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代跋）
在古代，通讯手段极不发达，书信是人们互相传递消息、交流思想感情最重要的实用工具。现保存下来的最旱的书信是《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书信，如郑子家《与赵宣子书》，郑子产《给晋范宣子书》，乐毅《报燕惠王书》，鲁仲连《遗燕将书》都是历来传诵的名篇。然而，春秋时期，由于列国纷争、王纲解纽、政在诸侯，所以，书信往来多用于贵族士大夫之间谈论军国大事，主要是进行论证辩论。表达个人情感、叙事抒情的信几乎没有。汉以后随着纸的发明使用，人们写信的条件得以改善，写信的人渐多，公私书信与日俱增。书信在中国古代，通常被认为是散文的一种，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中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春秋以前，政务简单，后列国纷争，交往日多，书信随之而生。书信最初是专用于言事的，《左传》所载：“文公十七年，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汉代以来又扩大为言事叙情，司马相如《报文君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等等。司马迁《报任安书》是以书信形式，叙述不幸遭遇，抒发愤懑之情的名篇，全文寄悲情于翰墨，抑郁苦痛之情，尽泄而出。是书信由事及情的转折。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的觉醒，人的个体意识的唤醒，个性自由意识的焕发，人作为人的全部情感，需要一种真正秉意相投的知己朋友进行内心深处的情感交流。这种交流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发自心底的真情流动，甚至是无遮无拦的任意宣泄，担心忧虑、想念伤悼、瞬间感悟、豪情壮志、无可奈何等等，即使在父母与子女之间都难以或不愿启齿的，都可在友人面前畅所欲言、一吐为快，并从朋友那里获得真正心意相通的理解与慰藉。因此书信的应用范围更加广大，而且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抒情性大大加强、突出。尤其是写给朋友的书信，作者更能袒开襟怀、吐露真情、舒展抱负。当然，这种自由抒写、推心置腹体现着时人对朋友的信任与需要。魏晋南北朝致友人之书信中，其抒情写志中流淌着一股深厚真挚的友情。这种友情完全是本着秉意相投、志趣相合的原则，完全是出自人的一种本真心性，绝无丝毫杂质与污秽，那种以利相交、以贵相交、以权相交的现象已经荡然无存。
魏晋时文人书信在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都有彻底的改变与延伸，他们挥洒自如，不为物所累，广泛和谐地与人交往，又往往打破社会生活实用价值和功利目的的局限，保持了自己的独特和个性，这些都在文人之间的书信中完美地体现出来。当时的文人不但把书信作为表情达意的手段，而且把它当作表现个人艺术修养、精神品质、文学功力的绝好途径，他们苦心设计与营造。《文心雕龙·书记》：“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章，丰简必录；应琏好事，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尺牍之偏才也”，在抒写章表书信时，文人们无不苦心经营，使形式与情感俱佳，又加之魏晋时骈文乍起，散骈并用，声律委婉和谐，典故运用，辞藻雅丽，使书信美感由此而生，文学美感亦由此而生。文学离不开形式美，因此本身才具有审美属性和审美价值。创造外在形式的美，就一定要选择适当的物质材料，进行加工建造。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情真意笃，情事交融，透彻肺腑
曹丕的《与吴质书》：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寸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暝。志意何时复类昔日？……东望于邑，裁书叙心。
曹丕在书信中，悼念亡友，缅怀昔日宴游作诗盛况，再叙眼前孤独冷落情景，感慨时光易逝，惆怅苦闷之情，充满字里行间，有情之人，此时此地，此景此情，岂不动容？黑格尔说：“艺术应该通过什么来感动人呢？一般地说，感动就是情感上的共鸣”。该信全文自然通脱，慷慨任气，同时语言质朴流畅，毫无骄矜之气，与前代文人书信，迥然有别，开一代书信风气之先。
魏晋文人书信表现了人的内心世界，触及到了人的灵魂深处。曹植《与吴季重书》于“词采华茂”中表达了比“桃花潭水”还深的挚友纯真的情谊：
