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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内迁后，拓跋部落逐渐地从其他部落中游离出来，以夏州地区为根据地，成为党项诸部中最具实力的一支。尤其是占据了以夏州为中心的陕北地区，为拓跋党项的成长壮大提供了良好契机。首先是夏州地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迎合了内迁党项的需要。从秦汉起，这一地区就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染，农耕经济具有一定规模，畜牧业在其经济结构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最终形成了半农半牧这一颇具特色的生产方式，以及这一生产方式之下的封建文明。在这一环境下，拓跋党项从事畜牧业的同时，经营适度规模的农耕业。如前所述，宋咸平年间拓跋党项就在此发展了较为成熟的农耕业，表明拓跋党项已经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陕北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地缘政治关系又为拓跋党项提供了“韬光养晦”的可能和“羽翼渐丰”的机会。陕北高原东尽黄河，北接蒙古高原，南边傍依八百里秦川，西连河套，境内山峦环绕，道路不便。尤其是横亘其北部的横山山脉（白于山）是一道向南防御的天然屏障，北面则为漫漫黄沙，这样就造就了“退可守，进可攻”的地理形势。陕北高原又处于中原与西北及北方的交通枢纽地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地缘政治关系上讲，陕北高原长期处于多支政治力量相汇的三角地带。隋唐时，西有吐蕃，北有突厥，南则受控于中原政权；宋代以降，这里又成为宋、夏、辽等政权的政治棋盘，每支政治力量的膨胀伸缩都会在此留下拉锯式向北或向南推进、退却的印痕。在这张极不稳定的政治关系网中，拓跋党项采取了“附强”的外交策略，着力发展壮大自己实力。他们一方面与汉民族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又与吐蕃、吐谷浑、室韦、回纥等民族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正是在这种交往和交流中，拓跋党项逐渐强盛起来。唐朝奉行的羁縻统治，亦为拓跋党项在陕北大地上的崛起赢得了宽松的外部条件。在羁縻统治之下，党项族可以有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而且与中原政权维系着较为和谐的关系。这种带有自治性质的政策给予拓跋党项自由的政治空间，有利于其发展壮大。

基于上述原因，拓跋党项得以长期驻足于陕北高原，并且逐渐地强盛起来。中唐以后，唐政权政治腐败，纪律松弛，中和年间（881～885年），唐王朝在黄巢义军的冲击下显得摇摇欲坠，起义军攻克长安，僖宗出逃。唐政府下诏征集各路兵马讨伐义军，“夏州将李思恭”亦在此列。拓跋党项因助讨黄巢义军而受朝廷赏识。中和元年（881年）八月，“以权知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为节度使”。中和元年十二月，唐政权又赠夏州节度号为“定难军节度”。这两个称号的取得，标志着夏州割据政权的形成。这一政权以“未称国而王其王”的形式存在了122年之久，成为唐末五代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研究西夏早期历史时，不可低估夏州在党项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为拓跋党项的渐强提供了外部条件，而且对拓跋党项有着较强的吸引力。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看出拓跋党项对以夏州为中心的根据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李继捧欲以夏州等四州之地献给宋廷时，其弟李继迁便竭力反对：“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12]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至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15年间，夏州为宋所占，以李继迁为首的夏州割据政权处于流亡状态，继迁为了夺回夏州，乞表于宋廷曰：“聿维夏州荒土，羌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躬为世守。祖先灵爽，应恋首丘；明发私怀，敢忘宗土。”^[13]一片赤诚之情溢于言表。而李继迁本人也是生于银州（今陕西横山省党岔乡境内）无定河边。在陕西省横山县殿市镇吴岔村至今还留有一个叫李继迁的村寨，据当地文史馆同志考证，村寨的得名是由于西夏先祖李继迁在此设寨屯兵的缘故。不管事实是否如此，在村寨前的“城塌”上倒的确是遍着宋代时期的瓦砾并有锈蚀的箭镞出土。^[14]以此推测，确有可能党项部落活动于此。因此，以夏州为中心的陕北高原是拓跋党项的第二故乡实不为过。

