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朝在政治上的贡献

金朝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学习中原、辽朝而来，但同时也创立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政治制度。金朝在政治上的改革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金朝社会的全面进步。此外，迁都燕京，为明代北京城的扩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举措或提供了历史借鉴，或为后世建章立制创造了条件，均可视为金朝在政治方面的历史贡献。

（一）立足自身，建章立制

金朝创立了两项较有影响的政治制度：猛安谋克制度和行省制度。

猛安谋克是女真人创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制度，简单地讲就是将一定数量的女真人编入以猛安和谋克为单位的组织中，其成员平时正常劳作，一旦战事发生，壮丁应召打仗。学术界关于猛安谋克制度起源问题尚在争议之中，有人把猛安谋克与女真氏族社会的部落或氏族联系起来；也有人认为猛安谋克是一种纯粹的军事制度；等等。《金史》卷44记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这一状况恐怕有女真部落社会的影子，尤其是与女真人在狩猎经济形态下的组织形式有一定关系。以后猛安谋克制度逐渐有了地域的色彩：“金自穆宗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太祖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3]可见猛安谋克具有类似于郡县制的功能。张博泉先生指出猛安谋克制度具有三大特点：第一，猛安谋克是与村落结合在一起的女真地方组织。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后，犬牙交错于汉人之州县，与州县成为两套组织，互不干涉。第二，猛安谋克是行政、军事以及管理生产的基本组织。第三，猛安谋克村寨名多冠有旧有氏族首领称号，这是氏族制残余的表现^[4]。金朝建立后，随着猛安谋克制度的不断完善，其规模和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分布范围不仅遍布东北，而且在今华北平原北部、山西、内蒙古中南部以及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区，甚至在一些边境地带也有分布。猛安谋克的规模也十分庞大，《金史》卷44记载了金大定二十三年猛安和谋克的数量分别为二百二、一千八百七十八。一个谋克以三百户计算，大约为五十六万户，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可以想见其对金朝社会的影响。

女真人像

这种寓农于兵、兵民合一，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猛安谋克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具有一定位置，其历史贡献表现有三：第一，它使女真部落迅速地走向了组织化道路，将处于分散状态的女真诸部统一起来，增强了女真人与外族对抗的力量。女真族是一个起点较低的民族，但其犹如滚雪球一样迅速壮大，吃掉了辽朝和北宋，称霸于中原和塞北。猛安谋克制度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秘密武器”。第二，它促进了民族融合，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起初，猛安谋克只限于女真人，因此带有明显的血缘性，但后来这一制度变为多民族的社会组织，因此具有了地域性的特点。渤海、汉族、契丹、奚、汪古等民族是猛安谋克所网罗的对象，甚至“来流、鸭水、铁骊、鳖古之民皆附”^[5]。同时，中原地区的猛安谋克与汉人杂居现象也十分普遍。《大金国志》卷8载：“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这样，猛安谋克部分地改变了当时的民族分布格局，各民族有了更多的交流、沟通机会。例如《金史》卷44记载：“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事实上，不仅仅限于汉人与契丹人之间的通婚。可见，以猛安谋克为纽带，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第三，它提供了历史借鉴。猛安谋克制度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手段。例如，将金朝境内其他民族也纳入猛安谋克体系，既增强金朝对占领区的控制力，又没有触及其他民族的利益。在中原地区，猛安谋克制度和原来的州县制度并存，相安无事。

行省制度也是金朝的一大制度创新。虽然早在魏晋时期就有了行台之制，北魏时又有大行台，但这些组织均为行军打仗而设立的军政机构，不理民事，与后代的行政区划更无瓜葛。隋唐时期有三省六部之制，金朝在此基础上设立了行台尚书省：“熙宗天会十五年，罢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天眷元年，以河南地与宋，遂改燕京枢密为行台尚书省。天眷三年，复移置于汴京。”^[6]可见金朝初期只在中原部分地区设立了行台尚书省这一机构，属金朝中央派出机构，代替金朝政府执行政令。其实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社会需要的过程中产生和完善的。金朝占领中原后，一则因为离国都（金上京在今黑龙江境内）遥远，政令不通，不便管理；二则对于刚刚走出丛林的女真人来说还缺乏管理农业区的经验，只能借鉴前朝相关的统治模式。海陵王时期一度废止了行台尚书省。金章宗时期，中原河患不止，于是又在今河南省设立行省以事河防，河防工毕，行省也就随即撤销。但此时崛起蒙古高原的蒙古军队不断南下侵扰金朝疆土，金朝在沿边地带也设立行省以防止蒙古军南下，此后这一制度逐渐蔓延开来，在今山东、河北、北京等地都设立行省，并且有星星之火燎原之势。金朝后期内外吃紧，国势日蹙，金朝统治者借助设置行省的手段来加强对各地区的控制。因此到金哀宗时期行省之制几乎遍及金朝全境，以致威胁到金朝的中央集权：“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二，帅府五，皆得以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7]金朝中后期，行台尚书省管理军事征讨、民政等事宜，实际上演变为独立性较强的地方行政机构。

蒙古军队平金以后，基本上继承了金朝原有的制度。“金人来归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帅，则以行省、元帅授之。”^[8]由于元朝疆域辽阔管理不便，于是在金朝行省制度的基础上设立了行中书省，使之成为省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的真正开始。明清政权又继续沿袭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并不断完善沿用至今。因此，我国现在的省级行政制度实际应渊源于金朝的行省制度，这也是金朝在行政制度史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励精图治，革故鼎新

