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考证与语法研究
2010年在《史记》词语考证与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在词义解读方面，田志勇、叶少飞的《“西楚霸王”名号考略》(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04)指出，“西楚霸王”是楚汉之际，项羽为号令天下而自称的名号。然而项羽何以称“西楚霸王”?史书的解释未尽如人意。文章以为，“西楚霸王”名号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国号“西楚”。项羽因世为楚将，因此仍然用“楚”为国号，并加“西”，其意在以天子承接周秦之统。项羽定都彭城，居天下之中，大有效法周公营雒邑之心。项羽以都天下之中而称国号为“西”，正是取得秦的大统之意。另外周人亦是起于西方，“西土”屡见于《尚书》《周书》之中，周人军队亦称“西旅”。项羽号“西楚”则是“楚”承接周秦大统之意。其次是尊号“霸王”。《史记》所载的“霸王”除了项羽之外，还分别指秦始皇和齐桓公。《周本纪》记载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17岁而霸王者出焉。《秦本纪》和《封禅书》也有此记载。秦始皇为天子，因此这里的“霸王”即是天子之意。第三，“西楚霸王”与“义帝”。项羽起兵灭秦，夺得秦朝大统，政出于己，因此可称天子。即以项羽本人而言，其在少年时代即有对秦始皇“彼可取而代也”的宏伟志愿，复兴楚国并非项羽意图。在项羽之前，天子名号上古称“皇”，夏称“后”，殷称“帝”和“王”，周称“王”，秦始皇则号“皇帝”。“后”在战国时已成为国君之妻的称号，如齐襄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先前楚怀王称“义帝”，秦楚世仇，项燕、项梁均因秦而死，因此项羽不用“皇帝”名号，以“西楚霸王”为天子名号，实行分封，因之也有诸侯之长的意思。楚怀王的“义帝”称号，项羽以“义帝”名号来安置楚怀王，实是效法苏秦加“帝”号于诸侯，因此曰“义帝”。“义帝”名号实为项羽所立的楚国国君的名号，即项羽分封的诸侯之一。只因怀王为项羽故主，因此楚国不在项羽分封的十八诸侯之列。总之，项羽“西楚霸王”称号实为天子名号，“西楚”为国号，“霸王”为其自称，乃是天子并有“诸侯之长”的含义。项羽都彭城居天下之中，国号“西楚”实为承接周秦大统。可以说项羽是继秦朝之后兴起的另一位天子。尽管其享国只有五年，但五年之中政出于楚，因此项羽仍不失为五年之中天下大统的承接者，这也正是司马迁作《项羽本纪》以其接秦已失之道的本意。
谢兴圣的《“蓐”字辨义》(语文教学之友/2010/06)认为，苏教版选修课本《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韩信)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日，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在文本解读时，“晨炊蓐食”成为一个难点。课本注释为：“一早把饭煮好，在床上就吃掉了。蓐，同‘褥’。”王力《古代汉语》注释为：“在床上就把饭吃了。”《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的《〈史记〉评注本》也注释为：“早做饭，人在床上就把饭吃了。蓐：同‘褥’，被褥。”查其他资料，发现不少都是这样解释的。但笔者颇为怀疑，觉得解释有悖情理，关键是对“蓐”应如何理解。“蓐食”是什么意思呢?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说：“未起而床蓐中食。”这是说没有起床，就在被窝里吃饭了。而“晨炊蓐食”即，一早起来把饭煮好，回到床上去吃饭。此时韩信还没有来，为什么还要回到床上去吃饭呢?这太不近人情了，“蓐食”多此一举吗?无论如何，于情于理都讲不通。西汉扬雄《方言》卷十二：“蓐，厚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蓐，陈草复生也，繁缛也。”“蓐食”，即晨厚食，即多食。早晨多做饭、多吃，中午不做饭、不吃，韩信来了，不给他做，没有午饭吃。所以，“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因为，《集解》中把“蓐食”解释错了，所以影响了后来的包括今天的一些注本。因此文章认为，“蓐”解释为“厚、多”更合情合理。
臧知非的《“西楚”的由来及其政治意义》(湖湘论坛/2010/06)指出，古今学者对“西楚”的研究，都局限于“西楚”九郡的考辨，而没有探讨“西楚”一词的由来，“西楚”之称为项羽首用，因为彭城位于“下相”之西，项羽为了表达自己对故乡之情，同时表示“自己之楚”和“昔日之楚”的区别，而名为“西楚”。南楚、东楚都是在“西楚”之称的基础上扩展而来，是西汉前期才使用的地域概念。
