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夏的政治状况及其历史贡献

西夏共历十主，根据西夏不同阶段历史发展的突出特点，我们将西夏历史分为四期：元昊统治时期为奠基时期；谅祚继位到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梁太后死，乾顺亲政，为西夏历史上的后党专政时期；乾顺亲政到西夏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仁宗薨，为西夏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时期；纯祐即位到德旺为蒙古军所杀，为西夏迅速衰败时期。兹将各期的政治特点及贡献予以分述。

元昊自公元1032年即位以来，就开始建章立制，为称帝建国作最后的准备。在元昊即位前，党项族是“以帐族盛大者为长官，亦止有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之职。至是，始立文武班”^[22]。元昊模拟宋朝官制，设立了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以及文思院等中央行政、军事机构。其中“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分为之”^[23]。西夏大庆二年（1037年），元昊又将中央各主管机构增加到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等十六司，奠定了西夏官制的基础。

西夏大庆元年（1036年），元昊订立兵制，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男子满15岁便为一丁，一有战事发生，根据部族的大小抽丁服役。军队可分为“正军”和“抄”，“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役也。”^[24]军多为身强力壮者担任，配给马匹、骆驼各一。元昊还将国内五十万军队分为左、右两厢，立十二监军司，环绕西夏疆土一周。每一监军司设立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一名，并任命贵戚豪右领其职，另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等官职数十名，由党项和汉族人担任。西夏军队作战灵活，往来无定。其中有一些特种兵：炮手二百人，号“泼喜”，能发射如拳的石头；有平夏骑兵号称“铁鹞子”，在山各间倏往忽来，行若云飞；此外有擒生军10万人，其中选出2.5万精兵护卫灵、兴两都。另有五千善弓马者用于皇宫的防御，号御园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西夏在战争中采取步兵和骑兵联合出阵的战术，“步兵挟骑以进”，“昼则举烟扬尘，夜则篝灯为候，出战率用只日，避晦日”^[25]。元昊建国初期与宋交手，夏军锐不可当，确有所向无不破之势也。

元昊还更订礼仪，改制旧俗。首先为了明确等级关系，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官民的式样：“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银束带”^[26]。普通百姓只能穿青、绿色的衣服。元昊认为沿用唐、宋的礼乐制度为繁音缛节，不符合党项“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民族精神，令国中用胡礼，并裁九拜为三拜，革五音为一音。

史称元昊“善绘画、明律法，通蕃汉文字”^[27]。西夏大庆元年（1036年）春正月，令野利仁荣整理西夏文字，并成十二卷。现代学者研究表明，现存的西夏文字共有六千多个,并用这些文字编纂、翻译了大量辞书、法律以及汉文典籍，成为今人窥视西夏历史及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如前所述，创制文字似乎是中古纪民族发展的一个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期民族自觉意识的加强。元昊将创制的西夏文字遵为国字，“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28]并设立蕃、汉字二院，分别处理来自北宋及河西、西域等地的文书。

元昊即位不久，便大动干戈，体现出西夏以武立国的方针和党项族以战斗为务的民族精神。他们向河西用兵，在攻占甘州和凉州后，继续西进，于西夏大庆六年（1036年）七月，相继攻占了瓜沙地区，基本完成了夏国开疆拓土的工程。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普遍认为，西夏占据瓜、沙二州后，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或中断，中西贸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西夏占据瓜沙地区与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西夏入主河西也是丝路学以及敦煌学研究中的重大事件。

部分敦煌西夏洞窟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西夏王朝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礼仪制度。国家机器开始运转，国力迅速地上升。并且对宋、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巩固了初生的西夏政权。同时，在政治上取得了与宋、辽平等的地位。至此，尽管西夏在经济上对宋、辽政权具有一定的依附关系，但事实上成为一个称雄西北的军事强国，形成了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夏国主元昊被其子宁令哥所杀，刚满周岁的谅祚被推上皇位，此后便是西夏历史上近半个世纪的后党专政时期。

