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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交融与多元一体:宋元时期少数民族的贡献
1.2.2.1.3 三、小结

三、小结

(一)辽朝政治制度的特点

第一,“因地制宜,因俗而治”。

辽朝地域广阔,粗略估计其领土面积是北宋政权的两倍多,而且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形态和社会面貌不尽相同。因此,若要有效地将不同区域纳入辽政权的有效控制之下,就必须针对不同地区的区域特点制定出相应的管理政策。辽朝统治者就是上述状况的积极实践者。如辽朝在契丹以及其他游牧、狩猎部族地区制定了部族制。部族制在设官置府上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把分布于内地的各部族,以及地处边远的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一带的五国部,按部各置节度使统辖。这类部族在辽代有四十九个,共置四十九个节度使。另一类是把分布辽朝边远地区的部族,在保持他们原有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分别置本部族的大王府、王府自行管辖,但也有因特殊需要增置节度使等管辖的。这类部族在辽代为数也较多,如分布在贝加尔湖以西谦河流域的黠戛斯部则置戛斯部王府,分布于贝加尔湖以东的斡朗改部则置斡朗改王府,分布在大兴安岭以西的阻卜各部则置各阻卜大王府,分布在嫩江上游及外兴安岭以南的室韦部则置室韦王府等等。《辽史》上所说的属国六十。大多数是指的这类部族,他们以其所产,纳贡于辽廷,受辽朝政府的管辖。[15]

第二,“契汉有别,南北分治”。

辽朝境内民族众多,又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尤其是汉人和契丹等民族分别从事农耕和畜牧,由此引发的社会习俗、思维模式大不相同。《辽史·营卫志》记载:“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长城以南多为汉人所居,长城以北则属畜牧之域,二者社会面貌截然不同。因此辽朝采取了契汉分治的办法: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具体表现于以下几方面:首先是设立南北官制。大体以长城为界,对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北方和南方分别采用与其相适用的行政制度。这一点前文已作了交代,恕不赘言。其次是蕃汉两律并用。辽朝法律带有明显的民族性,汉人与契丹人同罪不同治。如同样打死一个汉人,契丹人牛马抵罪,而汉人则要杀头,而且其家属掠为奴婢。不过,随着辽朝社会的进步,逐渐缩小了蕃汉之间在法律地位上的差距。

第三,“不忘根本,特色鲜明”。

这里所讲的根本就是契丹本民族文化。辽朝统治者在制定政治制度时,有形无形之中受到契丹民族文化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辽朝的捺钵制度。辽朝的捺钵制度是在狩猎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与契丹人早期狩猎经济密不可分。实际上,狩猎经济深刻地影响到契丹人的意识形态、宗教观念以及思维模式,是最能体现契丹民族文化的部分。从辽朝捺钵活动的内容看,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狩猎活动,而演变成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既定仪式。如在春捺钵活动中要用海冬青捕鹅,在秋捺钵活动中则是群臣一起围猎鹿群。这些活动表面上是为了使皇帝娱乐,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但在这些活动的背后却隐藏着契丹人崇尚习武、刚毅不屈的民族个性,这正是契丹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辽朝统治者巧妙地将民族文化的个性融入到政治制度之中,这未尝不是一种创举。

(二)辽朝政治制度的历史贡献

第一,提供了在大区域、多民族地区统治的范例,具有较强的历史借鉴意义。

如何制定符合不同民族发展需要的民族政策和管理政策,这不仅是历代王朝所要考虑的问题,即使在建设“四化”的今天依然面临着这个问题。辽朝疆土广阔,辖区内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其经济形态、宗教信仰、思维观念不尽相同,但辽朝较为成功地推行了南北官制、部族制等一系列因地制宜的统治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学者就曾指出,辽朝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至少具有以下历史借鉴:首先要重视而不能忽视民族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其次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逐步缩小民族之间在生产、生活上的差别,这是巩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如辽朝实施的农牧并举、群牧制等政策实际上就是关于经济结构以及所有制的调整和改革;再次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但不能搞民族区域封闭政策,相反要扩大各民族的开放和交流,取消民族特权,实现民族平等,从而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和国家的大统一。[16]

第二,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避免了民族冲突,增进了民族友谊,促进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

《辽史·食货志》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由于具有北方民族强悍之风,契丹人经常践踏农田、抢劫财物、掳掠汉人,激起汉族民众的强烈反抗,加深了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不过辽朝统治者逐渐意识到民族强权政策无法制服汉人。辽太宗就曾有过“中国(指中原)人难治“的感慨。因此,辽朝逐渐实行了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逐渐取消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政策,使得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致出现了“群牧滋繁,数至百有余万……每群不下千匹”[17]的经济盛况。同时,辽朝开明的政治制度也带来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贡使不绝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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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引马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