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施行以儒治国的方略。

孔子

从西夏建国起，西夏统治者便用佛与儒两种精神武器来安抚民众，稳固统治，尤其是在西夏中后期，明显地凸现出以儒治国的方略，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他把儒学推向了最高峰。

仁宗大力弘扬儒学，他本人就是一名汉文化的慕好者。他下令州县各立学校，并且在皇宫内建立小学，聘请名儒讲授；同时建立大汉太学，他亲临太学祭奠先圣先师。仁宗尊崇儒学先师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各州县都要立庙祭祀。这种尊重儒学的浓烈之风先前未之有也。仁宗还进一步采用中原地区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也是以儒学经义为主。西夏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网罗了一大批文人儒士，使儒学与西夏的政治生活真正结合起来。西夏统治者深知士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虽然有人对这种“崇文抑武”“以儒治国”的方略提出异议，但在仁宗之后，这种大力弘扬儒学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改变。西夏统治者大力渲染儒学，旨在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抑制武将权臣的谋乱，有利于皇权的巩固和中央集权的加强。然而在崇儒之风愈演愈烈的背后，却隐藏着西夏军事力量渐渐衰落的祸患，以致西夏最终败亡在蒙古军队的铁蹄之下。

第三，西夏社会崇儒之风盛行。

西夏王朝是在中原政权对其实行羁縻统治的襁褓中成长壮大的，故它与汉文化有着频繁接触的机会，无疑要受到儒学浸染和影响。儒学在潜移默化之中感染着西夏民众，加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这就使西夏王国所弥漫着的儒学气息愈来愈浓厚。从元昊翻译儒学经典到仁宗大开科举之制，西夏社会已经形成了一股浓烈的崇儒之风。元代文人虞集曾对这股风气作了如下描述：“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儒家的一些说教也渗透到西夏社会之中，仁宗时的《类书》就极力宣扬吴起、孟子的诚信，董宣、苏武的志忠，比干、屈原的忠谏，秋胡妻、柳下惠的节操等等。西夏王朝把汉族历史上的所谓“圣贤”搬到西夏来，是让他们起表率作用，这更助长了崇儒之风。^[70]在西夏文献《圣立义海》中也有“父对子慈”“母爱惜子”诸如此类的词条。由此看出，儒家所宣扬的那一套忠义、清廉、节贞等礼义之道同样是西夏民众所恪守的行为准则。西夏王朝是以武立国的，战事频仍，而儒学恰恰能营造出一团和谐的空气来，以缓减战争、动荡给民众带来的疾苦和病痛。西夏社会崇儒之风的盛行与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权，也是多种宗教流行的国家，以佛教为主的宗教信仰和以儒治国的政治方略始终相辅相成地推动西夏王朝的社会进步，同时也是西夏为繁荣中华文化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三）皇皇佛国——佛教

党项族在内迁以前多为自然崇拜。《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这种状况概为党项族较低的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内迁以后，由于受到周边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西夏统治者的大力倡导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佛教逐渐在西夏社会蔓延开来，并且十分兴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

第一，博采众长，广译群经。

西夏文化是一种较为开放的文化，凡是周边地区具有优势的文化它都要吸收和学习，西夏的佛教也是如此。西域、吐蕃、中原地区的佛教均对西夏佛教产生一定影响。西夏建国后曾频繁地派人到中原赎经，即引进较为系统的汉文佛经。北宋政权也本着佛教扬善弃恶的说教，基本上有求必应，有时竟无偿地送给西夏一些佛经。有学者研究表明，西夏曾有六次向宋朝较大规模的赎经活动。吐蕃地区的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也有深刻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公布的一些西夏唐卡，就是藏传佛教的产物。西夏还甚至流传一定数量的藏文佛经。西夏西邻回鹘，因此回鹘佛教也逐渐渗透到西夏境内，尤其是西夏境内有不少回鹘僧人。西夏前期，回鹘僧人是西夏译经、演经的主力军，因此回鹘僧人在西夏颇为“珍贵”。西夏天祐元年，西夏统治者甚至将回鹘僧人当作“宝物”敬献给辽国。这些情况表明，西夏的佛教接受着来自周边地区的影响，因此西夏佛教自然带有这些地区佛教的特点。

