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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经济交流方面，中原政权与周边民族之间基本上能够保持平等、等量的原则。

如前所述，由于地域之间的差异造成了中原政权与周边民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决定了他们之间发生经济交换的必然性。虽然政治上冷暖阴晴会影响到各民族以及各政权之间的贸易关系，但在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经济交换又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所以我们看到了各政权在沿边严禁私贩却收效甚微的现象。在经济交换的方式上，双方基本上遵循着以物还物、等价交易的平等原则，也看不出输出物与输入物在数量上的悬殊。

第二，在文化交流方面，显然是汉文化占据了上风；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各民族文化明显地受到汉文化的强烈浸染和影响。

文化的传播有其自身的特点，强势文化向周边扩散就犹如水往低处流淌一样不可阻挡。两宋时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不难看出辽、夏、金等政权用一只手来与宋朝较量，又腾出另一只手高举起儒家仁义之道的大旗，“以儒治国”几乎是他们建国时所用的统一思想套式，而且辽、夏、金在政治制度构建方面也深受宋朝的影响，其他诸如辞赋、学术更是如此。因此，汉文化对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主流；当然，周边民族文化对汉文化也有一定的渗透，但主要表现在音乐、舞蹈等艺术方面。

（二）两宋时期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贡献

第一，推动了中华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每一个历史时代都赋予它新的内涵。两宋时期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表面上许多边疆民族纷纷自立建立政权，与中原王朝异爨分家，但事实上各民族以及政权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在政治上周边民族政权均确立“以儒治国”的方针，将自己纳入到儒家政治思想体系之下；在经济上双方互通有无，北方民族地区成为大宋王朝的畜牧“基地”，而中原又成为周边民族的粮食和日用品“基地”，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市场；在文化上周边民族都有过学习汉文化的浪潮，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也有所渗透。因此，上述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而且这一理论在两宋时期更具有典型性。

第二，提高了民族素质。通过周边民族与中原政权之间，以及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多种不同层次的交流，两宋时期周边民族的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辽、夏、金等政权模仿宋朝官制，行进科举考试，大力发展教育，设立国子监、州学、县学；在政治文明构建方面与中原王朝已经相差不远了，这是以前少数民族从未达到的高度。通过积极地学习汉文化以及儒家经典，周边民族的文化素养也有了提高，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都培养出自己的文人雅士、鸿学巨儒，这也是先前民族所少见的。

第三，促进了民族融合，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合作。

两宋时期不仅是民族的大混战时期，同时也是民族的大迁徙时期。民族的迁徙给迁入地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使各民族之间有了近距离接触交流的机会，逐渐化解了对于不同民族习俗和行为方式的好奇或不理解，增进了民族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例如金朝境内的一些汉族人士也随从女真人的习俗，出现了汉人“胡化”的现象，可见当时民族融合颇具深度。宋夏沿边地带为蕃汉杂居的区域，党项、吐蕃以及汉族之间相互交往和通婚，实际上民族之间的差别已经不大了，诚如文献中所指出的那样，宋夏沿边蕃部习俗“略与汉同”。

第四，提供了历史经验。

历史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借鉴的功能，尤其是今天的一些民族问题实际就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因此，了解一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状况有助于我们今天来处理一些民族问题。同时，两宋时期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也能够为今天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发。如两宋时期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地区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上分工协作的模式，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事情，今天我们在发展民族经济时完全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1]（法）谢和耐著：《中国社会史》（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6页。

[3]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附录一“西夏战事年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7]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第218页。

[8][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3页。

[9]姚兆余：《论北宋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政策》，《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12][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注：《西夏书事校证》卷24，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13]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14]《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影印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16页。

[15]张文：《两宋政府的少数民族赈济措施刍议——兼论宋朝民族政策的转变倾向》，《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16]北宋政府为了军事防御等诸多目的，通过给予土地、授予官职、馈赠钱物等手段招诱党项部落归顺。例如《宋史》卷491《党项传》载：“环州言，继迁所掠羌族嵬逋等徙帐来归，又继迁诸羌族明叶示及扑咩、讹猪等首率属内附，并令给善地处之。”又《长篇》载：“环州言熟户旺家族首领春州刺史都子，先为夏州蕃部所略，今复来归，又有三族随至，诏遣使劳赐之。”详见杨蕤：《北宋初期党项内附初探》，《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18][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1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81页。

[20]刘旭东，杨晓红：《南宋沿袭了北宋“守内虚外”策略吗？》，《贵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21]张思齐：《宋代的民族政策和诗学繁荣》，《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2]《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908页。

[27]《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三（影印本），中华书局，1957年，第7861页。

[29]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6～317页。

[30]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34]《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六（影印本），中华书局，1957年，第7857页。

[36]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32页。

[38][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186～187页。

[39][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196页。

[40]杨富学，陈爱峰：《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陇古文博》2009年第2期。

[41]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乌审旗陶利出土西夏窖藏古钱》，《内蒙古金融》1989年第3期。

[42]金申：《包头出土西夏铁钱》，载《宁夏日报》1983年11月21日第三版。

[43]这些瓷器馆藏于内蒙古伊盟博物馆、伊金霍洛旗文管所以及乌海市文物站。

[44]史金波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84～285页。

[45]张连喜，马文宽：《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考古》1991年第12期。

[46]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205～206页。

[47]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48]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5页。

[49]许成，杜玉冰：《西夏陵》（田野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40页。

[50]杨蕤：《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53]王增新：《辽宁辽阳县金厂辽画像石墓》，《考古》1960年第2期；雁羽：《锦西大卧铺辽金时代画像石墓》，《考古》1960年第2期。

[56]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8页。

[57]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口西夏方塔》，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67页。

[58]卢勋等著：《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05页。

[59]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61]转引自卢勋等著：《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14页。

[62]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03～5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