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辽朝的区域开发和农耕文明的浸染

（一）促进辽朝农业开发的因素分析

辽朝农业区域的形成和扩张是随着中原人口的迁入以及契丹、渤海等民族人口的迁出而进行的。辽朝建国后，趁着正处于上升的民族气焰，大举南下，其中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掳掠人口。例如《辽史》卷2记载：“冬十月丙午，次乌古部，天大风雪，兵不能进，上祷于天，俄顷而霁。命皇太子将先锋军进击，破之，俘获生口万四千二百，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辽史》同卷载：“十一月癸卯，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诸如此类的记载不绝于史籍。自然灾害等因素也诱使大量的汉族人口流入辽朝境内。如《契丹国志》卷5记载：“冬十月，辽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数十万口，本国亦不之禁。（后）周诏所在赈给存处之，中国民被掠得归者什五六。”通过上百年的掳掠以及汉族人口的自愿迁入，辽朝境内汉人的数目已经相当可观了。根据邹逸麟先生的推测，辽朝掳掠汉地人口在七八十万以上，迁到长城以外辽河流域的人口可能达到三四十万。^[22]如此大规模人口的迁入势必对辽朝的经济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有学者通过《辽史·地理志》中一些州郡原籍和户数的记载，分析出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辽宁省中西部、内蒙古宁城县及其附近地区是辽朝汉族人口分布的三个最为集中的区域^[23]，实际上就是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地区。这一区域广布汉人，宋人胡峤在辽朝境内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他在《陷虏记》中记载辽朝临潢府内“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

渤海人口的迁出也是促进辽朝本土农业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渤海国是辽朝建国以前东北地区文明程度较高的一个割据政权，其主人靺鞨在秦汉时代就有可能受到农耕文明的浸染，因而是东北地区较早发展农业的一个民族。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渤海故地曾经出土过铁犁、铁镰等农业生产工具。辽太祖在攻下渤海国后，改其名为东丹国。由于渤海国颇具一定的实力，辽朝统治者害怕渤海旧势力东山再起，便采用了大臣耶律羽令的建议，采取从内部瓦解渤海势力的办法，将其一部分民众迁出。《辽史》卷75记载，太宗即位，上表曰：“我大圣天皇始有东土，择贤辅以抚斯民……今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罢戍，果何为哉？……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辽朝统治者不过出于稳固统治的目的对渤海人口进行强制迁移，然而在客观上，这些被迁徙的民众将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入了辽朝其他地区。经过几次反复的迁移，迁出的渤海人广泛地分布在西起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和今河北山海关附近，南至渤海北岸，北到今吉林省南部，东到鸭绿江，和契丹、汉、奚、女真等民族交错杂居。^[24]

学术界在谈到辽朝的农业开发时，往往强调人口流动因素，而忽略了辽朝对农耕区域的占领也是拉动辽朝农业开发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从文献记载看，辽朝建国以后重点向西、向南进行扩张领土，其中就包括一些业已形成的半农半牧区或者农耕区。例如今天鄂尔多斯的东北部早在汉代就发展了农耕业。东汉政府为了安置附降的南匈奴诸部，在此设立行政建制进行管辖，其中在西河郡下建立美稷县，大致位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结合史料分析，美稷的意思大概是指这里适合于种植糜子（糜子现在仍然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作物）。辽朝建国后，在此设立金肃军、河清军，并将大批人口迁移到这里。又如，与鄂尔多斯相接的代北地区也有块状农耕区存在。幽云十六州也是辽朝从后晋手中获得的纯粹的农业区。《辽史》卷4记载：“是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原）南京为东京。”幽云十六州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燕山以南、河北白沟以北的广大地区。在辽朝之前，这里基本上属于中原王朝的范围，加之地势平坦，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自然条件，在其南缘的磁山、裴里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现了粟等作物，被考古学界认为是我国旱地农业的渊源。辽朝获得了幽云十六州后，不仅在其领土内又增加了一块农耕区，而且由于原先政治上的壁垒被消除，使得辽朝其他地区与幽云地区的交往更为密切，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原先进文明向北扩展和传播，其中就包括农耕技术。

除了上述两原因外，辽朝统治者采取积极扶持农耕的政策也是辽朝农业开发的动力。在与中原地区频繁接触的过程中，辽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例如《辽史》卷59载：“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尝以户口滋繁，纠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辽太宗在打猎时注意对庄稼的保护，甚至下令军队不许践踏农田。辽兴宗时，遣使阅诸道禾稼。是年，通括户口，诏曰：“朕于早岁，习知稼穑。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宜通检括，普遂均平。”^[25]说明辽朝历代帝王对稼穑之业都高度重视。有了思想上的认识，辽朝统治者就积极引导民众从事农耕，向他们传授农业生产技术。例如辽太宗就要求属下官员劝课农桑。为了鼓励民众发展农业生产，辽朝还向贫困的民户提供耕牛。如《辽史》卷13载：“（统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赐南京统军司贫户耕牛。”辽朝政府还鼓励民众进行开荒耕种。统和七年辛酉，“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役十年。”^[26]辽朝也十分重视对汉人的笼络。如辽太祖在向南征讨的过程中，为掳掠去的汉人修建城邑，城邑的名称也尽量使用中原故地的名称。这些举措显然是为了拉拢汉人能够在辽朝境内安居，想办法让其减少思乡之情。事实上，辽朝对汉族移民宽容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在辽朝境内的扩张。