完颜亮汉服画像

金朝统治者在接触汉文化的过程中，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故完颜亮、金世宗、金章宗等几位皇帝都能意识到顺应潮流、励精图治、革故鼎新的重要性，使得金朝达到了全盛时期，促进了当时中国北方社会的全面进步。概括起来，这些“政绩”主要有：

首先就是顺应潮流，革除旧制。金朝建立时期还有许多旧俗流弊，如金朝初期的奴隶和奴婢问题就十分突出。金朝统治者将这些奴隶、奴婢“放良”为平民。《金史》卷2载：“比以岁凶，庶民艰食，多依附豪族，因为奴隶，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者，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若元约以一人赎者，即从元约。”又《金史》同卷载：“今其逃散人民，罪无轻重，咸与矜免。有能率众归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金史》中有大量释奴为良的记载。金朝政府还积极扶持百姓，尤其是女真民众发展小农经济，打击权贵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强取豪夺，委派官员监督农业生产：“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近已禁卖奴婢，约其凶吉之礼，更当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仍禁其农时饮酒。”^[9]这则诏令类似于现在禁止奢侈浪费、努力搞好农业生产的“红头文件”。重读历史，感触颇深！金章宗时，甚至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买良为奴，承认农民租种土地的合法化。奴隶制度严重地束缚了金朝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金朝统治者的“放良”行为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使得金朝社会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

此外，一些金朝统治者还能尊重民意、爱惜民力。例如金世宗就关心民众疾苦，听到饥民无食，就叫官吏开仓救济；还把权贵多占有的土地分给贫民；遇到喜庆节日，亲自慰劳乡亲父老、平民百姓；减免灾民租税；禁止官吏和军队扰民和践踏百姓的庄稼；等等。金世宗甚至关心到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有一次还对属下讲，现在一些百姓的房子又低又小，这叫他们怎么安身（小民比屋卑隘，何以安身）。金世宗能够任人唯贤，以身作则，《金史》卷8记载了他的一些“语录”，能够给今人很大的启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广，人民之众，岂得无人？唐之颜真卿、段秀实皆节义之臣也，终不升用，亦当时大臣锢蔽而不举也。卿等当不私亲故，而特举忠正之人，朕将用之。”“朕观唐史，惟魏征善谏，所言皆国家大事，甚得谏臣之体。”“人皆以奉道崇佛设斋读经为福，朕使百姓无冤，天下安乐，不胜于彼乎。尔等居辅相之任，诚能匡益国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报，亦将施及子孙矣。”读史明鉴，这些文字甚至可以作为教育今天干部群众的很好材料。中国历史上的确有不少荒淫无道之君，叛逆佞幸之臣，但也有一些忠良贤臣，他们心怀民众，以社稷为重，造就了一时太平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何尝不是这样？上述金朝统治者当然不能与唐太宗、康熙皇帝相媲美，但他们的确能够顺应潮流，励精图治，造就了金朝的清明之治。《金史》卷8是这样评述金世宗的：“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史载难免有溢美之词，但在历史的功勋簿上留下他们的名字也不为过。

（三）大兴土木，迁都燕京

金朝在政治上的第三大贡献就是迁都燕京，为历史时期北京城市建设添砖加瓦。海陵王完颜亮嫌上京偏远，而且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尤其是金朝在占领中原地区以后，上京作为政治中心的诸多弊端日益暴露。因此金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海陵王命令张浩、孔彦舟等人在南京府的基础上设计、规划新都，次年新都筑成，并将首都自上京迁入燕京。金贞元元年（1153年）改燕京为中都府。《大金国志》卷33记载金中都“（宫）城之四围凡九里三十步。天津桥之北曰宣阳门，中门绘龙，两偏绘凤，用金钉钉之。中门惟车驾出入乃开……内城之正东曰宣华，正西曰玉华，北曰拱辰，内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楼阁倍之……都城四围凡七十五里……每一面分三门，其正门两旁又设两门。”城内楼阁苑林相连，环境优美。后世留下不少描写中都之美的文字，诸如“绵联翠苑，韬映金墉。楼阙嵯峨，殿阁穹庐”等，可见金中都的确颇具规模。

据考古人员勘测，金中都城遗址大致位于今北京市的西南部，占有内城的西南角，即外城陶然亭以北，直到梁家园南北直线以西的地带。其平面呈方形，宫城位于外郭城中央^[10]。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内保留着不少金中都遗迹。例如建国后在广安门外面开辟了青年湖，其最初就是金中都的宫苑遗址。元朝在修筑大都时，仍然利用了金中都的一些布局和设施。如元大都的主体部分就是在金中都的离宫和部分宫苑的基础上筑成。总之，金中都为元大都的修建奠定了一定基础，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四）继承旧制，发扬光大

由于金朝占领了辽朝的大部分疆土，因此在统治政策上金朝继承了辽朝的一些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就是南北面官制。金太祖攻取幽云地区后，由于没有管理农业区的历史经验，于是使用辽朝南北面官僚制度。同时，金朝发展了辽朝旧制，如金太宗时期就改革辽朝的汉官制度（南面官），仿照唐制，建立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度。《金史》卷55载：“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始置长吏以下。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天会四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金朝对辽宋旧制的继承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形势，使金朝统治者掌握了管理农耕地区的方法，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和危害，有利于稳固金朝统治以及百姓的生活，因此具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当然，金朝统治者也制订了严刑酷法的举措，如禁止汉服，强令削发；强迫汉人为奴等，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危害，极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