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由于西夏经济水平较为低下，因此其科技水平无法比及中原政权。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西夏占据丝绸之路要道，与吐蕃、回鹘、契丹等民族为邻，大量吸收了这些民族的科技成果，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西夏科技内涵。诚如著名人类学家弗郎兹·博厄斯所言：人类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程度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80]西夏正是在吸收、学习周边民族科技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了富有特点的科技。

（一）天文、历法

天文是有关天象的科学。由于受天人合一等观念的影响，天文学在中国古代社会颇受重视，不少史籍专辟有“天文志”。西夏小型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开篇就讲到一些天文学的知识，如记载有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等二十八宿；太阳、太阴、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等七曜以及勾陈、紫无星、帚星等星辰的名称。在西夏文文献《文海》中也有明星、攒星、昴星等词条，反映出西夏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天文学知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项族内迁初期，其科技文化水平较为低下，当时党项部落对天文现象的了解不会太多，更谈不上科学的解释，随着与中原政权以及周边民族接触的增多，有关二十八宿、七曜、黄道十二宫等天文学知识传入西夏境内，这一点在近年陆续公布的西夏文文献中体现出来。此外，根据《西夏书事》记载，西夏设有“司天监”，应该是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机构。北宋、辽、金等政权也有类似的机构。

历法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使得历法较为发达。相传夏代就有了自己的历法——“夏小正”，以后历代对历法不断补充和完善，使其绵延不绝。西夏内迁初期，估计还尚未创制出适宜于西北地区农牧生产的历法，因为史籍中记载西夏曾向北宋乞颁历法。如公元1007年，李德明向北宋请求颁行历法，北宋将“仪天历”赐给西夏；乾兴元年（1022年），西夏又从北宋政权那里获得了“仪天具注历”；公元1045年，北宋将“崇天万年历”颁行于西夏；公元1085年，北宋又将“奉天历”赐给西夏；等等。乾顺时期，由于西夏依顺于金朝，宋夏关系吃紧，宋朝停止向西夏赐颁历书，但从甘肃省武威市小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西夏汉文历书残片看，其风格和内容与中原历法相一致，这就说明了西夏在很长时期里依然使用中原地区的历法。元昊与北宋政权异爨分家后，为了表示另起锅灶的决心而进行了一系列的建章立制，措施之一便是创制自己的历法，然而宋夏关系缓和后，中原历法继续在西夏境内使用。西夏创制的历法有什么特点？现在我们还无法看到它的全貌。一件出土于黑水城的手写西夏历书残页（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是表格式的，其中表示月份、星宿、节气和数目的字分别用西夏文或汉文书写。可见西夏使用西夏、汉文两种文字合璧的历书，这大概是为了方便蕃汉民众的目的。在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驻所在圣彼得堡）也收藏有五份西夏文历书，但多为残页，也有西夏文、汉文合璧书写的情况。此外，西夏境内还使用藏历。例如在武威市小西沟岘的山洞中发现的西夏账单中就出现“天庆虎年”这样的纪年。天庆是西夏的年号，而虎年显然是十二生肖纪年法。这种纪年方法不仅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使用过，而且在西夏时期的吐蕃地区十分流行。西夏出现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很有可能就是从吐蕃地区传入的，因为西夏不仅在文化上与吐蕃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西夏政权还与吐蕃唇齿相依，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十分频繁。在今天的甘肃省张掖市出土的西夏“甘州黑水建桥敕碑”中就有“阳猴火年”这样的藏历式纪年。