（二）辽朝农业开发的成果及历史影响

西拉木伦河

通过一系列鼓励农业开发的举措，辽朝境内农耕区的面积在逐渐扩大，一些地区出现了农业欣欣向荣的盛况。如《全辽文》卷5在描述幽燕地区农业状况时讲道：“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苏门为上，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红稻青粳，实鱼盐之沃壤。”在西拉木伦河流发现的大量辽代古城也可以间接地反映出当时这里的农业规模。在辽朝早期，农耕区大都集中在城寨周围。《契丹国志》卷1记载：“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但随着汉人不断涌入辽朝境内以及农业技术的逐渐普及，辽朝农业开发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表现有两点：第一，农业开发区呈现区域性集中，随着契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先后形成了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闾山北端以及辽中京周围三个农业集中开发区，在每一个农业集中开发区内，农田又以插花地的形式出现；第二，由于大量汉人、渤海人参与农业生产，辽本土的农业生产逐渐脱离了原始生产形式，向传统农业过渡。^[27]韩茂莉先生在《辽金农业地理》一书指出：西拉木伦河流域大致有40万农业人口，耕地面积为90万～100万亩，近似现在耕地额的1/10；医巫闾山北端和辽中京周围的农耕区主要分布在头下军州和州县周围，由于资料缺乏，耕地面积很难估算。对比建国前后辽朝本土农业生产的状况，就不难发现原先大兴安岭南端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等地区均已经由过去的畜牧狩猎区演变为农耕区了。这一点也可以从辽朝的行政建制的状况中表现出来。

周振鹤先生指出：在农业社会里，政区都是地域型的。也就是说大片的田野和分散的人口是用等级不同的区域来划分的^[28]。也就是说，我国历史上的州县之制主要是针对农业社会的。这一点也容易理解，农业社会相对于畜牧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稳定性，人口与土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除非出现大的社会动乱或者自然灾害，农民轻易不离开土地。正是劳动者与土地之间结成紧密的关系，行政区划的设置才成为可能。而在畜牧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以及人口处于流动状态，很难用中原府州县之类的政区来对其管辖。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辽朝的行政区划与农业开发之间的关系。

学术界一般认为，辽朝模仿唐制，将其疆土分为五道：东京道包括今东北大部以及俄罗斯远东等地区；上京道包括今蒙古国全部以及中亚的部分地区；中京道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的西部；西京道主要是幽云十六州西部地区；而南京道主要为幽云十六州东部地区。在道之下设立州（军）县等地方行政建制。然而从《辽史·地理志》的记载看，辽朝州一级的行政建制主要分布在上京道临潢府附近（即西拉木伦河流域）、东京道的西南部以及南京道等地区。这一区域就是辽朝的新农耕区（南京道除外），而在东京道、上京道的广阔地区几乎找不到州县一级的行政建制。辽朝行政区划所表现出的这种特点显然是由辽朝的农耕区的分布状况所决定的：州县分布区与农耕区显示出极大的一致性。因此，从行政区划上也可以大致看出辽朝农业开发的区域及其规模。

如果我们再检阅前代的历史，就会发现辽朝农业开发的意义远不止辽朝本身。翻阅唐代政区图，会发现辽五道之域基本为突厥、契丹和渤海所占据。唐王朝在上述地方多设立都督府进行羁縻管辖，与唐王朝以州县之制的区域存在一些明显的区别。而在唐之前，中原政权对上述地区控制的力度就更弱。因此，从历史的眼光看，辽朝较早地将西拉木伦河一带的区域置于农业文明的管理模式下，为后世对这一区域的有效管辖打下了坚实基础，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巩固和发展。

随着辽朝农业区域的不断扩大，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技术和文明也传入了辽朝境内。例如，考古工作者在今辽宁省的昌图八面城、阜新的红帽子古城等辽朝城址中发现了浇铸犁的铜范，一同出土铁锄的形制与现代铁锄相差无几。在今北京附近出土的辽朝犁、镰、铡刀、镐等生产工具也基本与中原地区的别无二样^[29]。这些信息至少表明辽朝的农业生产技术与中原之间并没有大的差别。事实上，农业在辽朝境内的不断渗透不仅仅改变辽朝原有的经济类型，“农业革命”使辽朝的社会面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辽朝民族观念的变化、儒学的兴盛等等无不与此有关。

