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商洛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商洛学院主办的2010年中国商洛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8月14—16日在陕西省商洛市召开。出席此次会议的学者共有70余人，分别来自内地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大会收到学术论文60多篇。与会期间，学者们积极讨论、踊跃发言，学术气氛浓厚，在学者热烈的争鸣中，大会取得多方面的成果。

在商洛召开这次研讨会的目的，一方面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力求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取得新的成绩;另一方面则力求积极弘扬和发展商洛地域文化的研究。本次会议除了涉及司马迁、《史记》研究的一些固有问题外，还深入讨论了司马迁的人格魅力、学派倾向、《史记》的教育思想、司马谈的家教思想、蒯通等《史记》人物、焚书坑儒等史事的辨伪、民风民俗、艺术发展、文化思想、史料来源、文献发展、商洛地域文化等多个领域。从大会发言和提交的学术论文来看，这次研讨会具有内容广、方法新、视野开阔和国内外学者广泛参与等特点。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薛瑞泽教授指出唐人对《史记》广为重视，既有学习与研究，也有实际应用。学习的方式以师徒相授最普遍，研究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朝廷还以《史记》作为选拔官员的选考书目，在讨论包括礼制在内的大事以及劝谏帝王时，《史记》常常是征引的重要依据。唐人著作以及考察官制沿革等亦均引用到《史记》。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刘生良教授认为司马迁之所以成为文化巨人，除了自身的刻苦自励、不懈努力外，还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一是悠远的史学家传，其二是父亲的培养教育，其三是“李陵之祸”的反面刺激。台湾“清华大学”博士候选人偕医护管理专科学校讲师刘锦源以公孙弘作为代表，探讨汉武帝时期的儒者表现与大一统帝国的互动关系，探讨公孙弘等思想中具备大一统专制政体所需要的什么成分，也探讨了司马迁关于如何形塑这些儒者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什么。西北大学文学院方蕴华教授指出游侠现象早在先秦时就已产生，先秦诸子对其行为表现和社会效应各有不同评介。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到西汉时，游侠对汉代主流文化格局的建构已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据司马迁记载，在整个西汉时期，侠的分布十分广阔，以关中及河南、山东、山西为甚。尤其是京城“长安炽盛，街间各有豪侠”，所谓“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都市侠者云集，侠风大盛，遂使长安游侠成为中国侠文化的典型代表。《史记》《汉书》是二十五史中专为游侠立传的两部史书，《史记》重点写到的汉初长安游侠只有郭解一人，尽管其被武帝处斩，司马迁不畏权势，为郭解立传。《汉书·游侠传》则增加了萭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从司马迁所标举的有独立人格的闾巷布衣之侠到班固的豪侠之侠，不仅客观地反映了汉代游侠的活动、发展状况及其悲剧命运，同时也反映出了《史记》《汉书》的作者对游侠这一特殊群体的不同态度。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绪敏教授指出刘知幾《史通》、郑樵《通志总序》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三书在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书对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通史都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就其撰写体例、史料取舍、语言表述等方面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或正确、或错误、或偏颇。刘、章两人还对《史记》创设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提出了改造或革新的主张。秦俑博物馆史党社先生以《史记》为中心来考察秦人的山川祭祀，指出在《史记》的《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封禅书》以及出土文献中，都有秦人祭祀山川的记载。在秦的祭祀体系中，山川祭祀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归纳，对秦人山川祭祀的含义加以合理解读。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徐卫民教授《读〈史记·五帝本纪〉有感》，指出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和源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衰，与黄帝文化的发扬光大与传承有必然的联系。认真研究和弘扬黄帝文化，既有历史意义，又极富时代内涵，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振奋民族精神，激励改革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陕西的刘民立《读〈史记·河渠书〉有感》认为，一、论述《河渠书》是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填补了我国水利史的空白，总结了古代治水的基本方法。二、通过西汉年间在三秦大地的水利工程，论述西汉在我国水利史上的光辉地位，以及西汉年间治水的基本措施。最后，联系中国目前的水资源状况，论述保护、节约、利用水资源，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台湾明道大学国学所副教授许淑华指出商鞅变法之功过，历代争论不息，现对《史记·商君列传》与《商君书》等相关材料作耙梳，探析其生平大要，并从历代点评侧见商君韬略与功过，以“能为此世他世顺益，故名为善”作为历史良知，略论商君以“提升法信”为功与“贪功图利故忍为刻薄人”是过，作为结论。西北大学文学院剡俊峰教授和西北大学新闻学院吴玥教授指出，自《史记·酷吏列传》开始，酷吏正式进入人们的视线。司马迁与酷吏们有着较复杂的关系，一些酷吏也对司马迁的人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经历也正为司马迁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使得此传写得十分生动形象。通过对《史记·酷吏列传》的研究，以司马迁与酷吏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解决以下问题：可置疑的是汉武帝确是当年“李陵之祸”的主导者，那么谁是帮凶?谁是司马迁宫刑的真正执行者?想当年，“卒从吏议”是为何人所议?“遂下于理”又是谁所负责之狱?以使得我们对司马迁的理解更充分。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王晋中对《史记·十二本纪》治乱纲纪分理，指出《史记·十二本纪》的纲纪所遵为“治乱”二字。其中王朝本纪围绕“治”字展开，帝王本纪围绕“乱”字展开。两种展开又充分顾及了各自的反面，凸显了治中之乱并乱中之治。形成一种互渗，也形成一种对照。为立定这种纲纪，司马迁遵守了也变革了古史记言、记行两种基本方式，尤其是富有创新性的变革，使《史记》的记录充满了人性的灵动与史识的智慧，从而彰显了作为纲纪的治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高祯霙指出司马迁在儒家《诗》学的基础上，加入自身遭遇的经验与理解，对《离骚》的创作做论述：一、忧愁幽思为屈原创作之动机。二、乃由怨而生。三、兼得《风》《雅》之美。四、具讽谏之功。五、具文约辞微的艺术特质。六、对楚国作家与作品的评价。司马迁虽依《诗》论《骚》，但他关注的重点在于屈原的悲与志，及其人格精神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而非直指其思想与《诗》之间的传承关系，这与后来的学者有些不同。他是以秦汉以来的新观点论述屈《骚》价值的开启者，也可视为一种新视角的解读与传播，同时也开启后世以儒家经义评屈《骚》的争论，并形成《诗》《骚》和汉赋之间传承关系的文学发展观，这是司马迁论屈《骚》的贡献。