在词性辨析论文方面，时保吉的《“皇、帝、君、王”同义辨析》(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06)，认为“皇、帝、君、王”是一组同义词，但学者历来对此有不同理解。文章在一个词义的系统中运用多手段、多角度、多侧面、综合型的方法，从同义、异义、辨析三方面精确地辨析该组词义。(一)同义：“皇、帝、君、王”均为帝王之称，是古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二)异义：“皇”，上帝是皇，指天。“帝”，古人想像中宇宙万物的主宰，天之神也。帝命不时。“君”：《说文》：赏庆刑威曰君。《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君也者，掌令者也。《春秋繁露》：君者，治辨之主也。《荀子》礼论：君帝清问下民。《书》吕刑：克长克君。《诗·大雅·皇矣》：二十余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君以十五之地存。“王”，中国古代皇帝以下的最高爵位，从秦代开始，天子改称“皇帝”，“王”便成了对贵族或功臣的最高封爵，即诸侯王。赐号称王。(三)辨析：1.“皇”，本义是“大”，又指天、天神，后来主要指君主、帝王。皇帝成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始自秦始皇。自秦始皇后，历代君主都称自己为皇帝、皇上。2.“帝”：卜辞中为“禘”。本义是上帝，最高的天神，古人想象中宇宙万物的主宰。“帝”主要是指君主、皇帝，远古实指部族联盟的领袖。“帝轩”指黄帝轩辕氏。“帝”亦称天子，古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帝”还是三皇与五帝的合称，也指朝廷或帝王的事业，建立王朝的事业。3.“君”：原指古代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的通称，又指主宰、统治，亦指诸侯、谥号，封号。4.“王”：夏商周三代天子之称号，秦汉以来皇帝对亲属、臣属的最高封爵为“王”，“王”通“皇”，国君对一国的统治，称王。
付成波的《〈史记〉中〈殷本纪〉〈秦始皇本纪〉通假字例析》(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10/01)认为，通假是文言普遍现象，先秦常见。二字通假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通假字与本字在意义上毫不相干;通假字与本字在声音上相同或相近;通假字与本字同时并存。据此，文章分析《史记》两篇通假字，主要判定原则有三个：第一，通假字与被通假字在汉代时不是同义词或通用字，在行文中使用通假字构成理解的矛盾或歧义;第二，通假字与被通假字在汉代必须共存;第三，通假字与被通假字必须同音或在某种条件下同音。主要分析其古音通假条件。在来新夏、王连生主编的《史记选注》中，《殷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两部分共出现通假字55个，除去3个重复出现的，共有52个。这52个例字中，判定为通假字的共有40个。其中，上古声母、韵部都相同，读音相同的有28个;韵部相同，声母发音部位相同，读音相同的有7个;声母相同，韵部可以对转，读音相近的有3个;韵部相同，声母不同，发音部位也不同，但读音相近的有1个;判定为古今字的有10个。
程维的《〈史记〉重言虚词研究》(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03)认为，把两个相同意义的虚词叠加到一起的方式，古人叫做“重言”、“复语”，但并不只针对虚词;针对虚词，俞樾先生把它称作“语词叠用”，文章姑且结合这两者的意思，把它叫做“重言虚词”。按照司马迁的使用目的把这些词分为三类：一是文学性之需要。《史记》的重言虚词同其他虚词一样，也体现司马迁的一种潜在意识和内心节拍。而这其中一部分重言虚词更偏重于文学意义上的、情感意义上的节奏，而且这种节奏是单个虚词所不能代替的。这样的虚词有“愈益”、“适会”、“唯独”、“甚大”、“业已”、“犹尚”、“稍益”、“少益”、“即有如”、“大抵皆”、“大抵率”、“大抵尽”、“大抵无虑”等。二是音乐性之需要。司马迁之追求音乐性，并非只是追求音节的和谐，《史记》的重言虚词的音乐性还有更多种的情况。1.成立音乐性。如“独唯”、“何渠”、“何遽”、“宁渠”、“何谁”、“谁何”等。2.破坏音乐性。司马迁文章的音乐性不一定都是要求流畅和铿锵，有时候为了符合内容的内在旋律，司马迁故意破坏外在节奏的流畅性。如“已业”、“咸各”等。3.对前代的继承和对当代的吸收。司马迁所用的重言虚词，很多是前代已经出现过的，也有一些就是当代通行的口语。对这些虚词的运用，司马迁有些是直接吸收前人的成果，而且运用得更加成熟。然而司马迁并不止步于此，在有些前代已经出现过的重言虚词的运用上，司马迁作出了自己的创新，使得这些虚词闪耀出新的光彩。如“乃遂”、“尚犹”、“犹尚”、“彼其”等。《史记》重言虚词对前代的继承在于，首先，司马迁对重言虚词的使用，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种类上，抑或是技巧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后辈文人难以超越的。其次，《史记》的重言虚词有很多司马迁自己的创造，而他的创造往往便成为典范，为后辈所模仿。再次，司马迁对重言虚词的继承不拘泥于书籍文本，对口语中虚词也进行吸收和改造，于是出现了一些意思相近的重言词。最后，越是不冷静，越是有热烈的感性，越是具有浪漫气质的作者，对重言虚词的使用也越多，用得也越精彩。《史记》的重言虚词是个不小的群落，跟其他虚词一样，它们也都是司马迁语气和心态的流露，只是往往更集中、更强烈。同时，重言虚词多是双音节，双音节词和单音节词有着不同的音乐性，它更适合散文的节奏，也往往更沉郁和雍容。