西夏文佛经

西夏建国伊始，就开始大规模翻译佛经。从近年公布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看，近八成的西夏文献为佛经，其中不少为西夏文佛经，显然是翻译而成的。传世的西夏文佛经有上百种，大都译自汉文佛经，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般涅槃经》等等。在今国家图书馆保存着一幅《西夏译经图》，画面上一位高僧跏趺而坐，显示出讲解经文的姿态；其左右两侧为“助译者”，神态各异，反映西夏译经的真实场面。西夏在翻译佛经方面的最大贡献便是翻译了举世闻名的《大藏经》。汉文《大藏经》的翻译先后历经一千多年，西夏仅用五十多年的时间就翻译出三千多卷的《大藏经》，这在世界译经史上都是少有的现象。史金波先生指出，西夏文《大藏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和历史贡献：其一，西夏文佛经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除了藏文佛经外，西夏文佛经便是最早的一种。其二，西夏文佛经具有系统性，西夏在较短的时期内翻译了汉文《大藏经》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三，西夏文佛经是多民族文化的结晶。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回鹘、党项、汉族、藏族等僧人参加，所用的经典不仅有汉文《大藏经》，而且有藏文《大藏经》。因此，西夏文《大藏经》中包含着回鹘、藏族语文或文化方面的知识。其四，刻本的西夏文《大藏经》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刻经最早的一种。^[71]

第二，不惜重金，广建寺庙。

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因此不惜财力、人力大规模修筑寺庙浮屠，使西夏境内寺庙林立。仅史籍可考的西夏寺庙就有戒坛寺、高台寺、承天寺、贺兰山佛祖院、大度民寺、慈恩寺、五台山寺、康济寺、田州塔、阿育王寺、大延寿寺、大佛寺、安庆寺、护国寺、十字寺、温家寺等几十处之多。这些寺庙大体分布在西夏京畿附近、河西走廊以及黑水城等地区。至今仍然存有不少西夏佛寺，如今银川市区的承天寺（宁夏书画院内）、拜寺口双塔、田州塔等等。

西夏时期的寺庙^[72]

近年来宁夏考古工作者在修理青铜峡一○八百塔的过程中发现该塔群也建于西夏时期，纠正了该塔群始建于元代的说法。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西夏修筑的寺庙已经焚毁或破坏，但从现存的状况可以推测出西夏时期的规模。例如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山的大口子沟、小滚钟口等地发现了大量的西夏遗迹，其中不少就是西夏寺庙的遗址。在拜寺口双塔所在的数千平方米的台地上，至今仍然散布着绿色琉璃瓦等建筑构件，有理由推测这里曾是一座规模宏伟的西夏寺庙。1990年，一伙犯罪分子将贺兰山拜寺沟内的一方形砖塔炸毁，文物工作者在清理现场的过程中从出土的中心塔柱的题记上发现该塔也修筑于西夏时期。需要指出的是，该塔处于贺兰山中的人迹罕至之处，交通极为不便，现代交通工具更是无法到达，西夏王朝在此修筑佛塔的艰难便可想而知了，这也反映了西夏兴筑佛塔的一个侧面。

拜寺口双塔

第三，艺海奇葩，异彩纷呈。

西夏在笃信佛教的同时也创造出色彩斑斓的西夏佛教艺术。笔者以为，儒学对西夏的政治有着较深的影响，而佛教却对西夏文化亦有较深渗透。如前面所提及的西夏大大小小的佛塔就是一件件弥为珍贵的艺术品。又如佛教题材或与佛教有关的绘画作品是西夏绘画艺术的大宗，尤其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发现了大量西夏时期的壁画艺术，内容丰富多彩，颇具民族特色。此外，西夏的雕塑、书法、音乐、建筑等艺术形式均受到佛教的影响。西夏统治者甚至将自己的陵墓也做成浮屠的样子，佛教对西夏文化的影响可窥其一斑。

