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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岩的《〈史记〉版本源流综述》(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8)，疏理了历代《史记》版本研究的状况。认为《史记》自其问世以来，历经2000余年的流传，产生了众多的写本、刻本，构成了庞大的《史记》版本体系。汉唐时期，《史记》皆为写本。关于《史记》版本的较早著作是晋末徐广所著的《史记音义》，南朝宋裴骃在徐广《史记音义》基础上著《史记集解》，对《史记》的不同版本也有所记载，可揭示这一时期的《史记》版本状况。至唐代，《史记》得到了积极的推崇，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加之裴骃的《史记集解》，构成《史记》三家注，奠定了《史记》学的基础;《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兼列诸本异同，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史记》版本状况。

宋代是雕版兴盛时期，《史记》在此时与写本告别，有了刻本。可以说，刻本的产生，标志《史记》版本定型的开始。这一时期是版本研究的开创时期，主要体现在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中，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明代在《史记》版本研究上，多侧重于宋元本的文本形态的考究，对文字的讹误状况与版本承继关系尚少涉及。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鼎盛时期，学者将考证学引入《史记》研究，对《史记》文字的衍、讹、脱、误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为确定《史记》版本系统及优劣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其中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杭世骏的《史记考证》、方苞的《史记注补正》、钱大昕的《史记考异》、王筠的《史记校》、王念孙的《读〈史记〉杂志》、张照的《馆本史记考证》、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等，均对《史记》的版本研究作出了贡献。

近现代的《史记》版本研究很薄弱。重要著作有赵万里《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王重民的《〈史记〉版本研究及参考书》、赵澄的《史记版本考》等，王国维在《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本考》论及宋版《史记》的刊刻及其发展，但未作深入探讨。至此二文发表后十几年以傅斯年、劳干对景祐本刊年的讨论为有所创见。1958年，贺次君的《史记书录》出版，《史记》版本研究才又呈生机。进入20世纪80年代，又有两篇研究《史记》版本的论文发表，即安平秋的《史记版本述要》与易梦醇的《史记版本考索》。安平秋的《史记版本述要》是这一时期《史记》版本学方面的一部力著，眉目清晰、论断公允，更具系统性、条理性。

国外对《史记》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最早研究《史记》版本的学者是冈本保孝，所著《史记传本考》主要记述了《史记》传入日本的版本及存佚状况，以明版《史记》为多，对宋本没有深入研究。其后寺冈龙含著《史记三家注合刻的创始时代和版本系统考究》，亦仅是归纳成说。水泽利忠对《史记》版本研究用功最勤，撰有《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概括介绍写本、刻本的版本形态及异文，是一部比较全面的版本研究著作，尾崎康是日本较为著名的版本学者，著有《正史宋元版研究》《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侧重对现存的宋元本《史记》书志形态的考察。从总体看，日本学者的研究仍限于对《史记》版本一般性的介绍和考察，没有向更深层次拓展，且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多相重复。

杨海峥的《〈史记〉会注考证〉辑佚〈史记正义〉佚文考》(古文献与岭南文化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07)，张守节《史记正义》与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一起并称《史记》三家注，是《史记》注释的里程碑。《史记》三家注最初是各自为书，分别流传。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北宋元丰年间，三家注始附于《史记》正文下，合为一编”。在三家注被散入《史记》正文句下合刻时，为了避免重复以及书商节约成本等原因，《正义》中与《集解》《索隐》相同的部分，被大量删削，清人如钱大昕、张文虎、钱泰吉等曾依据他书征引《史记正义》文字而辑出《史记正义》佚文，但并未形成规模。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小沢贤二等先后辑录的《史记正义》佚文共计1667条。

日本学者所辑《正义》佚文的大量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而鉴别佚文的真伪是确定《正义》佚文价值的前提。通过对《考证》所辑《正义》佚文进行逐条分析，来考察佚文真伪的总体状况，是正确判断《正义》佚文价值和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作者根据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作为《史记正义》佚文之标准文本，对其收录的佚文，以字词为单位，利用电子古籍数据库进行反复检索，确保不因字形差异而遗漏。《正义》佚文为古籍他书引用者，首录所注《史记》原文，次录《正义》佚文，再注明他书材料，有可考处详述，力求对《正义》佚文有一个较全面的把握。认为《正义》佚文中具有普遍性的两种情况。一是《正义》内容是抄录或疏解《集解》，因与《集解》或《索隐》重复被删。《索隐》和《正义》都是在《集解》本的基础上完成的，《正义》的注文中不但注释《史记》正文，也多征引《集解》内容，并在很多地方针对《集解》的内容加以诠释。或是完全征引《集解》，或是在征引的基础上再加注文，《正义》的大量佚失也与此有关。二是从他书引用的角度来看《考证》所辑《正义》佚文的真伪。从他书引用《正义》的角度来作为判断《正义》佚文的一个重要依据，同时再结合对《史记》正文、现存三家注等的综合分析，可对《正义》佚文的价值有更准确的判断。所以与其过多地关注和争论《正义》佚文的出处，不如对《史记正义》进行系统整理，尽可能地钩稽群书，对刊削失落的佚文进行辑佚和补充，尽可能地恢复《史记正义》的本来面目，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史记》原文，推动《史记》研究的发展。