在词义考证方面，孙怀伦的《误说“富于春秋”》(咬文嚼字/2010/11)认为，古文译成白话，应做到“信”，准确反映作者的原意。《史记·曹相国世家》：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白话史记》(岳麓书社/1987/01)的对应译文是：“天下刚刚平定，悼惠王年纪很大，曹参把齐国的长老诸生全都招来，垂询用来安聚百姓的办法。”把“富于春秋”翻译成“年纪很大”即是“不信”一例。其实“富于春秋”也省作“富春秋”、“春秋富”，意即“春秋谓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称富”。当时悼惠王刘肥的年纪并不大，根据汉高祖刘邦的年龄大概推知刘肥当时小于40岁。4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不能说年纪很大。
孟祥印的《“自附于婚姻”中的“于”字质疑》(学语文/2010/05)认为，《信陵君窃符救赵》是高中语文的传统课文，人教版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与旧版教材都节选自《史记·魏公子列传》。而现行教材(必修)却有一个字与旧版教材不一致。旧版教材“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人教版试验修订本教材为“胜所以自附于婚姻者”，到底哪个对?笔者查了一些版本资料，以中华书局为代表的数十家出版社出版的《史记》均为“自附为婚姻”。可见，现行教材“自附于婚姻”似乎缺少依据。另外，“自附为婚姻”意思是自愿攀附(公子)并结为姻亲，其中“为”是动词，意思是“结为”，“婚姻”指有亲戚关系。语法上讲得通。而“自附于婚姻”中的“于”又该怎样解释呢?语法上似乎讲不通。另外，现行教材与旧版教材配套教师用书对该句翻译一致，并没有什么变化。笔者怀疑句中的“于”属排印错误，即便是版本不同，笔者也认为当取“自附为婚姻”为妥。
王永吉的《中华本〈史记〉三家注俗讹字考辨》(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0/11)，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保留了其底本清金陵书局校刻本的不少版本异文，其中有些字历代字书不载，为异体字研究提供了字例。本文在版本校勘的基础上，考察了6组俗讹字的正字并系统探究其讹变轨迹。
凌瑜、秦桦林《史记的“洗足”当作“洗”》(语言研究/2010/03)，短语“洗足”大约东汉时才出现，今本《史记》中的“洗足”当为后人所改，原本应作“洗”。《史记》的《高祖本纪》《郦生陆贾列传》都有“洗足”一语，而《汉书》俱作“洗”。西汉中期以前，“洗”(先典反)与“沬”、“浴”、“澡”、“沐”等属于同一语义场的动词，各有专指。《说文·水部》：“洗，洒足也。”“沬，洒面也。”“浴，洒身也。”“澡，洒手也。”“沐，濯发也。”以上动词所涉及的人体部位，都隐含于动词词义中。因此，在西汉中期以前的语料里，这些动词的后面基本上不出现表示人体部位的名词。后面可接表示人体部位的名词。表示“濯足”的“洗”(先典反)与表示“洗涤”的“洗”(先礼切)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义位。大约东汉时产生短语“洗足”，此后又逐渐衍生出“洗耳”、“洗身”、“洗面”、“洗手”等一系列短语。由于中古口语词汇的复音化趋势加强，基本上不再使用单音词“洗”(先典反)，而使用短语“洗(先礼切)足”表示等价的意义。所以，后世在引用典籍时往往把“洗”改为“洗足”。综上所述，从汉语史角度可知，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尚无短语“洗足”出现的可能性。因此，今本《史记》中“洗足”的“足”字，系东汉以后传抄过程中导致的衍文。