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虽燕饮弥日，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得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复，旷若复面……适对嘉宾口授，不悉，往来相闻。
同样写给吴质，曹植用诗人的敏感、细致、饱含深情的笔墨，道出了朋友间别远会稀，怀恋反侧的情境。托尔斯泰说：“在自己的内部唤起曾经经验的感情，而且将这在自己的内部里唤起了之后，借着表现于运动、色彩和语言的形象将这种感情传递给别人也能经验和这同样的感情——而艺术活动即于成立”。审美情感特征是文学的重要特点，它借助语言形象并且传递给读者，引起读者的共鸣，“情以事生，事以情观”。情、事交融是文人书信的又一特色。
李密的《陈情表》在抒情中叙事，在叙事中抒情。信中说他自幼孤苦病弱，祖孙相依为命，不曾寸步分离的境遇。行文曲折有致，情丰理实，态度委婉诚恳，堪称“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其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但“以刘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真是至情言语，一往情深，尽写人间亲情。无怪乎司马炎看后感慨非常，不再相逼。
再如习凿齿的《与桓秘书》。习凿齿在当时因事迁怒桓温，被出为荥阳太守，后又罢归乡里。在襄阳故里，他触景生情，感慨万端，遂写信给朋友桓秘，以抒发自己的情感。
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
历数了三国时期襄阳前贤的英名与风范，缅怀先人，不由地发出“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的感叹，将自己的感触伤怀倾泻给可与之心相交会的知己好友。
真挚的友情不但终生不渝，而且会超越生死的界限，这正是友情的力量。任昉是一位笃于友情的人，他的《与沈约书》中就向沈约倾吐了对亡友范云的深深追思（任昉和沈约皆为范云故友）。“范仆射遂不救疾”，友人已去，不忍明说“死”，却说“不救”，在这里，他吐露了许多难以言传的生死永隔之悲，似隐隐挟带咽泣之声。接下来向沈约诉说亡友的平生事迹，实际上是沉入对亡友的深深缅怀之中。想起范云弥留之际的景象，便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悲恸，几乎是呜咽啜泣地哭了：
解驾流连，再贻款顾；将乘之际，不忍告别。无益离悲，只增今怅。永念平生，忽焉畴曩。追寻笑绪，皆成悲端。
友人去了，平生的音容和笑影，刹那间全化为梦幻般的过去，生离已使人黯然销魂，死别更令人悲痛难抑。这绵绵无尽的哀思中正深蕴着对友人的深切怀念与一往情深。
而刘峻的《追答刘秣陵沼书》更是一封生人直接追答死友的信，其中所抒发的痛哭流涕的感伤之情绝不亚于对活者的深情。刘峻与刘沼两人生前观点不同，论辩激烈，但这并未影响彼此的友谊；刘沼死后，刘峻写此信追答，对友人的逝世表示万分悲痛，甚至希望真有鬼魂存在，以便继续交谈辩论：“若使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征，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但悬剑空垅，有恨如何”，实在是难以抑制对好友的怀念之情。正因为这种友谊的内蕴是基于对真理的信念，所以能够超越死生而忠贞不渝。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友情的重视，对意气相投的朋友的珍视，便使这一时期出现了写给朋友的绝交信。绝交信的出现正从反面表现出人们对真正友情的需要。魏晋南北朝是个人之觉醒的时代，人的个性意识、自由意识已相当地唤醒。当双方感到意气相投时，便可结交为友，推心置腹；当感到志趣相异时，便可奋笔疾书，以告绝交。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嵇康写给好友山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原本是嵇康的好友，两人曾在一起打铁，后来山涛投靠了司马氏，被任命为吏部郎，想举荐嵇康以自代，嵇康因不愿与当时残暴的统治者同流合污，便写了这封公开的绝交信，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种不以利益、不以权贵、完全以志向情操为原则的交友，正体现了时人对秉性相投友谊的渴望、珍重。
《报任安书》不仅仅源于司马迁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个“情”字。这个情不是痴男怨女的恋情，但比男女恋情更加凄婉；这个情不是侍父养母孝敬之情，但比孝敬之情还要纯真；这个情也不是忠君效国之情，却比忠君效国更加高尚。这个情超越了时间和空间限制，是人类最神圣最具有代表性的生命之情。
