插花地的形式出现，并且多散布在城寨的周围。插花地实际上是耕地块状分布而不像中原地区的耕地成片状。考古工作者仅在黑龙江省境内发现的金代古城就有一百余处，间距从十公里到三十公里不等，而且多分布在松花江、拉林河、乌斯浑河、海浪河等的阶地之上^[18]。这些古城的周围多为农田，从古城的分布状况就可以看出金朝在今黑龙江部分地区已经开垦耕地了。研究表明，金朝上京路地区中部、南部的土地开发程度比较高，耕地分布也比较普遍，并且初步估计金朝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五路的耕地面积为30多万顷，约相当于今黑龙江省耕地的三分之一，或吉林省耕地面积的二分之一弱^[19]。不过由于插花地这种特殊的形式以及史籍的阙载，计算金朝东北地区的耕地面积有一定困难，但金代东北地区的耕地面积得到大幅度的增加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农业人口的增加。

随着金代东北地区耕地面积迅速增长，许多荒地得到了开垦，以铁器为主要工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必然要求投入农业中的人口增加。这些增加的农业人口一部分是从中原等地迁徙而来；另一部分则由当地人口转化为农业人口，不少从事渔猎的民众逐渐走向定居。同时，由于农业的扩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金代东北地区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在迅速增长。《宋史》卷264记载：“辽海编户数十万余，耕垦千里。”有人甚至估算金朝全盛时期东北地区的人口数量达到600多万^[20]。

第三，农业技术得到了提高。

从出土文物看，金代各式铁制农具在东北地区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推广。黑龙江省的双城县、兰西县、桦南县、肇东县，吉林省的农安县、辑安县等许多地方均有金代铁器出土，包括锄、锹、镰、手镰、铲、镢、镐、锸、铧、犁镜等等，同时也有斧、锯、车辖等生产工具和车马用具。铁制农具的多样化和精细化是精耕细作农业的一种体现。这些农具不仅出土地点分布广泛，出土数量多，而且制作技术也较为先进，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并无太大的差别。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最直接的体现，这些铁农具的广泛应用表明金代东北地区农业技术水平在整体上得到了提高。从《金史》中关于金朝政府向民众提供耕牛的信息可以推断出当时牛耕也十分普遍。《金史》卷50载：“区田之法，见嵇康《养生论》，自是历代未有天下通用如赵过一亩三田川之法者……今已令试种于城南之地。”又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区种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种一亩，丁多者五亩止。”可见诸如“区种法”等农业技术也逐渐在金朝境内推广开来。同时，农作物的品种也丰富起来，不仅仅局限于粟、高粱等作物，而且出现了小麦、大豆、蔬菜等品种，甚至这一时期水稻也极有可能在东北地区开始引种。这使东北民众的食物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洪皓在金朝时每日享受“细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钱五百，白面三斤，油半斤，醋二升，盐半斤，粉一斤，细白米三升，面酱半斤”^[21]的待遇。其中细白米极有可能就是大米，白面应为今天的面粉，反映了以米面为主的食物结构，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当然，普通百姓恐怕没有这样的口福了。与此同时，金朝政府也开始享受东北地区农业开发的好处，文献中有不少从东北调运粮食的记载。如《金史》卷27记载：“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金时黄河频繁泛滥，给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而东北地区则成为金朝一个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难怪金世宗对辽东，路宣抚司讲：“上京、辽东，国家重地。”

金代铁叉

在农业开发的带动下，金代东北地区的交通、制盐、商业贸易等方面也获得较大发展。金人利用东北地区河道密集、水流平缓的有利条件，初步建立起航运系统。宋人洪皓在金朝境内就目睹了金人造船（舟）的一些信息：“其俗刳木为舟，长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桨，止以捕鱼，至渡车，则方舟，或三舟。后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国运粮者，多自国都往五国城载鱼。”^[22]金朝时期松花江、嫩江部分河段已经具备了通行大船的条件。金朝甚至在中都附近开辟航道“修中都城。造战船于通州”，“（正隆五年）三月辛巳，东海县民张旺、徐元等反，遣都水监徐文、步军指挥使张弘信、同知大兴尹事李惟忠、宿直将军萧阿窊率舟师九百，浮海讨之。”^[23]金朝东海县大致在今天连云港附近，文献讲述的是金朝从通州派战船经渤海、黄海征讨叛乱的史实。联系金朝从东北水运粮食的情况，可以发现东北地区与金中都等地已经构成了完整的水运系统，这在以前是未曾有过的。除了水运外，金朝东北地区的陆路交通也有了进步，建立了驿站制度。洪皓在《松漠纪闻》中就详细地记述了各个驿站之间的道里。

金朝在辽朝经营的基础上，继续开发东北的盐业资源。《金史》卷49记载：“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可见金朝不仅开发了东北地区的海盐资源，也利用了池盐。此外，金朝时期东北地区的贸易、畜牧业、文化、城镇等方面均有一定发展，限于篇幅，恕不能一一详述。

金代东北农业开发使得东北地区原有的渔猎、畜牧型社会向农业型社会转变。当然，这种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渗透到金代东北社会的方方面面，前述饮食结构的变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归结起来讲，金朝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具有两方面的贡献：第一，就金朝本身而言，开发东北地区使其获得了充足的物质资源，是大金王朝的后方基地，为其统治北中国提供了有力保障。第二，从东北地区开发史的角度分析，金代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辽朝对东北地区的开发主要局限在东北地区西半部，而对于今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开发力度还不够，金朝则弥补了这一空白。一般来讲，区域开发具有继承性，金朝在东北地区的开发成果不仅为自己所利用，同时也为后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因此，辽、金政权在东北开发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启后之效”。至此，东北地区在全国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