这一时期西夏内政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后党专政以及帝党与后党间的激烈斗争。谅祚即位后，没藏氏兄妹控制朝政大权，群臣颇为不满，直至夏奢单都五年（1061年）谅祚杀没藏讹庞及其家族，结束了后党专政的局面。但好景不长，六年后谅祚死，子秉常继位，西夏政权实际操纵在后党梁氏集团的手中。梁氏集团一方面恢复蕃礼，排斥汉文化；另一方面又穷兵黩武，边境烽烟不绝，并在西夏大安七年（1080年）因蕃汉礼问题上的矛盾，梁太后将惠宗秉常幽禁于兴庆府外，直至西夏大安九年复位，但政权依然在后党手中。秉常卒，子乾顺嗣位，国政大权又落入秉常妻、乾顺母梁氏和梁乙逋手中。后党专权的局面依然存在，而且还继续前朝穷兵黩武的政策，使西夏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西夏永安二年（1099年），在辽朝的帮助下，乾顺诛灭梁氏集团的核心人物梁太后，政权落在皇族手中，结束了后党专权的局面。在帝党、后党权力争夺的过程中还伴随着蕃礼、汉礼之间的激烈争斗。谅祚执政后，下令在国内停止使用蕃礼，并规定用汉族封建礼仪迎接宋朝来使。汉族封建礼仪的恢复，对于党项地主阶级的进一步封建化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在谅祚死后，政权落入后党手中，后党集团极力阻挠汉礼的推行，力主恢复蕃礼，斗争十分尖锐。因此，在西夏后党执政期间，汉文化的推行十分艰难。帝党与后党间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势力彼此消长的政治表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汉文化并非能够一帆风顺地在西夏社会中得以推广，而是要遇到重重阻力。因为在汉化过程中，要触动一部分党项宗族的利益，“但征服者总是要为被征服者的先进社会生产所征服”，虽然党项社会依然存在着较强大的守旧势力，封建化依然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后党的失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后党专政时期对外施行穷兵黩武的国策。据统计，从谅祚继位到崇宗乾顺亲政的五十一年间，西夏有史记载的用兵年数就达四十八年，几乎每年都有战事发生。^[29]西夏政权四面树敌，与宋、辽、唃厮啰、河西鞑靼、回鹘均有军事冲突，尤其是从公元1067年宋朝知清涧城种谔收复绥州起，宋、夏双方在边境集结大量兵力，双方损失都十分惨重。《宋史·夏国传》中讲“宋自熙宁用兵以来，凡得葭芦、吴堡、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堡，而灵州、永乐之役，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帝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可谓两败俱伤。这其中一些战争是西夏自卫性质的，但另有一部分当属后党政权主动发动的战争，旨在转移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然而适得其反，战争更引起党项宗族及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总之，在后党专权时期，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尚无什么建树可言。

西夏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从1099年乾顺新政开始，到1193年仁孝卒，历时九十四年，是西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繁荣昌盛时期。

乾顺亲政以后，推行轻兵政、重文教的国策，积极改善与周边邻邦的关系，迅速推进了西夏王朝的封建化进程。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猪年新法》以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了土地买卖以及征收赋税的法律条文，可见西夏封建所有制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乾顺、仁孝崇慕汉文化，推行了“以文治国”的方略，使汉文化在西夏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乾顺在蕃学之外建立了国学，用儒家经典来教育皇亲贵族子弟，使党项上层社会系统地接受汉文化教育。仁宗继位后，崇儒之风有增无减，他下令州、县各立学校，并在皇宫内建立小学，聘请名儒讲授，又建立大学，亲临大学祭奠先圣先师。仁宗尊崇儒学圣贤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各州郡立庙祭祀。仁宗还进一步采用中原地区的科举制度，实行儒学教育，科举应试也是以儒学经义为主。科举考试为西夏政权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士僚，在西夏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张元、吴昊、杨守素等等。“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30]西夏统治者大力渲染儒学，旨在加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抑制武将权臣的谋乱，有利于皇权的巩固和中央集权的加强。然而，过分地扩大儒学的作用而忽视军事力量，招来了一些西夏权臣的非议，任得敬就曾上言：“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竽，縻禀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盖此中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者，望陛下一切罢之。”^[31]任得敬难免有夸大其词之倾向，然而提出“中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确有一定道理。虽然接受汉文化及儒学是中国北方民族政权所必经的道路，但缘于儒学是中国农耕文化所结成的一颗硕果，它是完全契合于农业社会，而对于半农半牧的西夏社会总会有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限于篇幅，不作详解。