王明信的是《〈史记·乐书〉不亡》(古文献与岭南文化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07)，对《史记》亡篇的研究，自唐以来，众说纷纭。作者主要讨论的《史记·乐书》不亡的问题。认为：第一，臧庸的发现为《史记·乐书》不亡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第二，《史记·乐书》为司马迁采自《乐记》无疑。其一，通过《礼记·乐记》《史记·乐书》及刘向《别录》中《乐记》篇次比较，可以看出，《史记·乐书》之次序最为合理。他使音乐的兴起、作用，与政治的关系，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等议论文字在一起，使《魏文侯》《宾牟贾》《师乙》《奏乐》等有人物活动的文字在一起，最后以总括全篇的《乐义》作结，完成了一篇《乐书》。其二，《史记·乐书》为司马迁采自《乐记》。其三，《史记·乐书》可正今本《礼记·乐记》之误。其四，司马迁采《乐记》为《史记·乐书》，亦有其加工、改造之功。第三，《史记·乐书》与《太史公自序·序目》完全吻合。《太史公自序·序目》是《史记》各篇的小序，分述了《史记》各篇写作的缘由和意图，也是《史记》各篇内容的概述，故《史记》各篇的内容与《序目》是完全相合的。以《乐书序目》对照《乐书》各篇，即可看出《乐书》是紧跟《序目》的。第四，《史记·乐书》的《序言》与《赞语》。作者得出结论：《史记·乐书》为司马迁之手笔无疑，有《序言》、正文，亡《赞语》。

关于《史记》的残缺问题，是历代以来争论颇多且悬而未决的难题。张黎黎的《简析〈史记〉“八书”残缺与补缺问题》(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08)认为，至于普遍认为《史记》所缺失的十篇中，“八书”占三篇，《礼书》《乐书》《兵书》。《史记》“八书”原本内容应是：《礼书》《乐书》《兵书》《律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礼书》《乐书》在流传过程中，正文部分已全部亡缺，只存书目。《礼书》《乐书》除两篇序文为后世补史者仿照太史公语气所写外，其正文为补史者分别割取《荀子·礼论》《荀子·议兵》和《乐记》补作而成。分原本《律历书》中“律”的部分补作《兵书》，并更名为《律书》。

2010年，在《史记》校勘方面出现了不少新成果。

标点二十四史，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就。顾颉刚主持的《史记》点校，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吸取了钱大昕、王念孙、梁玉绳、张文虎等人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融进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全书加以分段标点，改正了《史记》正文和三家注中存在的一些文字讹误，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由于《史记》的版本、史料都异常复杂，研究成果更是指不胜屈，加之点校本成书较为仓促，所以在校勘、标点等方面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于2010年第五期刊发了题为“《史记》校辨四家谈”一组文章，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在校点《史记》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对《史记》点校有所裨益。赵生群的《史记三家注称引〈左传〉考校》(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05)，认为《史记》载春秋时期历史，内容多与《左传》相关，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各体与《左传》重叠之处甚多，《史记》三家注亦常称引《左传》，《史记》记载及三家注所引《左传》相关内容，对于《史记》《左传》及其注释之校勘、标点具有较高参考价值。作者将三家注称引《左传》之文检校一过，并加以辨析考证，按照《史记》顺序编列，自《五帝本纪》至《匈奴列传》涉及79处。

方向东的《〈史记〉〈本纪〉部分拾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05)认为，《史记》今存版本，以台湾仁寿本为最早，此本为《史记》集解单刻本，据北宋景祐监本配南宋重刊北宋监本影印。次为蔡梦弼本，中华再造善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影印;次为耿秉本，中华再造善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刻八年耿秉重修本影印;次为段子成本，中华再造善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蒙古中统二年段子成刻明修本影印;以上三种中华再造善本系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集解、索隐和正义三家注合刻本以黄善夫本为最早，中华再造善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影印，多有阙卷。作者以上述四种版本与中华书局标点本进行校勘，在以金陵书局本与中华书局标点本对校的基础上，发现标点本仍存在标点和文字上的问题，依篇目次序，逐条加以揭示。