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党项早期社会，党项人生病不问医药，而是通过巫师求神送鬼或者占卜的方法解决。史载“（党项）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81]。甚至在西夏建国后，党项人依然保留着笃信鬼神的传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随着西夏与周边民族交流的增多，西夏逐渐掌握了一些医药知识。如西夏文辞书《文海》对药的解释就是“汤药也，调和可医治病患之谓”。可见党项人已知道通过药材来治病救人的方法。该书还记载“松、柏、草、屎、粪等之浆，癞疮药用是也”。反映出当时已经有了医治疾病的药方。近年来公布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就有不少西夏时期的药方医书，一些药方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借意义。此外还有一些药物的配制方法以及医治畜病的医方等。在甘肃省武威市小西沟岘的山洞中也发现了一件药方，涉及的药物有椒、牛膝等，并且介绍了煎药和服药的基本方法，如“好好煮，频翻动；于清晨空腹时趁热服；每次十粒，空腹送下”等。《文海》中记载“病患处铁针穿刺使血出谓之扎针”。《文海》中还提及“四大不和”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这里的“四大”即为佛教中所讲的地、水、风、火，若此四大因素失和则容易患病。可见受到佛教的影响，西夏的医药医学理论也具有佛教色彩，为丰富祖国传统医学理论作出了贡献。除了掌握一些医学理论和方法外，西夏利用区位优势生产大量药材，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原地区。在宋夏贸易中，见诸文献记载的药材就有麝香、柴胡、苁蓉、红花、大黄等，有一些是西夏的转手贸易品，但有一些是西夏的出产，如苁蓉、大黄等。蒙古军队在攻打西夏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士兵染病，情况十分危急，多亏西夏境内的大黄等药材，才治愈了蒙古士兵的疾病，恢复了军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西夏医药水平的提高与周边民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西夏上层统治者有时患病，就会到周边地区求医问药。如夏桓宗时期，皇太后患病，西夏统治者派太医到北宋乞药；夏仁宗时期的重臣任得敬得病，也是在金朝医师的帮助下才康复的。从一些反映治病脱疾、消灾免难的西夏谚语分析，西夏的普通民众还是利用民间巫术来治病行医的，反映出西夏医学的民族性和原始性。

（三）西夏的印刷与版本

西夏处西北内陆，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滞后，但在尚儒崇儒政策的引导下，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现在国内外保存的相当数量的西夏古籍版本就是很好的说明。由于需要大量书籍，西夏逐渐发展了自己的书籍印刷业。从西夏古籍印刷和装帧的质量看，在某些方面已经与中原地区相差无几了。现在流传下的西夏古籍有刻本、活字印本、写本等种类。其中《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学术界一般认为木活字是元代王祯发明的，然而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却改变了这种看法。1990年11月，犯罪分子炸毁了贺兰山中的拜寺口方塔，次年当地文物部门在对其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西夏文物，其中包括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后经西夏史专家牛达生先生潜心研究，发现《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存在着许多木活字印本的典型特征，如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空隙；个别经页版心行线漏排；字行间有隔行夹片的印痕等等。后经文化部组织相关的专家组对这一结论进行鉴定，证实了牛先生的结论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一发现将我国开始使用木活字印刷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一个多世纪。众所周知，我国在北宋时期就有了活字印刷的技术，而欧洲则直到公元15世纪才有了活字印刷。陆上丝绸之路是我国活字印刷技术西传的一条重要通道。考古工作者在我国新疆等地发现了元代汉文、古和田文以及八思巴文的木活字印刷的遗物，这些地区的木活字技术从何而来？西夏王朝立据西北，控扼丝绸要道近达两个世纪，通过上述的考古发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国中原地区的木活字技术就是通过西夏传入新疆、中亚地区，进而传入欧洲等地。因此，西夏在印刷术的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承接作用，这是西夏王朝为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又一大重要贡献！

现存西夏古籍的数量十分可观，尤其是近年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逐渐被影印出版，使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西夏古籍的本来面目，其中有不少“孤本秘籍”，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西夏古籍较多，限于篇幅，恕不能一一具细，仅枚选数例。学术界经常引用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本带有百科性质的辞书，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给每一个词语列出西夏文和汉文的读音和意思，实际上是一本典型的“夏汉双解”词典。大家知道，由于西夏文十分佶屈繁冗，加之又是一种死文字，用常规的办法来破译它非常困难，幸好《番汉合时掌中珠》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分夏汉文字的对译，在此基础上就可以逐渐破译其他的西夏文字。因此，《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学习、研究西夏文字的一把钥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又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西夏仁宗时期制定的一部法律，它是中古时期唯一保存基本完整的原本法典，也是中国历史上继《宋刑统》以后又一部印行出版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颁行的法典^[82]。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古籍如《文海宝韵》《同音》《圣立义海》《类林》以及相当数量的佛经等。