乾顺、仁宗统治时期，西夏对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女真迅速崛起，并于公元1125年灭辽，公元1127年灭北宋，取代了辽和北宋的地位，西夏处于其包围之中。虽然夏、金时常为争夺领土而引发战争，但总体上讲，西夏采取“附金”的外交策略，双方尚能和平相处。夏使入金不绝于史籍，金国有时也给予西夏经济上的帮助。如西夏正德二年（1128年）西夏发生了荒歉，“金主问夏国事宜，使者以岁饥告，命发西南边粟市之”^[32]，表现出一副笃厚宽容的大国风范。在以儒治国方略的指引下，西夏社会获得了较大的进步。从仁宗天盛年间编纂的《天盛律令》看，这一时期西夏王朝的农业、畜牧业、军事以及政权建设均得到了完善。西夏天盛五年（1153年），“畏吾儿居伊州外，见夏国日盛，遣使献方物。”^[33]

清人吴广成对这一段历史也有如下评述：“仁孝初立，境宇小康，人民乐业。未几，而地震岁饥，沙飞泉涌，天灾荐至，荒乱频仍，洵国步孔艰哉！然能崇儒学，禁奢侈，修国史，制新律，又尊孔子为帝，增弟子员至三千人，典章文物烂然成一代宏规。盖几轶辽、金而上之矣！”^[34]可以看出西夏国力的确得到了提高。

桓宗纯祐继位到蒙古灭夏为西夏历史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时期虽然纯祐能够继续奉行仁孝时期的治国方略，但西夏统治阶级内部日趋腐朽。纯祐、安全两帝均是在宫廷政变中被废黩的。遵顼继位后，施行了附蒙古攻金的愚蠢国策，战事又连年不绝，给人民生活及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夏桓宗时，成吉思汗将战争矛头指向西夏，西夏政权内忧外患，岌岌可危，西夏权臣梁德懿就曾指出：“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子女咸知国势濒危，而在廷诸臣清歌夜宴，舌结口钳。”^[35]加之这一时期“天垂变异，岁告灾祲”。战争、灾异、统治者腐朽一并将西夏政权断送在蒙古人的铁蹄之下。

通过对西夏各个时期政治状况及其成就的概述，可以看出西夏在政治上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项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西北民族分布及民族关系的格局,实现了西北地区的基本统一，巩固了西北边疆，极大地丰富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内涵