此外，陕西理工学院梁中效教授指出先秦时期的“商於”地处华夏、苗蛮、东夷三大族团的交错过渡地带，是秦国与楚国、三晋利益重叠交汇、冲突争夺的“金三角”，是北方文化进入南方的走廊，是秦楚统一天下的战略支撑点;秦国占据商於，打开了南下东出的通道，形成了威慑关东、进逼楚国的正面基地，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地缘战略;楚国失掉商於之地，不仅使汉江地区门户洞开，处在秦国钳形攻势的战略包抄之下，而且失去了最大的盟友齐国，导致由盛转衰，乃至灭亡。因此，商於之争是秦、楚盛衰的重要转折点。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林聪舜教授指出，蒯通处在秦楚、楚汉之际的大变局，具有对秦政权即将崩溃的深层认识、放眼天下的策略蓝图、对天下大势发展的深层观照，以及冷静面对自己命运的智慧，认为范阳辩士蒯通是另类的纵横家。陕西勉县马超墓文管所张东先生指出，《登坛对》和《隆中对》，是中国历史发展到紧要关头时的两个对策，他们对时局都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登坛对》是大汉王朝的开基之论对，它坚定了刘邦集团出汉中，定三秦，一天下的信心。《隆中对》则精准地分析了汉末军阀混战局面有向三国鼎立转化的趋势，又是蜀汉政权创建的理论基础。对这两对的比较研究，不能简单地从发挥作用的大小来分析，而应从各自所处的客观环境进行考察，应当从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研究。

