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夏经济特点的分析

笔者认为，西夏在经济上特点有二：一是将西北农牧并举的经济形态发挥到极致；二是西夏利用地缘优势，商业贸易占有一定的地位，起到了沟通中西方交流的作用。

（一）农牧并举的经济形态

西夏国土处于北方草原区向中原农耕区的过渡地带，农牧交错，半农半牧是其经济活动的特色。有宋一代，农牧分界线大致由雁门关经岢岚、河曲，西渡黄河至无定河各地，循横山、陇山一线，沿青藏高原的东缘南下^[51]。此线以东为农耕区，以西则为畜牧区。这条农牧分界线并非是绝对的，因为在此线以西的畜牧区内亦分布有块状农业（呈零星分布的小块农耕区）。从秦汉之际在西北实施移民屯垦以来，就已具备了这一特征。至于牧区，西夏域内没有大面积的草原，在河西走廊的祁连山地区，有较大的牧场，其余则多为农牧杂居，尤其是在夏国南缘山区多为可农可牧之地。《续资治通鉴》卷21载：“（灵州）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甘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又《长编》卷466载：“夏国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山一带，其余多不堪耕牧。”这一地区还是西夏人口分布较为密集的地方，宋夏之间利用荒歉或其他因素在此展开激烈的人口争夺，如《长编》卷256中讲，环庆路安抚使楚建中言：“奉手诏，以缘边旱灾，汉蕃阙食，夏人乘此荐饥，辄以赏物招诱熟户，至千百为群，相结背逃。”由于西夏处于南北两种经济形态的交汇地带，农牧杂居，蕃汉杂居，西夏境内的这种民族构成状况也是推动半农半牧方式向纵深发展的一个因素。一方面农耕业影响及党项、吐蕃等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也不可低估游牧业对这一区域的强烈浸染，二者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关系，不可把二者割裂开来。这种半农半牧的经济运作方式从夏州政权开始尚未有质的变化，这是由地域性和民族性所决定的。另外，半农半牧不仅表现于农牧杂处这一特点上，而且有农牧兼营之含义。如《长编》卷262载：“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长，耕牧自足。”时至今日，依然可以在西北地区见到这种农牧兼营的遗痕，不能不说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传统。

（二）西夏的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在西夏经济中也具有重要位置，具体表现于两方面：

其一，由于西夏占据丝路要道，控了东西方的贸易。但学界却流行一种说法，认为西夏占据河西之后，由于重税政策及抢夺掠夺的行为，使丝路贸易渐趋中断。作者认为，这一论断是建立在仅有的几条文献之上，不足以证明长达两个世纪的西夏王朝与西域各国缺乏贸易交往。我们注意到，在西夏小型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存在着一些反映中亚或丝路贸易中的物品，如珊瑚、琥珀、玻璃、乳香、安息香、胡饼等等。《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汉蕃互通的语文教科书，绝不会把一些生僻且陌生的词条提供给人们学习，这是常理。笔者也稽考出西夏境内的确存在着不少外来商品^[52]，说明西夏与西域等地保持着广泛的贸易联系。日本学者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如松田寿男先生就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中继贸易在唐朝中期怛逻斯战役后，是否是依靠河西的西夏、回纥、吐蕃以及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与第三者进行的？”长泽和俊先生对此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上述的疑问。^[53]国内西夏学学者陈炳应先生研究认为“河西走廊这条丝路主道在西夏时期仍然畅通，西夏与西域保持着广泛的贸易关系”^[54]。因此，西夏继续发挥着沟通中西方贸易的作用。

丝路驼队

其二，由于受到国内单一经济模式的制约，西夏必须用一些畜产品与宋、辽、金朝交换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满足国内消费的需要。榷场是其最主要的贸易形式，此外还有“贡使贸易”，边民的“私市”“和市”以及民间走私等多种贸易形式，尤其是在横山山脉两侧，以城堡为依托，形成一条贸易带。在历史上，这里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进行贸易的区域。因此，我们可以称此为“南北贸易”，而丝路贸易则是“东西贸易”，这也是由西夏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三、西夏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历史贡献