（四）大漠来风——文学

也许有人会认为西夏地处塞外边陲，环境恶劣，民智未启，何谈在文学上有什么贡献。其实不然，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西夏民众创造出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学的内涵。有学者称西夏为只有作品而没有作家的时代。^[73]意思是说西夏虽然缺乏像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样的文学巨匠，但还是留下一些值得人们回味和咀嚼的文学作品。检阅西夏现有的文学资料，发现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学题材主要有西夏谚语和西夏诗文。概受自然环境和原始世界观的影响，西夏谚语充满了一股幼稚之气，例如在《新集碎金置掌文》的西夏文献中就保留了大量的五言体诗歌：天地世界初，日月彼时现。明暗左右轮，热冷上下舌。诸物能成苗，季节依次列。春发寅卯辰，夏茂巳午未。秋实申酉戌，冬藏亥子丑。没有华丽的辞藻和句子，但在平实的语言中透出西夏民众对天地日月、四季轮回的认识，反映出一种较为朴素的世界观。《新集锦成对谚语》是一本专门的西夏谚语集，原文为西夏文，现有汉文翻译。据陈炳应先生介绍，该谚语集是迄今所知我国文学史上时间早、数量多、内容丰富、艺术特色绚丽多彩、非常罕见的谚语选集。^[74]该谚语集内容庞杂，但主要是以描写西夏的自然状况、民风民俗为主。例如：“吃干米时更加水，守寡妇人更往说”“不孝父母恼祸多，不敬先生福智薄”“净女不净寡时显，志男无志说话显”“狐叫起来气欲绝，狗蹲下来尾巴夹”“设宴祭神宰羊羔，敌来驰追骑母马”“苦蕖根须籽久苦，豺狼小崽小又腥”等等。西夏谚语以形象生动的语气表现大自然的美丽画面，表达西夏各族民众淳朴善良的心态。在文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假诗歌，没有假山歌。”意思是说经过劳动人民集体创作而成的民谣、山歌比某个作家所做的诗歌更为真实。这些西夏谚语虽然是经过某位西夏文人整理而成，但它的确反映了西夏社会的真实情况，有一些恐怕就是普通民众所讲的谚语。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些谚语能够熟练地运用赋、比、兴等文学手法，这与今天陕北地区广为流传的信天游极为相像。陕北地区是党项族的第二故乡，从党项内迁到西夏王朝的灭亡，党项族在陕北地区盘踞了近六百年之久。因此，笔者揣测这些西夏谚语恐怕与陕北信天游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西夏的一些诗文也颇具民族特色，在中国民族文学史上应有一定地位，尤其是称为《月月乐诗》的西夏宫廷诗，极具田园色彩。诗文将西夏一到十二月的自然以及农事的状况用诗歌的形式描述出来，例如作者是这样描写西夏境内五月的景观：

国内普降甘霖，草木更加茂盛。

旅人走着，对一切都一往情深，流连忘返。

山丘的红色杂草就像雄鸡的翎子，说得一点不错。

芦苇戴上了黑色的毡帽。

人们在采沙葱。大蛇爬过。真像划定的牧场。

男人和女人在中午都用熟练的手挤着牛奶。

月儿度入第六个月。树木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但）草色依然青青。

昆虫飞来飞去，嗡嗡叫着。国内呈现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

铁匠在到处招揽生意。家畜在绿色的牧场上放青。

野兽走过，在大地上留下利爪的痕迹。和它们在一起的是那些不大的小兽（它们的幼仔），（野兽）等着这些幼仔跟上，并没有因为高兴而忘乎所以，（它们）是相当的聪明。

昆虫牵着红线，雄鹰在翱翔。夕阳渐渐衔山，晚霞像羊毛一样璀璨！^[75]