综上所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信，充分展现了在文学自觉意识的形成下，在人的觉醒下，在人的个体自由意识的焕发下，出现了人们对秉意相投、心性相知的友情的格外珍视。人们向友人抒发情感、倾吐怀抱、表露志向，这其中渗透着对友人的深深情感，对友人的无比信任，对友人的相知相契以及对友人的心性相通。这种本自秉性、纯洁高尚、契若金兰的友情正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人的友情观。
二、纵论时贤，切中肯綮，真知灼见
刘琨的《答卢谌书》是刘琨写给好友卢湛的一封书信。刘琨生活在一个民族矛盾深重的时代，当时整个华北几乎全部沦为异族统治，他却奋起战斗，一生忠心耿耿为晋室效命。“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时复相与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面对国破家亡、亲朋死伤，他有无尽的忧愁哀愤，渴望与好友能有哪怕是短时间的欢娱。在这封信中，刘琨还提出了人才在世贵在知遇的用人观点。“今君遇之矣，勖之而已”，认为好友卢谌如今已找到了知遇之人，应该努力去为国家效力，其间洋溢的爱国感情，表现出刘琨对好友的希冀及其由衷的信任。
李斯的《谏逐客书》在论证秦国驱逐客卿的错误和危害时没有在逐客这个具体问题上就事论事，也没有涉及自己个人的进退出处，而是站在：“跨海内制诸侯”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高度，来分析阐明逐客的利害得失，这反映了李斯的卓越见识，体现了他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政治主张和用人路线。文章所表现的不分区域，任人唯贤的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曹植《与杨德祖书》，即表达了自己平生的胸怀和抱负，又蕴涵了不少可贵的文学思想：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一是反对文人相轻。这乃是针对建安文坛“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的现状而有的放矢的议论。不仅如此，本文还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二是以批评陈琳为例，主张文人之间能客观地开展相互批评，而不是一味专事互相吹捧。三是强调文学批评应以创作才能为基础——即唯有自身具备创作的才华和能力，方有资格对他人文章一论长短高下。此论虽有“辩而无当”之嫌（《文心雕龙·自序》），但对于当时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却随意抵苛他人的文坛时弊，也不失为一种矫枉纠偏的助益。四是提出了在文学口味上“人各有好尚”，不能强求统一的观点。所谓“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之偏好，强求他人认同迁就。五是肯定了民间俗文学所独有的价值。“街谈巷议，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应该说，此书见地高远，且意到笔随，情文并茂，堪称魏晋时代极有特色的一篇论文文章。
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开文明题，感慨时光流逝，“岁月不居”。叹人生苦短是魏晋时期哲学思想和文学界一大主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矣！
由此及人，先说曹操，后议自己，转眼间都到了五十朝上的年纪了，大有英雄迟暮之感，地远天迥之意。并由此感慨天下贤才，海内知识殆尽，把一种巨大的愁绪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盛孝章，特立标格，抢人眼眶。寥寥数语，紧紧抓住曹操心理。接着，作者从人生感叹到天下形势，再论及当今贤才，如剥茧抽丝，丝丝相扣，用意十分明显。顺而论之，这特立尚存不可多得的贤才盛孝章正处于孙氏政权的威胁之下，陷入孤危愁苦的困难境地，若不及早营救，“此子不得复永年矣！”形势之急，势之所危，如残鱼游釜，刻不容缓，急切忧虑之情跃然纸上。
三、状物写景，拟影摹踪，穷形尽相
南朝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短短四句构成一系列优美形象，这些形象形成了美的符号，把江南晚春生机盎然的信息，传达给我们，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胡经之说：“文学艺术，应是人类为了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审美模型”。丘迟无疑创造出了这种模型，而且这模型在内容形式上也达成了一致。正如卢卡契所说：“审美形式始终都是作为某种特定内容的形式出现的。”江南春天的内容美形成了丘迟创造的形式美。