（一）西夏控制西北后，将西北部分地区纳入全国市场体系之中，密切了西北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

西北地区历为游牧民族所居地域，秦汉移民屯垦以来，农耕文明渐渐进入，便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历代中原政权将此视为畜牧产品的供应之地，如唐政权在河西及鄂尔多斯地区设立马监，专为封建国家养马。但宋代以降，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西夏分疆裂士，中原政权失控于西北，但经济上的联系并未减弱，反而更紧密。北宋政府的马、羊等畜产品基本仰仗契丹、西夏以及吐蕃供给，而西北诸族对宋朝的茶叶、帛绢兴趣也十分浓厚，史称“茶马贸易”。唐代茶叶还只是少数民族上层的奢侈品，一般牧民很少享受茶叶，饮茶之风在少数民族地区尚未普遍形成。宋代则改变了这种局面，饮茶之风在西北盛行，茶叶的销售量十分巨大。《宋史·食货志》载：“茶之利甚博，商贾转致西北，利尝致数倍。”故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指出：茶叶商品是西夏和西域、阿拉伯半岛之间贸易的主要物品。^[55]

事实上，对“茶马贸易”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茶、马等物品之上，由于西北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存在着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因此双方所交流的商品十分宽泛。就西夏而言，虽已裂土称王，但对于北宋却有着极强的经济依赖性，宋人庞籍用“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来形容这种关系，绝无夸大之意。宋夏之间的贸易形式灵活多样，有官方的，亦有民间的，大致有榷场贸易、和市、贡使贸易、私市等几种形式。在西夏南缘山界，城寨密集，这不仅是宋夏军事防御线，而且是一条南北贸易的聚合线。宋夏时战时和，西夏却时终不肯放弃与宋朝在经济上的联系；宋朝利用这一点作为制衡西夏的砝码。因此，西夏对宋发动军事进攻也是这一经济关系所驱使的结果。西夏居于“东西南北”所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重要纽带。因此，宋代以来，西北虽为“异域”之地，但经济上的交往大为增强，西北与中原地区在市场作用的驱使下，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联为一体，这种关系并不能随着朝廷决策或个人意愿的改变而改变，而是铁定的事实。

（二）西夏时期，西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西北地区尤其是宁夏的区位地位得到提高

宁夏平原是西夏立国的基础，这一地区自秦汉以来就得到开发，农耕经济逐渐渗透。历经魏晋、隋唐时期游牧业与农耕业的反复进退，农业具有了一定基础。但宁夏平原被中原王朝视为边防屏障，农业的开发只是在“移民屯垦，戍守边防”的意义上进行的。加之北方少数民族时常出没于这一区域，时遭兵燹之患，社会经济未能持续健康地发展。党项入主宁夏平原以后，在旧有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西夏时期这里有秦家渠、艾山渠、七级渠、特进渠以及唐徕渠等渠道，并且在贺兰山冲积扇上新开凿了昊王渠，其遗迹至今依稀可辨，形成了与现代相仿的渠道格局。西夏政权还专门制定了有关农业水利及灌溉的法律。《天盛律令》卷15中有“春开渠事门”“园地苗圃灌溉法门”“灌溉门”“桥道门”“地水杂罪门”等门类，内容涉及西夏对渠道的开挖，对水利设施的管理、维修以及使用。所定之规定极为详细，这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故《宋史·夏国传》载：“渠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可见西夏政权大兴水利灌溉事业取得了明显的实效，宁夏平原展示出一幅“地绕五谷，尤宜稻麦”的欣欣向荣的图景。