（四）冶金、纺织、建筑等

冶金　西夏建国后曾设立“冶铁务”，专门管理铁矿的开采以及各式工具、武器的冶炼。从现有的出土文物看，西夏已经具有一定的冶金技术。在西夏陵区陪葬墓M177甬道东侧出土了一件鎏金铜牛，长120厘米，宽38厘米，高45厘米，重188公斤。该铜牛是由模制浇铸成型，厚壁空心，外表通体鎏金。牛前后肢均作前伸，姿势平卧，牛首微昂，双角弯曲，鼻梁高起，椭圆形双耳横张，双目圆睁远眺，颈部宽厚，皮肤皱痕明显，尾绕身与底相连，其姿势与形体、底座浑然一体，造型生动，线条流畅，比例匀称，形象生动。^[83]该铜牛不仅是西夏铸造工艺中的精品，就是与宋、辽、金雕塑文物相比也毫不逊色，因此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西夏不仅具有铸造大型器件的能力，而且能制造出各种小巧精美的金银饰件。考古工作者相继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临河县和宁夏灵武县石坝等地发现了大批西夏金银器以及金佛像、铜佛像等宗教文物，一些金银器上还配有栩栩如生的图案，反映了西夏铸造技术的一个侧面。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看，西夏的冶铁技术也较高，尤其是声誉甚高的“夏国剑”，有“天下第一”的美誉，据说宋钦宗本人所佩戴的就是“夏国剑”。在西夏王陵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了一把长达一米多的铁剑，剑身长88厘米，虽然时隔数百年，剑身通体锈蚀，但依然可以看得出当时出炉时的锋利。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西夏制造甲胄的方法也很特别，均经过“冷锻”制成，表面坚滑光莹，一般的箭镞是无法射入的。西夏陵也出土大量西夏甲片，薄厚均匀，制作精细，有一些外表还做鎏金处理，可能就是冷锻而成的甲胄。在甘肃省榆林窟壁画中，有一幅西夏炼铁图，描绘出两人各持手锤，在铁砧上锻打铁具的情景。从该图还可以看出西夏利用了竖式风箱冶铁：左右各安两扇箱盖板，由一人进行轮流推拉。这种方法可以不断地鼓风，提高炼炉温度，从而加速了冶炼速度和强度，在当时算是一种较为先进的冶炼技术。冶炼铁、铜等金属首先需要相关矿石。西夏人为了冶炼的需要，掌握了一些初步的找矿知识。如在敦煌莫高窟第65窟中西夏文题记记载：“甲丑年五年五月一日，墨勒原籍凉州，为找料石，来到沙州地界。”讲的就是叫墨勒的西夏人来沙州找矿石的史实。

纺织　畜牧业在西夏的社会经济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为西夏发展纺织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元代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对西夏故地的毛织品赞不绝口：城中（指今内蒙古阿拉善旗境内）制造驼毛不少，是世界最美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绫罗、绣锦、绢纱、煮丝、紧丝、彩帛等名目繁多的纺织品。西夏政府专门设立织绢院，管理纺织事务。考古工作者在西夏陵挖掘出罗、绫、锦等丝织品，其中的素罗和纹罗轻柔纤细，异向绫花纹若隐若现，是我国当时织物中少见的品种，特别是茂花闪色锦，丰满厚实，波形蜿蜒，经丝浮线蓬松美观，富有立体感，织物正反两面均以经线显花，增加了织物丰实、粗犷的效果，色彩鲜艳，层次显明，工艺十分精致，在我国为首次发现。此外还有工字绫，以空心线条组成工字形图案，字形套叠合榫，粗细均匀，富有民族风格^[84]。在西夏故地贺兰山拜寺口方塔也出土了品种繁多的西夏纺织品，包括绢纱、罗、绮、绫等，每一种纺织品又有若干种类，如发现罗就有暗花罗、棕色三棱罗、棕色三经罗、黄色四经绞素罗和几何纹罗^[85]。这些珍贵的出土文物成为今人窥视西夏纺织水平的一个窗口。西夏文武百官的衣着也可以间接地反映出西夏纺织技术所达到的程度。《宋史·夏国传》中记载西夏文职官员穿紫衣、绯衣，武职官员则衣紫旋襕，金银束带，又似于汉地官员们的装束。当然，虽然西夏有自己的绢织院，在大漠塞北织毯纺绢，但北宋政府每年向西夏输送相当数量的绢帛，一些出土的丝织品不排除为北宋纺织品的可能。