在《史记》方言研究方面，王冲的《〈史记〉〈汉书〉中西汉楚方言的探究》(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06)认为，西汉时期楚方言的语音虽与中原地区的语音差异甚大，但其影响却非常深远。这不仅与战国时代楚国的强国地位有关，更重要的则是因为汉代文化的主流，实际上是楚文化。鉴别《史记》中的楚方言大致有以下几种方法：1.楚国有几个常用的方言虚字，几乎成了楚辞语言形式上的重要标志，如“兮”、“猗”等。2.楚歌一般有和声伴唱及其伴舞，它来源于器乐与人声的结合。3.楚方言的韵文多为喉塞尾声调通押。《史记》中可以用来探究楚方言声韵特点的材料，大致有两个方面：1.楚歌。2.骚体诗赋。按照时代的发展来看，可以将骚体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西汉建立政权至汉武帝即位前，第二个阶段由汉武帝即位至西汉末，第三个阶段为东汉时期。《史记》中西汉楚方言的韵部特点为：1.文部不与耕部合韵。真部和耕部合韵3次，真文合韵3次，文侵也有合韵，但未发现文元合韵。2.“风”字和东部韵字押韵，如：风、讼。由此例可以看出二者的语音是接近的。3.冬部的独立倾向非常明显，未发现冬、侵合韵的例子。4.之幽有多次合韵。5.鱼侯合韵13次，但侯部独用只有1次。6.关于歌、支韵部的分合问题。
在《史记》语法研究方面，有关于谚语、成语研究的成果。贺诗菁的《〈史记〉成语管窥》(青海社会科学/2010/05)，根据成语理论，对《史记》有关的成语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将关《史记》的成语分为两大类：一是见于《史记》的成语。笔者通过阅读《史记》全书，共收集到已具有较固定形式的成语540余个，其来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1.袭用的成语。《史记》里有相当一部分成语是从前人口语和书面语中沿袭使用的。其中有的来源于前人的文献典籍，如夙兴夜寐、从善如流、各得其所、战战栗栗、周而复始等。有的是民间的俗语、谚语。如：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头如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2.新创构的成语。其中有依据故事传说而提炼的。《史记》出于表意的需要，在用上古先秦的故事传说时，用最精练的语言把它们概括成后世常用的成语典故。如：酒池肉林、版筑饭牛。有为表意需要而创构的。从成语的出处来看，《史记》里或出现在记事、或出现在记言、或出现在评论新成语。如：大失所望、大逆无道、妒贤嫉能、一败涂地、劳苦功高、沐猴而冠。这些词语言简意赅，最终成为形式固定的成语。二是概括自《史记》的成语。后世从《史记》一书里概括、总结出的成语不啻百数。如：鸡鸣狗盗、纸上谈兵、优孟衣冠、围魏救赵、毛遂自荐、指鹿为马、卧薪尝胆等。文章还对《史记》的成语进行分析，总结其特点为：1.成语内容涵盖面广。笔者依据语义类型，对所收集的约计540个成语进行大致的统计分析，分为时间、天象、地理、动物、植物、社会状况、政治等24类。2.成语的可变性。一是历时性变化，从结构成分和成分顺序上也发生了变化。如：切齿拊心写作切齿腐心，把偷合苟容改为偷合取容，把断发文身改为文身断发等。二是共时性变化。共时性变化指的是同一个成语会有不同的书面表现形式。如肝胆涂地又作肝脑涂地，劳身焦思亦作苦身焦思等。3.文学及哲理色彩浓厚。另外，《史记》成语在后世的流传和演变中，主要有形式的演变、意义的演变。
李啸东的《出自〈史记〉的几个成语》(秘书工作/2010/01)认为，《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学和文学的经典著作，不少来源于《史记》的成语现在广为流传和使用，但其中有些成语的意义已并非原意。略举几例如下：1.异军突起。出自《史记·项羽本纪》，这个成语就由“异军苍头特起”概括演化而来。异军就是指“另外一支军队”。现在，这个成语用来指另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突然兴起。2.一字千金。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原文是“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后来，人们用“一字千金”来称誉文章的语言精练绝妙。3.自力更生。出自《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自力更生”这一成语由“人人自以为更生”转化而来。现在的用法与原意已经不大相同，用以形容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兴起来，把事情办好。4.后来居上。出自《史记·汲郑列传》，原文是“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居上”。他的话是批评汉武帝用人不按次序，不论资历。从这句话中，后人引出了“后来居上”这一成语，词义却转变了，用以比喻后来的人或事物超过了前人前物，成了褒美之词。