党项政权还在宁夏地区大兴土木，兴筑国都兴庆府，并以灵州为东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七》）。西夏统治者在贺兰山兴筑离宫，具有“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的盛况。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山大口子沟、小滚钟口、黄旗口、镇木关沟、拜寺口、贺兰口、插旗沟、西番口和大水口等处均发现了面积不等的西夏建筑遗址。^[56]西夏佛塔、窑址、城寨遍及宁夏，这些遗迹遗物不仅是西夏王朝在宁夏大兴建设的见证，而且成为当代宁夏发展旅游事业的支柱资源。宁夏是西夏王朝的兴盛地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夏对宁夏的区域开发是空前的。

随着经济的兴盛与发展，宁夏地区的政治地位在西夏时期也凸显出来。战国以前，宁夏尚未有行政建制，为戎狄所居，属于“五服”中的“荒服之域”。秦时在此设义渠、乌氏、朐衍等县，始有行政设置。此后，宁夏要么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居，如北魏；要么为中原王朝安抚、防御北方民族的区域（如汉唐）。唐朝灭亡以后，西北地区失去了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而西夏王朝在此形成了统一局面，成为主导西北地区的一股政治势力，大有取代唐王朝在西北政治角色的趋势。钱穆先生就曾指出：西夏政权乃是唐末藩镇之继续^[57]。作为西夏腹地的宁夏地区，自然成了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核心和枢纽地带。因此，宁夏地区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迅速上升。

西夏在宋夏沿边地区以及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也很有成效。西夏大安十一年（1085年），西夏银、夏地区大旱，西夏统治者“运甘、凉诸州粟济之”^[58]。“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的碑文中也有“风雨时降，宝谷永成，地境安靖，民庶安乐”等文字，反映出西夏时期河西地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宋夏沿边地带聚集了大量的蕃汉民众，经过农耕业的不断浸染，这里的农业比重不断增加，以致原以畜牧为生的党项族逐渐地学会了农耕，“西羌之俗，岁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59]

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

（三）西夏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维护着丝绸之路的基本畅通，起到了沟通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作用

学术界曾经有过西夏阻断丝路交通的论断，但事实上，西夏依然发挥着沟通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功能。《宋史·回鹘传》中载：“回鹘使不常来，宣和中，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止。”这则史料明确指出回鹘商人是途经西夏而到达陕西等地，并引起了宋朝政府的警觉。这件事在《宋会要辑稿》中讲得更为详细：“臣寮言回鹘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贸易，久留不归者有之。恐习知沿边事，害及往来，经由夏国，传播不便。乞除入贡经由去处，其余州军严立发禁。”^[60]宣和年间正是北宋灭亡前夕，金兵南下进逼，宋夏边境非常吃紧，宋朝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害怕入贡的回鹘人在中间制造麻烦，便对其进行一些限制，但并没有禁止他们的贡使贸易。此外，文献中也有夏人与“诸色”一同入贡中原的事情：“臣寮言赵德明进奉，人使中卖甘草、苁蓉甚多，人数比常年亦倍，乞行止约，及告示不买。王旦等曰：斯皆无用之物，陛下以其远来嗜利，早年令有司多与收买。若似此全无限量，纵其无厌，亦恐其难为止约，至如牵马及诸色随行人多。”^[61]如前文所述，诸色人应是河陇及西域诸族，文中反映出夏人尚能与异族和平相处，一同前往中原进贡的事实；同时也可以看出西夏境内也有异族商旅，北宋边臣曹玮曾言：“沿边诸寨，许令人户买扑酒店，直于寨外边上开沽，恐隐藏奸恶，乞行停废。”^[62]沿边诸寨多有小酒店，一方面得益于沿边市场；另一方面恐怕与塞上多有商旅往来有关。西夏除了沟通西域与中原之间的交流外，吐蕃政权与辽朝的交往也是通过西夏境内的。不仅如此，历史上著名的居延路在西夏时期依然有被利用的迹象。^[63]不过，上述结论都是根据史料或考古发现得出的，凭空夸大西夏丝路贸易的作用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