《与朱元思书》是南朝梁文学家吴均所著的一篇著名的骈体文，该文既用人的感受反衬出山水之美，也抒发了对世俗官场和追求名利之徒的藐视之情，对友人的规劝。含蓄地流露出爱慕美好的大自然，避世退隐的高洁志趣。作者以简练明快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充满生机的大自然画卷，且仅用一百四十四字便生动逼真地描绘出富春江沿途的绮丽风光，被视为骈文中写景的精品。吟诵此文，但觉景美、情美、词美、章美，如此短的篇幅，却给人以美不胜收之感，令人叹为观止。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曹丕《与吴质书》：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兹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万。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从内容上看，由回忆往昔与友人一同研习六经、诸子百家著作的场景以及在南皮畅游时的欢娱，历历在目。然后转入对友人早逝的怀念，发生“斯乐难常”的感叹。该段在形式上，骈散间杂，采用抒情式的语句，诵读起来朗朗上口，将思念的情怀，具体地化入对仗工稳的骈句之中，令读者也为之动情。从情绪上看，是为实写，先乐而后悲。弹棋，六博自然欢乐；甘瓜、朱李自然甜美，从白日至夜晚的畅谈，无不充溢着愉悦的气氛。笔锋陡地一转，听到“悲笳微吟”，忽然感到“斯乐难常”，联想到昔日同游的建安文士或各在一方，或“化为异物”，不禁悲从中来。值得提出的是，信中“悲笳”“哀筝”中之“悲”“哀”二字含义，与今之“悲哀”意稍异。悲有慷慨之意，哀为雄壮之声。汉晋人谓妙音为哀。是以“哀筝顺耳”，闻“悲笳”则“怆然伤怀”。三国士人重视生命，崇尚真实，但时常悲叹人生的短促。聚散生死这一股悲凉之雾，始终笼罩着士人的心灵。南皮畅游自然是乐事，然而有聚自然有散，人常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更何况聚会往往短暂而难得，离散才是长久而容易的呢！由聚散再联想到人生之短暂、生命之易逝，往昔的好友转瞬间“化为异物”，生死两隔，当然要令人悲从中来，伤怀不已了。这类先叙聚会、畅娱之欢乐，突然转入对人生无常的莫名悲伤，在汉晋之际的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东汉《古诗十九首》中“今日良宴会”一首，起句为“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中间忽然有“人生寄一世，奄忽若腾尘”的悲伤。再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第一段，因群贤集宴，揽崇山峻岭之美，俯仰宇宙之大，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第二段忽然言悲：“不知老之将至”，“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当然，悲叹人生易逝的目的不是让人徒为伤感，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而是让人们更加珍惜生命。曹丕此时的悲，是来自于对友人深深的思念，从而更加珍惜对活着的人的友情。
四、语言精湛，神采飞扬，蕴藉彰显
语言精湛，神采飞扬，蕴藉彰显，这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人的书信中比比皆是。如曹植《求自试表》：
臣闻出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荣于亲，事君贵于兴国……方今天下一统，九州宴如，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税甲，谋事末得高枕者，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冀以尘雾之微，补益沧海：萤烛末光，增辉日月……
这段文字中的对偶句，排比句，骈散并行句构成了物质材料，经过作家的匠心独用，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形式美，读来抑扬顿挫，起承转合，音乐美感十足，用典藻饰，使人联想颇发，报国之情溢于言表。不仅曹植注意文的审美属性，其他文人也有意于此。
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在用词造字和塑造意象上更像经营一篇写景美文：