建筑　由于保存下来的西夏建筑甚少，我们只能从零星文献记载和残存建筑遗址的状况来重构西夏王朝的建筑。在党项族内迁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居住条件也十分落后。唐人沈亚之在《夏平》中讲道：“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曰党项，相聚于野曰部落。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随着夏州割据政权实力的增强，党项贵族开始修筑宫殿、庙宇。党项首领李德明就曾在鏊子山役使数万名民众修建宫宇楼阁，绵延二十几里，气势颇为壮观。元昊登基后，更是大兴土木，在天都山区和贺兰山修筑规模宏大的离宫。《西夏书事》卷18记载：“（元昊）大役丁夫数万，于（贺兰）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悉以国事委之讹庞。”现在贺兰山前散布有大量的西夏遗迹，从地面遗物判断多为宫殿遗址，范围达数十里。《弘治宁夏新志》记载：“（西夏）避暑宫：贺兰山拜寺口南山之巅，伪夏元昊建此避暑，遗址尚存，人于朽木中尝有拾铁钉长一二尺者。”西夏统治者为自己修筑的陵墓也很有特色。西夏王陵处于贺兰山东麓，陵区面积大约有五十平方公里，分布着九座帝王陵和二百五十多座陪葬墓，像如此规模的帝王陵墓在国内也是屈指可数的，加上贺兰山的衬托，西夏王陵气势壮观。西夏王陵的外形是一个夯筑而成的塔形陵台，最初呈现的是密檐式塔状建筑。这种建筑形式显然是受到西夏笃信佛教的影响，在中国陵寝史上也是少有的现象。正是因为其独特的建筑形式，西夏王陵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现已开发为旅游景区。此外，西夏修筑的一些佛塔也有一定特点，如位于宁夏青铜峡市的一○八塔、贺兰山前的拜寺口双塔等等。

[1]《旧唐书》卷198《党项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1页。

[6]严文明教授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中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浙江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肃文化区等五大区域。并指出这五大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这实则反映的是中原农耕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参见《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7]元稹：《估客乐》，原诗较长，拙文仅节选了其中的一部分。参见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新选唐诗三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349～350页。

[10]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00～101页。

[11][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7，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83页。

[12][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3，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13][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5，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14]横山县文史资料委员会：《李自成故里》（内部资料），1992年。

[16]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54页。

[17]元人余阙在其《青阳先生文集》卷四评价党项人：“其性大抵直质而上义，平居相与，岁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予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党项民众“直质而上义”的特点与今天陕北人性格颇为相近。

[19][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9，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20]史念海：《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载《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21][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0，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22][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1，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33页。

[24][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2，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

[25][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2，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

[27][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2，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3页。

[28][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2，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

[29]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3～350页。

[30][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31，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59页。

[31][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36，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24页。

[32][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34，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93页。

[33][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36，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21页。

[34][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38，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53页。

[35][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41，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90页。

[37]《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265页。

[39]周伟洲：《五代至宋陕北的党项及宋夏在陕北的争夺战》，载李范文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40]《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147页。

[41]《伊克昭盟志》第一册，现代出版社，1994年，第564～565页。

[42][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4，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44]《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917页。

[45]谢再善编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7年，第261～262页。

[47][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28，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22页。

[48][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30，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42页。

[49][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28，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26页。

[50]黄振华等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51]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页。

[52]杨蕤：《西夏外来商品小考》，《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53]（日）长泽和俊：《五代、宋初时期河西地方的中继贸易》，载《丝绸之路史研究》（中译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54]陈炳应：《西夏的丝路贸易与钱币法》，《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

[55]（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56]牛达生，许成：《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58][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27，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11页。

[60]《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影印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18页。

[6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九（影印本），中华书局，1957年，第5481页。

[62]《宋会要辑稿·食货》二零之五（影印本），中华书局，1957年，第5135页。

[63]杨蕤：《关于西夏丝路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64]黄奋生编著，吴均校订：《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62页。

[66]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67]《宁夏文物》总第七期（内部资料），1993年，封面说明。

[68]参见龚煌城：《西夏语概况》，载龚煌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

[69]参见龚煌城：《西夏语概况》，载龚煌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

[70]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25页。

[71]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4～66页。

[72]参见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7～122页。

[74]陈炳应：《西夏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75]（苏）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著：《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77][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12，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

[78]韩小忙等：《西夏美术史》，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8～19页。

[80]（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57页。

[82]黄润华，史金波：《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83]韩小忙等：《西夏美术史》，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56～157页。

[84]上海市纺织科学院纺织史组：《西夏陵区一○八号墓出土的丝织品》，《文物》1978年第8期。

[85]韩小忙等：《西夏美术史》，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