另外，西夏还存在着一种罕见的文学形式——新集译。这种文学形式实际上类似于佛教文学上的“变文”，即用通俗的语言来阐述、解释佛经中的内容。西夏也用类似的方法来改写、转述流传于中原地区的故事典故，其代表作就是黑水城出土的《新集慈孝传》，从卷首的题记记载，发现该书是由一个叫曹乐道的西夏人所做。该书的写作风格是面对一段冗长的汉文史料，作者有时只从其中摘取一些关键性的句子连缀成篇，有时干脆用自己的话把故事重新讲出来。^[76]

西夏在文学方面除了上述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外，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建树。例如，西夏的誓表、碑文以及西夏权臣偶尔做的类似打油诗的东西，只是对中原文学粗浅模仿的结果，很难上升到一个审美的高度。西夏毕竟是一个文化水准不及中原地区的割据政权，因此，我们在肯定西夏文学成就与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该无端夸大一些作品的价值和地位。

（五）清厉之音——音乐

在中国音乐史上，少数民族音乐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国现存的不少乐器就是由少数民族同胞所创造，如胡琴、琵琶等。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历史上一些民族音乐颇具影响。例如北宋权臣范仲淹就有“羌管悠悠霜满地”的词句，说明当时西北一带的笛子（或类似的乐器）较为流行。由于时隔近千年，今人无缘欣赏西夏音乐的风采，只能从有限的记载中去品味羌笛的悠扬、河西乐的清厉。

敦煌壁画中的西夏胡琴

西夏音乐是吸收周边民族音乐的养分而逐渐形成的。《西夏书事》卷12记载：“僖宗时，赐思恭（李元昊之先祖）鼓吹全部，部有三驾，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法驾七百八十一人，小驾八百一十六人。俱以金钲、节鼓、掆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栗、桃皮、笳、笛为器。”讲的是唐王朝向西夏先祖赏赐乐器的史实。该段文献还讲到西夏音乐“音节悠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但元昊建国以后，为了突出党项民族的独立性，建章立制，措施之一就是改变西夏音乐受中原影响的状况，建立具有党项特色的音乐礼节。史载：“迨德明内附，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元昊久视中国为不足法，谓野利荣仁曰：‘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于是，于吉凶、嘉宾、宗祀、燕亨，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77]文献中的“革乐之五音为一音”实则让人有些费解。众所周知，中国古时有五个音律：宫、商、角、徵、羽，若缺乏这五个音律，很难演奏出优美的乐曲，元昊竟然将五个音律减为一个音律，这怎么可能演奏成曲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西夏音乐不同于婉转悠扬的江南小调，而应该是一种平直、高亢、清厉的声音，少有跌宕起伏。概为《金史·西夏传》中讲的“五代之际，朝兴夕替，制度礼乐荡为灰烬，唐节度使有鼓吹，故夏国声乐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音”。“清厉顿挫”的音乐也符合西北地区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特点。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中记载：“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余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记得数篇。”显然，北宋士兵入乡随俗，“抗声凯歌”乃应是受到西夏民间音乐的影响。据《宋史》卷142记载：“元丰六年五月，召见米脂砦所降戎乐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所奏皆夷乐也。”文献中的夷乐应该是党项民族音乐。《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提到西夏还设立了“蕃汉乐人院”的专门音乐机构，反映出党项统治者对本民族音乐的重视。

文献记载的西夏乐器情况也可以窥视出西夏音乐的一些特点。例如，《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就有铙钹、铜鼓、法鼓、铃、三弦、六弦、琴、打鼓、丈鼓、拍板、筝、管、笛、箫、笙等乐器，其中笛、箫、笙能演奏出清厉之音。不过，这种清厉之音不应看作是西夏所首创。魏晋时期，河西音乐就较为著名了。如《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后魏乐府初有《北歌》，亦曰《真人歌》，都代时，命宫人朝夕歌之。周、隋始与西凉乐杂奏。”然而唐代以后，由于中国政治中心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西北地区频繁的战乱等因素，使著名的河西音乐大都失传，而西夏则秉承前代，保留了一些唐代遗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完善。元朝建立后，把河西乐、汉乐和回回乐合并为一个机构管理，其中的河西乐就应该保留不少西夏音乐的成分。因此，西夏在音乐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它继承、发展了一些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使其消亡的时间大大后延。