日本就实大学李开元教授从大量史料中寻找史事的真实性，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焚书记事的可信来源、《史记·秦始皇本纪》坑儒记事的可疑之处、《说苑·反质》坑方士故事的原版、两个坑方士故事的比较、《诏定古文官尚书序》——坑儒故事的初版等方面，论述了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指出这是桩伪造的历史。并对有关秦始皇的史料、研究和评论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整理，提出《史记·秦始皇本纪》须重新编撰，有关秦始皇的历史，须推倒重来。同时李开元教授还在会议期间重申其“3+N”的历史学体系，认为《史记》是史书不是史料，同时鼓励学者勇于发掘和使用第二历史的史料，从而使创作的第三历史更加接近第一历史。

思想文化仍然是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热点问题。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伟泰教授从善无善报，恶反有善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超越于“报应”或得失，从吾所好;借史笔之抑扬褒贬，以人道补天道之不足等五个方面来谈司马迁对“报应”的论述，认为其一方面反映人间事务与现象之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从中反映司马迁心境之变化与升华。渭南师范学院艺术系杨冬菊副教授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很多关于音乐的记载与评述，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音乐与自然、音乐与人、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体现了其“天人合一”的音乐理念，“天人合一”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辩证和谐的哲学观。咸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宁江英老师通过对司马迁治学之道的剖析，探讨当时教育理念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亦通过对《史记》所反映出来的古代教育理念的剖析，进一步展示中国古代教育的智慧之光。探究司马迁及其《史记》对今天教育的启示，认为有以下四点仍对今天有很大的启示：一是重视游历的教学启示;二是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人生经历;三是不受主流教育思想的禁锢，兼收并蓄;四是官学、私学并存。

湖北经济学院法学系张功教授通过司马迁法思想的渊源、法的产生与变迁、法的作用、关于执法等方面，论述司马迁的法学思想。认为《史记》中记载了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尧舜时期，这与法学界传统的法律起源于夏朝的观点相较，更符合中国实际。记载了多次的变法活动，涉及法制改革。法制需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法制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促进因素，这是司马迁法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司马迁看来，法律可以用来规范君主的行为、规范官员行为、规范军队行为、规范百姓的行为，一切社会成员的行为都必须符合法的规定，颇有“依法治国”之风。主张“德治”与“法治”并行而以“施教导民”为先，法令只是治国的工具，而不是政治清浊的根源，强调执法者要“奉法循理”，反对滥施刑罚，主张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司法的独立性，反对凭皇帝的旨意歪曲法令或任意修改法令。

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梁建邦教授，撰写了《李广评价及李广不得封侯原因研究综述》的文章并呈送大会交流发言，从对李广的赞扬与批评、李广不得封侯原因、司马迁对李广的态度及其影响三个方面，综述了古今学者对李广的不同评价，以及学者们各自所认为的李广不得封侯的原因。

《史记》与商洛文化的研究也是本次会议学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刘生良教授指出，《史记》中与商洛历史文化有关的主要有商洛远古文化，有关秦楚交往、交通、交战的历史及楚汉战争的相关记载，商鞅与商洛，“商山四皓”等。商洛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杨增强教授对什么是商洛文化、商洛文化有哪些构成因素、商洛文化的特色是什么、商洛的特色文化又有哪些等问题进行演讲，指出商洛文化是自古以来由先民创造的，在商洛及泛商洛地区形成的地域性文化成果。

在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过程中，与会学者纷纷表示，今后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应从多方位着手，要继续注重宏观探讨与微观考释相结合，要注重历史史料的发掘和运用，要充分发挥文史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现实结合，如韩城司马迁学会会长薛引生指出韩城市民间祭祀司马迁活动在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韩城市司马迁学会薛希婷呼吁要发挥太史故里优势建设绿色生态韩城，秦忠明建议建立司马迁《史记》博物馆等等。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对武关遗址、四皓墓、龙驹寨、商洛博物馆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商洛文化的渊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次大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共陕西省委原副书记、陕西司马迁研究会名誉会长董继昌，商洛市委书记魏增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淑慧，商洛学院纪委书记王思怀等领导莅临会议并发表讲话。新华社、《商洛日报》、商洛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了此次盛会。

会议期间，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吕培成当选为陕西司马迁研究会会长，董继昌、袁仲一当选为名誉会长，学会领导班子也进行了换届调整。

(本文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黄永美、贺慧慧、杨婷梁建邦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