金久红的《从〈史记〉中的引“语”引“谚”看“语”及“谚”》(郑州大学学报/2010/04)认为，谚语是一种长期流传下来的固定语句，它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启示性，深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人们一般也认为，“谚”就是谚语，“语”的一个重要义项也是谚语;在“谚语”一词中，“谚”、“语”完全可以互训通用。而在《史记》中，司马迁也引用了很多“谚曰”、“语曰”的材料，表现出简练生动、寓意隽永的特征。一、《史记》中的引“语”和引“谚”从行文看，司马迁作《史记》采录了很多的歌、谣、谚、语，其中就有很多以“谚曰”、“语曰”引领的材料，它们形式灵活、言简义丰，如零金碎玉般点缀在文章中，或说理、或叙事、或婉刺、或抒情，使文章越发感情饱满、深刻生动。而抛开这一共性，将二者分类梳理、对比揣摩，却会发现它们在语言特色上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史记》中明确标明“语曰”、“谚曰”的材料都有很多，将两者对读就不难发现：从直观的感觉上，“语”较之于“谚”，明显有加工润色的痕迹，显得较为雅洁、工整;而“谚”较之于“语”，则显得更加直白质朴、浅俗易懂。“语”关注更多的是修身、齐家和安邦定国，“谚”关注更多的则是内心的感受和民众生活;“语”类似先生板起面孔的说教，“谚”则像百姓自然流露的心声;“语”显得贵族气十足，而“谚”则体现出更多的平民性。设若较之于今天的“谚语”，“谚”与之相去似乎不远，但“语”却有着极为明显的不同。显然，这二者不能用“谚语”一词在整体上笼而统之，甚至彼此之间也不能互换通用。二、先秦时期的“语”和“谚”。先秦时期的“语”的溯源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看，这些“治国之善语”的整理和宣教在先秦时期是很盛行的。在内容上，它重在说理，或直言治国之道、处事法则与人生经验，或通过记述事件来阐明道理;在载体表现上，它既有短小的治世格言、处世经验散见于诸多载籍。先秦时期的“谚”本身除了具有流传性和通俗性的特点外，还有很强的韵律感。先秦文献中引“语”引“谚”的不同可见一斑。三、结语。通过对《史记》中这些“语”、“谚”材料的感性体悟和理性分析，对先秦文献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考究，我们可以大胆推断：在《史记》中大量出现的“谚”和“语”谚的材料中，太史公之所以称之为“谚曰”和“语曰”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渊源有自。这二者在创作目的上、表达方式上、思想内容上以及整体的语言风格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谚”多是质朴的缘事、缘情之作，重“情信”而不重“辞巧”，内容多是对一人一事的议论或抒情。而“语”则是以“明德”治国为目的，辞句工整、雅洁，内容上重在说理，重在明辨是非，透过现象探寻事物的本质。“语”相对于浅近直白的“谚”，体现出自成一格的独特内涵。这种大量出现的“语”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俗语”，亦不是后来的谚语，而属于一种古老的文类。“谚”之于“语”，二者本既不同，而且至少到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期，史家在这两种文体的区别上还存在着清晰的自觉。
同时，也有语法研究方面的成果。周莹萍的《〈史记〉被动句探析》(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5)认为，古汉语中的被动句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有标志的被动句，即借助一些被动词来表示;二是无标志的被动句，又叫意念被动句。文章以《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列传》《鸿门宴》《报任安书》《信陵君窃符救赵》《陈涉世家》等选篇为例，对各选篇中的被动句进行探讨分析，以期管窥《史记》被动句的特点，探讨古汉语被动句的发展趋势。《史记》古汉语中常用表被动的虚词作为被动句的标志，大抵上也是以“于、为、见、被”为常用的被动句标志。有标志的被动句有如下情况：1.动词后用介词“于”表被动。“于”字式被动句产生较早，西周金文中已见用例。郭锡良先生在其主编的《古代汉语》里说：“在用‘于’的被动句式中，并不是介词‘于’本身能表示被动，而是动词已经用于被动意义，由于介词‘于’引进了行为的主动者，全句的被动意义就更加明确了。”在这里，“于”起介绍引进动作行为的主动者的作用。2.在动词前用介词“见”表被动。“见+动”式句子。3.动词前用介词“为”表被动，“为”本为动词，后逐步虚化为表被动的介词，从而使被动句的标志有了新的扩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为”字句后来成为有标志被动句的主要形式。“为”字都是“为+(施事者)+动词”句式。古汉语中的“被”原本是个动词，常作“遭受”解释，如“被攻”是“遭受攻击”。以后逐渐虚化，汉代以后更多地用作被动，但一般不引入主动者，直到东汉末年以后才可以引入，发展到今天成了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被动表示法。以上两例中都是“被+动词”句式。这种被动式在古汉语中常为省略式，不直接引进动作的施事者。不过，随着语言的发展，“被”字到后来进一步虚化，变成可以引进施事者的介词。