（六）独具匠心——绘画、雕塑

绘画西夏在绘画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留下一批弥为珍贵的石窟壁画。据统计，敦煌莫高窟共有西夏洞窟62个，安西榆林窟有10个西夏洞窟^[78]。这些洞窟内均有精美的壁画。西夏在继承前代壁画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例如西夏创制出的洞窟多为覆斗顶或穹庐顶，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中央设坛或窟室后部设中心柱，基本不再开龛。在绘画艺术上，西夏时期的壁画内容十分丰富，创造出大型经变画以及藏密题材和风格的壁画，其中还有一些反映西夏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壁画，如酿酒图、锻铁图、犁耕图、踏碓图等，成为研究西夏历史的珍贵资料。谢稚柳先生评价西夏壁画：画派远宗唐法，不入宋初一笔，妙能自创，俨然成一家。画颇整饬，但气宇偏小，少情味耳。^[79]想必这个评价是较为公允的。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西北地区兵荒马乱、残破不堪，作为中华艺术宝库的敦煌也受到威胁。西夏于公元11世纪初攻取河西走廊，占据敦煌，并在此设立行政建制。西夏不仅维护敦煌原有的石窟，使其免受破坏，而且其本身在敦煌和安西广开洞窟，为保护和丰富敦煌艺术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夏唐卡

除洞窟壁画外，西夏的木刻版画和唐卡也颇具特色。所谓木刻版画就是有木刻模板印制而成的画卷，目前我国境内大约有130件这样的版画。这些版画是在吸收吐蕃、回鹘等民族绘画风格的过程中，加上西夏自己的绘画特点而成的。唐卡是指锦缎镶边的布轴画或丝绣，主要挂在藏区的宫殿、寺院内，内容多为宗教、西藏风土人情等。唐卡实际上是藏传佛教的文化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较为兴盛，因此也留下了一定数量的唐卡，多出土于黑水城遗址，一部分收藏于俄罗斯等地。西夏唐卡不仅本身就是珍贵的历史文物，而且也是研究藏传佛教艺术以及西夏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

雕塑在所有的艺术品中，雕塑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风格和精神。如唐代雕塑的特点是在寥寥数笔之间显示出一种大气雄浑；而宋代雕塑则截然不同，其多注重精雕细琢而缺乏一种气势，反映出唐宋之间不同的社会心态和时代精神。诚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言：北宋的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闺房。现有的西夏雕塑艺术品主要有石雕、佛教造像、石刻塔等种类。从总体上看，西夏的雕塑艺术品具有浑厚朴实、饱满丰腴、雄健奔放、坚实粗犷的艺术特点和民族风格。在所有的西夏雕塑作品中，最富有创意的就是西夏陵出土的11件人像碑座。这些碑座为石质正方体形状，顶部平整，正面为减地浮雕力士像。这些力士的形象一般为屈膝跪坐，俯首前视，双目圆睁，最有特点的是袒胸露乳，乳部发达（因此有人认为力士为女性）。在国内尚且难以找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雕塑艺术品，显然这些人像碑座是经西夏艺人们独立创造的，为西夏所独有。这些人像石座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如力士的形象既像人又像神，既有男人的力度又具有女性的体质特点，而11件人像碑座神态各异，给人留下了十分广阔的想象空间；而且这些人像碑座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也具有一定的位置。如前所述，宋代以降，一反唐代雄浑奔放、开阔大气的艺术风格而显得细腻、含蓄，而西夏的人像碑座在这样的艺术背景下就显得别具一格，它至少保留了唐王朝那种雄浑大度的气势。以笔者愚见，这些人像碑座继承了大唐帝国的艺术精神，使得唐王朝灭亡后其艺术的灵魂还在延续。也许正是具有这样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称之为“西北雕塑之王”实不为过。

西夏陵出土的人像碑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