需要指出的是，党项在陕北高原的盘踞，为今天陕北区域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周伟洲先生认为，党项内迁大致开始于唐贞观末年，唐永隆年间形成高潮，^[15]基本形成“平夏部落”“南山部落”等几大集团。此后由于对迁入地的适应过程以及党项尚未完成其内部的统一，所以一些党项部落依然“在路上”，而非处于稳定的状态，北宋初年党项部族纷纷内附即为明证。因此我们可以形象地把依然处于迁徙状态的党项部落称为“客人”，而把内迁并长久居于宋夏沿边地带的党项部落称为“主人”。“客人”——“主人”的转变表明始于唐代的党项内迁得到最终的完成。当然，“主人”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迁入者全面融入了当地社会，成为区域文化的创造者。民族学者认为，今天的陕北人是西北汉族的主要族群。^[16]表明今天陕北人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方向、生活态度、人生信仰、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情感态度、思维方式以及心理机制。今陕北是党项部族的主要迁入地，今天陕北群体人格的塑造和形成恐怕与内迁党项有一定的渊源关系。^[17]

拓跋党项经过在陕北高原近300年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已经不满足四州一隅之地，逐渐暴露出向外扩张的野心，灵州就成为他们瞄准的目标。灵州位于夏州西侧，倚负贺兰，带引黄河，地处要冲，为边陲重镇，历为兵家所必争。当时灵州周围散布有回鹘和吐蕃部落。因此，灵州成了汉、回鹘、吐蕃和党项所争夺的焦点。尤其是党项拓跋氏政权和宋朝争夺的较为激烈。至道二年（996年），李继迁就曾在灵州西南的浦洛河败溃宋朝往灵州运粮草的军队。有趣的是，在拓跋党项政权与宋朝必争灵州的紧迫形势之下，宋廷内部却为该不该放弃灵州而争论得不亦乐乎。正当宋朝权臣幕僚们忙于舌战，举棋不定之时，李继迁于咸平五年（1002年）集合党项众部一举攻下灵州城，改灵州为西平府，并宣布将西平府作为自己的都城。

党项迁都西平，是其发展史上又一重要的转折点，它揭开了拓跋党项西进称雄的序幕，而且初步奠定了西夏立国的版图格局。定都西平后，继迁便率众越过黄河和贺兰山，深入吐蕃居地，于咸平六年（1003年）攻占了河西重镇西凉府，具有了西夏立国后的“东据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版图雏形。更为重要的是，迁都西平为西夏立国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西迁次年，宋与辽建立了澶渊之盟，并于1005年正式向李德明（李继迁在攻下西凉后中吐蕃首领潘罗支流矢身亡，其子李德明即位）提出旨在“和平相处”的媾和条件，因此拓跋党项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实惠。在这一相对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下，依仗西平府周围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在西迁之后的十多年中，拓跋党项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其境内出现了“有耕无战，禾黍云合”^[18]的繁荣景象。拓跋党项的实力大为增强。李德明开始大兴土木，出行巡游，“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19]俨然一副帝王之派头。

迁都西平，拓跋党项的实力的确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开始了裂土而王的准备。《西夏书事》卷10载：“夏六月，有龙见于温泉山，山在怀远镇北，德明以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迁都之意。”有神人允协而迁都，这恐怕是一个神秘化的借口，德明思都怀远，谋之于众，绝非成于一朝一旦。他曾对众讲：“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洵万世之业也。”这才真正道出了得陇望蜀的迁都意图是，基于“万世之业”的政治图谋，是出于立国之都的考虑。

史念海先生就曾指出：古代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一般是探求国土的中心点，利用交通冲要的位置，凭恃险要的地势，与其对外策略相联系，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者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较为富庶的地区。^[20]兴州虽不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具有立都之资，但其已经初具立都条件，拥有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便利的水陆交通，周围为肥田沃壤，农牧业比较发达。宋天禧四年（1020年）冬十一月，德明“城怀远镇为兴州，定都之”，并“遣贺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号为兴州”^[21]。宋明道二年（1033年），元昊“升兴州为府，改名‘兴庆’，广宫城，营殿宇，其名号悉仿中国所称故事”。这样，拓跋党项基本完成了第二次政治中心的迁移。

公元1038年11月，元昊在都城兴庆府南筑台受册，称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至蒙古军于1227年灭夏，西夏王朝称雄西北近两个世纪。至此，今天的陕西北部、宁夏大部、甘肃的陇东和河西走廊、青海河湟谷地的部分区域、内蒙古中南部以及阿拉善等区域悉为西夏版图，结束了中唐吐蕃入主河西以来西北地区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西北地区的基本统一。西夏王朝的建立在宁夏区域发展以及银川城市史上都具有不寻常的地位和意义。西夏时期，宁夏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并且在全国的地位也得以提高，这将在后文中进一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