把古汉语被动句译成现代汉语，绝大多数也译成“被”字句式。例如‘治人者食于人”。可以译为“统治别人的人被别人供养”。王力先生《汉语语法史》说：“‘为……所……’式是由先秦的被动式‘为’字句发展出来的。”从大的类型上说，王先生对“为……所……”式来源的揭示是正确的。曹小云在“《论衡》被动句式研究”中阐述：进入两汉，传统的“於(于)”字式、“为”字式受到发展极为迅速的“为……所……”的排挤而急速退位，“为……所……”式成为当时被动句的主流。《史记》中，“为……所……”式一跃而上升到70例，而“于”字式只有38例，“为”字式只有46例。可见，“为……所……”式的被动句的发展趋势。其他复合标志：用“受……于……”表被动和用“为……于……”表被动的形式，在《史记》诸篇中未见，在这里就不做论述。4.动词前用介词“被”表被动。在无标志的被动句中，所谓无标志的被动句，即形式上像主动句但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在意念上是表被动。汉语的被动句在初期都是没有标志的，有标志的被动句都是在无标志基础上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体现了语言表达的精密化。尽管《史记》成书于西汉时期，但无形式标志的被动句还占有一定的分量，这与被动句的上下文有密切关系。综上所述，《史记》被动句在古汉语中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从形式上和使用范围上看，又都远比现代汉语复杂。
刘海平、吴少梅的《从〈史记〉的材料看宾语前置的发展》(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05)认为，根据史料来源，《史记》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司马迁以前代典籍为基础写成的，这一部分主要是记载秦始皇以前的史事;另一部分是司马迁利用自己搜集到的材料撰写的，这一部分主要记载秦朝和楚汉之事。作为考察汉代前期实际语言的依据，第二部分的价值高于第一部分。作者将记载秦朝和汉代历史人物的本纪、世家、列传的部分作为考察的对象，以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版为底本。总结出其中宾语前置的三种形式：1.疑问代词宾语前置分两类。《史记》中作宾语的疑问代词既可以是单音节词，也可以是复音节词。单音节疑问代词有“何”、“安”、“谁”、“而”、“奚”、“焉”、“孰”、“胡”没有用作宾语的例子;复音节疑问代词有“何谁”、“几何”、“如何”、“何所”、“何资”等。2.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经考察，“弗”字句、“否”字句、“非”字句、“毋”字句、“勿”“字句”、“不”字句、“罔”字句等否定句中没找到前置的用例，而“未”字句有2例前置，“不”字句1例前置。最多的“莫”字句也不过4例前置而已。但是同时也要指出的是，“弗”字句等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后置的用例也不是很多。后置有44例。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多为单音节人称代词、指示代词。从我们所调查得出的数据来看，到了《史记》时代，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出现的频率不高，在出现的否定句代词宾语用例中，后置占绝对优势。从《史记》中的情况来看，否定句中宾语前置已经不多。入汉以后，否定句中宾语前置现象的衰亡已是大势所趋。3.“是/之”复指宾语前置和无形式标记宾语前置。用“是”复指的宾语前置共有10例，用“之”复指的宾语前置共出现8次，“此之谓”结构在《史记》中共有7例。“是之谓”结构上与“此之谓”同，《史记》中只发现1例，无形式标记的宾语前置在《史记》中已较少见，暂只发现1例。
洪琰的《“名(代)+所+动”结构和“名+之+所+动”的差异比较——以〈史记〉中的“所”字结构为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0/02)认为，《史记》中“所”字结构主要包括“名(代)+所+动”、“名(代)+所+动+(之)+名”、“名(代)+之+所+动”、“名(代)+之+所+动+(之)+名”、“其+所+动”、“其+所+动(之)名”等六种格式，这几种格式存在着三种共现情况：“名(代)+所+动”是主谓结构里面加助词“所”，而“名+之所+动”里面的“之”只是古人用来凸现说话重心的一个标志。文章举了《史记》中大量的实例，论说了以上情况。