吾自发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溯无边，险径游历，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严霜惨节，悲风断肌，去亲为客，如何如何！……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褥……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文学运用语言符号，创造形式结构，具体形象，使它们具有独特的性能。许多不同的性能融汇成一个诗的、音乐的或建筑式的新世界。鲍照诉说了旅途劳苦，客游惆怅，又描绘云岭彩雾、神仙境府，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令人神驰。
李密《陈情表》，虽然用了不少四字句、对偶句，有骈文的整俪之工，但语言却绝不雕琢，而是十分自然真切，仿佛是从肺腑中流出，丝毫不见斧凿痕迹。文章语言十分生动形象，如第一段写孤苦无依之状，第二段写州县催迫之景，第三段写祖母病笃的惨苦之象，都如在眼前。此外该文在语言上还十分精练准确，排偶句的运用极有特色，不仅音韵和谐，节奏鲜明，简洁练达，生动形象，而且感情真挚，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有些词句，已为脍炙人口的成语，例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运用比喻和夸张手法，将祖母危在旦夕，自己不忍废离的深情形容得淋漓尽致；“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循私情，则告诉不许”。通过对比，既突出了李密进退两难的无奈，又将尽忠之情与尽孝之情表现得真切而感人。
五、审美属性、审美情感完美结合
这里的审美属性是指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表现在具有无功利、形象性、情感性的话语与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多重关联域，其直接的无功利、形象性、情感性总是与深层的功利性、理性和认识性等缠绕在一起。文学的创造，就是情感内容完美形式化，完美形式情感内容化，这双向对象化过程中，显现出一种独特的存在；完美的形式是文学的躯体，情感内容是灵魂。文学本身有审美情感才有气韵生动。只有把文学艺术理解为是我们的思想、情感的一种特殊倾向、一种新的态度，我们才能把握它的真正意义和功能。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文艺境界的广大和人生同其广大，它的深刻和人生同其深刻，这是多么丰富，多么充实！”文学在具有形式上的审美属性之外，还有审美的情感特征，从情感上打动人、感染人，给人带来审美情感的体验。
丘迟《与陈伯之书》，曹植《求自试表》，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李斯的《谏逐客书》，习凿齿的《与桓秘书》等书信均体现了审美属性、审美情感的完美结合。
秦汉魏晋文人书信的外在形式具有鲜明的审美属性，内在形象具有浓郁的审美情感特征。是“人的觉醒”这一时代主题在文学领域的独特反映。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只有在内容与形式完全统一的条件下，真正的文学作品才产生。鲍照具有极强的审美能力。他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不仅善于发现并捕捉自然景物中的美，更擅长于创造并表现这种美。山水文学的美学要求，不是机械的“模景”，而是进行艺术的再创造。鲍照把长江沿途的山川景物，完全置于自己的感受之中，体物写貌，不仅力求形似，更着意追求神肖。他赋予山川景物以灵魂，使它们成为有生命、有活力、有感情、有个性的艺术形象。鲍照自己负才任气，慷慨激昂，所以他笔下的高山才能“负气争高”“参差代雄”。当他自己的感情洪流与奔腾向前的大江合流时，大江才会“鼓怒豗击”“吞吐百川”。鲍照心境中的庐山，更像一位才貌出众的侠女，她不仅有飘飘欲仙的妩媚姿色，还有镇控湘汉的神奇威力。我们置身于这些性格鲜明、神态逼真的山水形象之中，遨游经过鲍照艺术再创造的长江风光图，怎会不感到是一种美的享受呢？本书所选的书信，不仅外在形式具有鲜明的审美属性，内在形象亦具有浓郁的审美情感特征，且二者水乳交融。
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可以说是其文学的缩影，而这一时期的文学（除汉）则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秦汉魏晋南北朝书信看不到迂腐气，而深蕴着文学化、个性化，人情美、人性美。这些作家们不再将自我拘泥于儒家经典的框架之中，而是以强烈的自我意识来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的思想、观点，因而这些书信也就显得洒脱自然，至真至性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