党项与唐政权之间最初是一种统治、被统治的政治关系，唐朝以羁縻府州的形式实现对它的控制。党项助唐朝镇压黄巢义军以后，唐政府“以权知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为节度使”。事实上承认了拓跋党项在夏州的地方割据。至此，党项便以独立政治势力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隋唐时期，北有突厥，西北则先后有吐谷浑、吐蕃威胁中原政权，回鹘也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唐代前期，唐与吐谷浑的关系成为西北民族矛盾的主要内容，吐蕃崛起后，侵占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部分地区，成为西北民族之最大势力，是唐王朝西北之大患。党项内迁后，与吐谷浑的“同盟关系”彻底瓦解，极大地削弱了吐谷浑的势力。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遣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等率兵及契苾、党项诸部，痛击吐谷浑，后由唐大将军李靖彻底击灭吐谷浑。可以看出，党项是促使吐谷浑势力瓦解的重要因素。吐蕃兴起后，在西北地区兴风作浪，和党项参与其中有着极大的关系。如广德六年（768年）吐蕃在党项、吐谷浑的帮助下攻掠长安，致使代宗出逃。广德七年（769年）唐王朝便颁大赦令，对“天下所有诸色结聚及羌、浑、党项等，能悔过自陈，各归生业，一切并舍其罪。其中有能率先来降者，仍特加官赏”^[36]。唐朝想利用大赦之策来感怀党项诸族的归顺，但收效不佳。因此，唐朝重臣郭子仪上书朝廷，将“散处盐、庆等州党项，吐谷浑部落”与吐蕃分离而居。事实上，吐蕃联合党项入寇州县并未就此歇息，长庆二年（822年）六月，盐州奏报：“吐蕃千余人入灵武界，遣兵逐便邀截擒……得与党项送书信吐蕃一百五十人。”^[37]党项处于民族上升时期，反抗和寇掠此起彼伏。唐宰相李德裕在奏章中称“党项愈炽，不可不为区处”^[38]，而吐蕃则处于衰落时期，9世纪80年代吐蕃政权瓦解。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实际上五代时期，不仅夏州李氏割据势力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河套、陇右等地区也为党项所据，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党项取代吐蕃继而成为西北最重要的政治势力。西夏建国后，河西、河套两翼均为其占有，它在西北的影响力大为增强。因此可以讲，党项内迁以来，是一支制衡吐谷浑、吐蕃等民族的重要力量，使西北民族格局由以吐蕃为核心演变为以党项为核心。唐王朝灭亡后，中国政治中心转移，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则实现了西北地区基本统一的局面，使西北纷繁的民族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主要是以西夏王朝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为主导，辅以宋与吐蕃及回鹘等之间的关系。应当看到，西夏在西北地区所形成的势力圈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表面上似乎是裂土分疆，鼎足而立，实际上与中原乃至周边民族之间的交往较前代更为密切和有序，使得西北地区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关系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二）西夏实行、创立了一些符合西北地域特点和西夏农牧经济的政治制度

西北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及人文特征，如何保持西北地区的安宁，是历代王朝十分头疼的问题。因此，历代中原王朝都在摸索符合西北特定地域的统治策略。西夏王朝是在西北地区立足较长的民族政权，它所制定和创立的一些政治制度基本符合西北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特点。如我们在考察西夏政治制度的特点时发现，西夏在政治上对中原政权有着极强的模仿能力，但同时看到，这种模仿并不是简单的生搬硬套，而是加以适当的改造。就西夏的政区制度而言，西夏利用了唐、宋政权的州、县（郡）制，但在这之外，还创立了监军司制度，虽为一种军事制度，但在事实上已经发挥了行政制度的职能，符合西夏以武立国的实际情况。在治国方略上，西夏高举以儒治国的大旗，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融入了许多民族因素，如设立蕃官、蕃学等。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看，西夏制定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如异国人员出入的管理、防止蕃人的叛逃、对边防城寨的把守、对于犯上的处罚等等。这些制度、政策不仅有助西夏稳固自己的统治，同时也具有极强的历史借鉴意义。

（三）发展和丰富了西北地区武备文化的内涵

大凡北方民族入侵，一面高举儒家仁义或佛家积德行善的大旗，另一面却手执屠刀四出劫掠。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注定了它们定期向农耕地区推进。无论是突厥人，匈奴人，还是蒙古人莫不如此。西夏虽然不属典型的游牧民族，但也沾染了不少“草原帝国”的气息。纵观西夏一朝，战争首尾不绝。据粗略统计，西夏立国190年间，战争就占据了141年，可以计算出西夏王朝只有49年清静安宁的日子。以武立国、以武守国的思想也渗透到西夏的政治制度之中。如西夏建国时，立十二监军司，后增至十八个，环绕西夏疆土一周，并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在外交上遇到困难，西夏时常动以武力解决。因此，西夏颇具军事帝国的色彩。加之党项族具有勇敢、剽悍、尚武的民族性格，造就了“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强悍民俗。党项人把这些精神有意无意地融入到治理国家之中，更是加强了西北武备文化的特点。这种精神对今天西北区域文化以及西北人群体性格的形成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周伟洲先生就曾指出，今天的陕北人的性格就与党项民族居留于此有一定关系。^[39]

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铜火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