赵继宁的《〈史记〉标点研究论略》(湖北社会科学/2010/01)认为，古今的《史记》标点研究论著篇帙浩繁，不可尽阅，故对《史记》标点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利用非常必要。一、古人的《史记》标点研究状况可依时代划分为：1.萌芽期的汉魏六朝研究。2.形成期的唐代注释研究。有定字、定句、绝句等。3.发展期的宋明评论评点研究。有归有光的《归震川评点史记》，凌稚隆的《史记评林》等。4.高潮期的清代断句研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张文虎的《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郭嵩焘和李慈铭的《史记札记》等。涉及断句的著作有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等。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华书局点校《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吴见思在分段上为后人提供了清晰的轮廓。二、今人对《史记》标点的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对《史记》进行分段和标点的本子，其代表性的《史记》标点本，按出版的时间顺序有：许啸天的《新式标点史记》(1924);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1934);顾颉刚、徐文珊的新式标点本《史记白文之部》(1936);顾颉刚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1959);王利器的《史记注译》(1988)等。其中，《史记会注考证》和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成就最大。特别是杨树达的《古书句读释例》。该书条分屡析，归纳出了句读失误的贻害和原因。全书涉及清以前的《史记》版本误读释例共11条，均被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所采用。《史记》研究自汉代开始萌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传统的研究成果以眉批、评点、札记的形式出现，数量庞大，分散零落。就标点的研究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及时对现有的《史记》标点研究专著和论文进行汇集梳理，使之系统化非常必要。另外，我国权威的《史记》版本甚少。如何把标点研究成果应用于点校和出版实践，使广大的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有一本标点精准的《史记》读本，将是以后《史记》标点研究努力的方向。
彭旭军的《〈史记〉“何”字固定格式考察》(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0/01)认为，古汉语中的固定格式，是指几个虚词(或虚词加实词)经常在句中前后呼应配合，使用构成的句法格式。《史记》共有10个“何”字固定格式，使用共59例。与先秦的一些作品相比，《史记》中“何”字固定格式的使用习惯不完全相同。例如，《史记》中没有“若……何”格式，而《左传》用了79次，其中仅“若之何”就用了57次，还有插入名词等成分的22例。另外，有的“何”字固定格式生命力很强。例如，“如之何”。这些都是语法史研究中需要关注的。分析描写它们的意义和用法，是研究上古汉语以及汉语语法史的基础研究工作。
段英倩的《〈史记〉名词性联合式复音词初探》(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10/01)，以《史记》中的名词性联合式复音词为考察对象，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据统计，《史记》中的名词性联合式复音词共有604个，数量较大，构成情况比较复杂。从语义构成、词性构成和词序构成三方面进行研究讨论，总结出其联合式复音词主要特点为：1.意义的整体性。联合式复音词的词义并不是两个构成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两个语素意义的基础之上概括出来的整体意义，两个语素在连用之后意义趋向于统一，共同承担联合式复音词所表示的意义。2.结构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构成语素顺序的不稳定性上，实际上反映出上古汉语中词汇的形式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3.构成语素的多义性。上古时期的汉语系统正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原有的单义词由于词义的引申和词性的分化逐渐表现出了多义性。《史记》中的联合式复音词，实际上还处在一种不很成熟的状态，作为复音词中所占比例比较大的一部分，对联合式复音词的成词过程和构词规律等进行深入研究，必将对我国古代汉语构词法的研究和上古汉语词汇史的构建产生巨大的影响。