（三）辽朝对其他地区的开发

《汉语大词典》对“开发”一词的定义是“以荒地、矿山、森林、水利等自然资源为对象进行劳动，以达到利用的目的”，另一项释义是“开拓”。拙文所讲的“开发”接近于第二层含义，大致相当于英文中的development(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or being developed)。事实上，辽朝在北疆的开发不仅仅表现于农业方面，还有例如城池的修建、州县的建立、对边远地区的有效管辖、对生产技术的普及、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以及对汉文化的大力学习等等，凡是能促进辽朝社会全面进步的举措都可以视为辽朝的开发行为。本书主要讨论辽朝对疆土的开拓以及边疆地区管理方面的内容。

由于辽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真正实现对北疆有效统一的民族政权之一，其疆土之大自然可知了。若将辽朝西北路招讨司等边远地区的土地计算在内，粗略估计它的疆土面积大致相当于北宋疆土面积的两倍。而辽朝设府置县的区域只占据其疆土的一小部分。对于其他大部分地区而言，辽朝采取了军事震慑和羁縻统治的方式。辽朝在今蒙古国境内设立了西北路招讨司，管辖范围包括东起克鲁伦河、西至阿尔泰山、北到色楞格河下游、南抵大漠的辽阔地区。辽朝最初使用武力征服上述地区的民族，同时在这里建立军镇，实行军屯。《辽史》卷85载：“（萧）挞凛以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绝边患。”加上回鹘等民族在漠北留下的旧城址，辽朝在漠北建立数十处城址，仅《辽史·地理志》中的漠北边防城址有静州、镇州、维州、防州、河董城、静边城、皮被河城、招州、塔懒主城等数十处。这些城址的修筑使得辽朝对漠北的控制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辽朝还在漠北有条件的地方实施军屯。《辽史》卷91载：“西蕃来侵，诏议守御计，命唐古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朐河侧，是岁大熟。明年，移屯镇州，凡四十稔，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胪朐河即今天的克鲁伦河（主要流经蒙古国东部，注入我国内蒙古东部的呼伦湖）。镇州大致位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从此条文献判断，克鲁伦河流域到乌兰巴托一带均分布着辽朝屯田的据点。又《辽史》卷37“镇州条”下载：“本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可见仅镇州一地的军屯人数就有二万余名。同时，辽朝还向漠北地区进行移民实边，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移民所达的较北区域了。从《辽史·属国表》中可以看出，辽西北路招讨司辖区内散布着许多部族，虽然这些部族与辽朝州县管辖下的民众有所区别，但比唐代在漠北设置的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前进了一步。前者是一种纯粹的羁縻统治，但西南路招讨司由辽朝政府直接委派官吏，可以视为辽朝的势力范围。总之，辽政权在漠北的移民实边、军事屯垦、修筑城寨等一系列举措，不仅使漠北成为辽朝名副其实的疆土，而且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业文明，在中国边疆开发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开发北部边疆的同时，辽朝也采取措施来巩固东部疆土。采取迁移渤海居民的政策，削弱渤海国的旧势力，将生女真和熟女真分而治之，并将较有影响的女真大户迁移他处。由于与高丽争夺疆土，辽朝疲于应付，于是采取了修城筑寨的防御之策，先后在鸭绿江下游两岸设置开州、保州、宣州、定州、吉州等城寨，部署重兵把守。从《辽史·兵卫志》所提供的数字看，辽朝在鸭绿江沿岸设置军堡七十余座，极大地增强了东部疆土的安全。同时，辽朝的东南部疆土濒临今天的鄂霍次克海、鞑靼海峡、日本海、辽东湾以及渤海的北半部，具有相当长的海岸线。辽朝采取措施，保卫着沿海海岸线以及濒海岛屿的安全。如在沿海地带建立州县。粗略统计，辽朝在沿海地区设置了18州，每州下面领若干县。当然，辽朝时期，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程度还很有限，设置州县有一定的难度，辽朝政府就派遣政府官员前去管理。《契丹国志》卷22记载：“又东北至屋惹国、阿里眉国、破骨鲁国等国。每国各一万余户。西南至生女真国界。衣装、耕种、屋宇、言语与女真人异。契丹枢密院差契丹或渤海人充逐国节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赋兵马，每年惟贡进大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膠鱼皮、蜜蜡之物，及与北番人任便往来买卖。”虽然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统治，但以直接委派官员的行政手段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在中国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在一些重要的濒海区域，辽朝政府采取军政合一的手段，地方长官如节度使、刺史、观察使、防御使等，既主管本州的行政，也负责本辖区内的军事戍守^[30]。而且在鸭绿江、辽东半岛等战略要地驻防重兵。当然，辽朝尽力促进海洋资源的开发。例如在鸭绿江口的保州等地设立榷场，方便沿海居民与内地交换物品。辽东半岛出产海盐，辽朝政府逐渐加以控制，应该从中获利不少。《辽史》卷59载：“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曲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绳约，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乱。”通过上述的一系列举措，辽朝不仅巩固了海防的安全，同时也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为我国东部海疆的逐渐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黑龙江辽代军事城堡四方山城城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