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夏文化的源流

迄今为止，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有的文化定义至少有上百种之多,但一般认为，文化属于历史范畴，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它与人类的存亡相始终，它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西夏文化是以党项族为主体的民众所创造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的总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然而，西夏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在与周边文化不断地融合、碰撞中成长起来。具体来说，有三支文化对西夏文化影响较深，中原文化，即一般所讲的农耕文化、吐蕃文化以及回鹘文化。因此，西夏文化是内因和外因相互结合的产物。

党项族在四川、青海、甘肃交界的原居地所创造的文化是西夏文化的源头。这一时期的党项族处于“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的原始状态，已经有了原始信仰和鲜明的民族个性，“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可见党项族早期处于自然崇拜的阶段。后来又发展为多神崇拜，西夏建国以后的多神崇拜依然十分流行。《旧唐书·党项传》中讲到了尚武好斗的党项民族个性：“俗尚武，无法令赋役……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跌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尚武”也应属西夏文化的内容。好斗、重复仇的民族个性，正是一种文化的体现。马文·哈里斯在他的《文化人类学》中指出：“文化是社会成员通过学习，从社会上获得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包括已往从社会上获得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包括已成模式的重复的思想方法、感情和动作。”显然他把人的思想、精神层面置于突出的位置上。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人是文化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从一定程度上讲，推动文化发展就是对人的构建。它不同于文化的诸多外在表现形式，而是文化最深层次的因素。我们通常讲的南方人的精细、北方人的粗犷，实则是一种文化结晶。因此，体现党项族群体人格的精神方向、生活态度、人生信仰、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态度以及心理机理等的方式和内容，也是西夏文化的精髓所在，可以概括为“党项精神”。

党项族在原居地与吐蕃接触频繁，反映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宋史·宋琪传》记载：“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党项与吐蕃，在血缘上和文化上有密切的关系，已是西夏学界普遍承认的事实。藏学界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党项族源于藏系的一支，西夏是吐蕃在西北建立的一个王朝。^[64]藏学专家陈庆英先生在《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一文中从多角度讲了党项与吐蕃的关系，他认为党项是吐蕃董氏的一个分支，党项在北迁以前使用的就是藏语，党项与吐蕃具有相同的原始宗教信仰。^[65]虽然这些论述尚未引起西夏学界的足够重视，但吐蕃对党项早期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党项内迁后，与周边民族交往日益频繁，不断吸收外族文化的养分以充实自己，最终形成了灿烂的西夏文化。因此，多元性是西夏文化的重要特性。公元10～13世纪的北方民族格局及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并存有辽、五代十国、宋、金、西辽、于阗、吐蕃以及归义军政权等。西夏王朝处于这些政治力量之中，在文化上难以脱离他们的影响；而宋、吐蕃、回鹘所代表的汉、藏、西域三系文明给西夏文化的影响尤为重大。党项内迁以来，杂居于汉族之间，并与中原政权保持着较多联系，逐渐受到汉文化的濡染。这不仅表现于对中原制度文化的模仿，经典的研习，而且能在西夏文化中找出体现时代精神的唐风宋韵。如西夏出土的人像石座，是仅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雄浑气势的杰作。这种笔法与唐代石刻极为相似，可谓是唐风之余绪，反映出中原文化对西夏文化的渗透。吐蕃文化是影响西夏文化的又一外在因素。如前所述，吐蕃对党项早期文化就有一定影响。内迁以后，吐蕃、党项杂居，相互融合，尤其是吐蕃文化中的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极为兴盛。俄国人科兹洛夫在黑水城盗掘的西夏壁画，在表现手法上与西藏画极为相似。西夏语和藏语、西夏称谓与藏语称谓、西夏习俗与藏语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无不说明西夏与吐蕃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回鹘对西夏文化的影响还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回鹘人所建立的高昌国，与西夏河西走廊相接，西夏境内也分布有沙州回鹘和甘州回鹘的余部。在西夏西部，回鹘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尤其高昌回鹘，是西域文化东传的总汇，又处于丝路要道，随着经济的交流，一些西域中亚文化的因子也进入西夏域内。9～15世纪，回鹘笃信佛教，一度还甚为兴旺。西夏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谅祚母后没藏氏好佛，在兴庆府兴筑承天寺，请回鹘僧登座演经，前去聆听。可以看出，回鹘佛教在西夏具有较高的地位。西夏境内回鹘的状况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有生动记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悉徙之燕山、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封钊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之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燕人或俾之祈祷，多验。”敦煌莫高窟409西夏供养人，衣着圆形饰或穿大翻领着袖长袍，这正是五代以来回鹘的装束^[66]。同样的妇女装束在西夏供养人中一再出现，说明西夏贵族的服装也受回鹘的影响较深。除了上述三系文明对西夏文化影响较大外，西夏文化还受到周边其他民族或深或浅的影响，甚至有来自西亚的影响。1990年7月在维修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时，在覆钵式塔身上部梯形槽中发现西夏彩绘木雕，残高28.5厘米，由五块残片拼合组成，上雕一女伎。女伎在仰莲座上翩翩起舞，舞姿优美，雕工娴熟。原通体彩绘贴金，现已经脱落。此木雕女伎具有浓郁的印度、尼泊尔艺术风格^[67]。由此可见党项民族是一个善于接受其他民族优点、善于形成自己特征的民族。就敦煌西夏佛教艺术而言，它吸取了北宋的笔墨构图、辽金的造型、吐蕃的佛教题材、回鹘服饰，突出了自己特有的性格。

壁画中的回鹘人

西夏文化的多元特征不仅是由西夏地缘关系决定的，而且也是多民族的社会结构、半农半牧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西夏文化的多元性，视为西夏文化的本质特征，因为它不足以体现西夏民族文化内在的性格。多元性也并非是杂货店，而是将外来文化的因子有机地融入党项民族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