陈静的《〈史记〉特指疑问句研究》(怀化学院学报/2010/04)，从疑问代词的句法、语义功能、疑问代词宾语的位置等方面考察了《史记》的特指疑问句。文章以中华书局1982版的《史记》为依据，统计出其中的特指疑问句共有580多句，占《史记》问句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根据询问语义分类阐述。一、使用疑问代词的特指问句主要指询问人、事物、度量、处所、含义、原因、方法等。从总体上看，《史记》特指疑问句的语义类型和句式基本沿袭了上古汉语的特点，但又体现了作为上古汉语末期的语言时代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疑问代词的数量和使用方面都处于整合阶段，数量趋于减少，使用趋于集中。具体表现为：单音节疑问代词“曷(害、割)、胡、焉、奚”处于淘汰阶段;“何”成为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最全面的词;表示人的代词“谁”和“孰”，出现了“谁”一枝独秀的情况;表现活跃的双音节词语“何如、如何、何以”都是《史记》之后的中古汉语的常用词。另外，还出现了魏晋佛经文献中常用的新词“云何”，但其与动宾结构“云何”是两个层面上的同形异构，因此需要辨析。二、不用疑问代词的句子的特指问句。三、《史记》特指疑问句疑问代词宾语的位置疑问代词宾语前置是上古汉语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现象在《史记》中大量出现。可以前置的词主要集中询问人、事物、处所这几类的词，《史记》中疑问代词宾语后置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规律性。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窥见了《史记》的特指疑问句的总体情况。无论是词汇还是典型句式的具体表现，都再次印证了《史记》的语言学位置：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品。
(韦爱萍)
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的意思是背靠江河作战，没有退路。比喻决一死战。这个成语乃是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军皆殊死战，不可败。”
韩信，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他是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为了打败项羽，夺取天下，他为刘邦定计，先攻取了关中，然后东渡黄河，打败并俘虏了背叛刘邦、听命于项羽的魏王豹，接着往东攻打赵王歇。
韩信的部队要通过一道极狭的山口，叫井陉口。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军主张一面堵住井陉口，一面派兵抄小路切断汉军的辎重粮草，韩信的远征部队没有后援，就一定会败走;可是大将陈余不听，仗着兵力优势，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
韩信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他命令部队在离井陉三十里的地方安营，到了半夜，让将士们吃些点心，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随后，他派出两千轻骑从小路隐蔽前进，要他们在赵军离开营地后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又派一万军队故意背靠河水排列阵势来引诱赵军。
到了天明，韩信率军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不一会，汉军假意败回水边阵地，赵军全部离开营地，前来追击。就在这个时候，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结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也回身猛扑敌军。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忽然营中已插遍了汉军旗帜，于是四散奔逃。汉军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将领们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靠山，前面可以临水泽，现在您让我们背靠水排阵，还说打败赵军再饱饱地吃一顿，我们当时不相信，然而竟然取胜了，这是一种什么策略呢?”
韩信笑着说：“这也是兵法上有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要是有退路的地方，士兵都逃散了，怎么能让他们拼命呢!”这个故事演化出成语“背水一战”，多用于军事行动，也可用于比喻有“决战”性质的行动。
王应麟主编《成语故事》(上)，时代文艺出版社，党大恩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