谢秉洪的《〈史记〉点校拾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05)指出，《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至巨，但经过漫长的流传与辗转抄刻，难免错讹。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史记》一书的校勘研究一直非常重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上世纪推出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是目前最为通行的《史记》读本，堪称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但瑕不掩瑜，仍难免疏误。作者通过对《汉书》《史记》比对研究，刺取12例，对其中存在的一些标点、校勘等问题进行辨析。

吴新江的《〈史记〉彭寅翁本异文辩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05)认为，元代彭寅翁所刊《史记》本为见存两种《史记》三家注本的最早刊本之一，其文献学价值自不待言。具体而言，其价值主要表现于其保存有区别于现有中华书局点校本之大量异文。不难发现，此类异文可谓俯拾即是，但鱼龙混杂，并非所有异文均有参考价值，必须审慎鉴别，披沙拣金，庶可为中华书局点校本全面修订借鉴。故刺取彭本文字之异于今本者十九事，加以考论。

2010年，在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校勘方面，取得的成果还有，周录祥的《〈史记·十表〉校勘札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04)认为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是当今通行最广的版本，但其中也存在一些文字讹误。以凌稚隆《史记评林》本等版本与之对校，可以纠正《史记》十表部分的若干问题，撰成札记9则，进行考辨。周录祥的另外一篇文章《〈史记·世家〉校勘札记》(古文献与岭南文化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07)，就《史记》三十世家部分，以万历二至四年凌稚隆《史记评林》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与中华本对校，撰成札记21则，进行讨论辨正。苏芃的《〈史记〉校点发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01)，针对中华书局整理本《史记》中存在的校点问题，参照《史记》的其他传本，结合有关资料，撰成札记20则，进行讨论考证。

赵继宁的《〈史记〉标点研究论略》(湖北社会科学/2010/01)指出，古今《史记》标点研究论著篇帙浩繁，不可尽阅，故对《史记》标点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利用非常必要。首先，作者对古人对《史记》标点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古人的《史记》标点研究状况可依时代划分为：一、萌芽期的汉魏六朝研究。这一时期《史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传播和认识上，是《史记》的初步研究时期，给后世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二、形成期的唐代注释研究。唐代，《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史记》“三家注”的形成成为《史记》研究史上的里程碑。《索隐》《正义》开始了大量的《史记》句读实践，在应当断句之处加注并说明，其采用的方法有三：定字;定句;绝句。三、发展期的宋明评论评点研究。宋代始开评论《史记》之风气，王若虚的《史记辨惑》具有代表性。宋代评论《史记》的风气，到了明代日益兴盛，“评点”、“评钞”著作在明代多达30多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归有光的《归震川评点史记》和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四、高潮期的清代断句研究。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据统计，该时期研究《史记》并有著作的学者达300多人，以考证方面的研究成就最大。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张文虎的《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郭嵩焘和李慈铭的《史记札记》等。涉及断句的著作有：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等。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华书局点校《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作者介绍了今人对《史记》标点的研究成果。从20世纪初开始，对《史记》进行分段和标点的本子，按出版的时间顺序有：许啸天的《新式标点史记》(1924);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1934);顾颉刚、徐文珊的新式标点本《史记白文之部》(1936);顾颉刚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1959);王利器的《史记注译》(1988)等等。其中，《史记会注考证》和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成就最大。最后，提出了《史记》标点研究的方向。《史记》研究自汉代开始萌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传统的研究成果以眉批、评点、札记的形式出现，数量庞大，分散零落。就标点的研究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及时对现有的《史记》标点研究专著和论文进行汇集梳理，使之系统化非常必要。另外，我国权威的《史记》版本甚少。如何把标点研究成果应用于点校和出版实践，使广大的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有一本标点精准的《史记》读本，将是以后《史记》标点研究努力的方向。

李南的《〈史记正义〉征引〈括地志〉考辨数则》(文教资料/2010/06)，认为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以求“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征引《括地志》极多。作者指出《史记正义》征引《括地志》讹文6处、脱文5处、衍文2处、倒误、标点商榷和地名考辩各1处，并以相关文献证明之。

周录祥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札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02)指出，《括地志》是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引用《括地志》解释古地名处甚多，但其中也存在一些文字讹误。作者考察了张守节《正义》所引《括地志》的部分内容，针对其中部分讹误和疏漏，做了订正与补充，成札记19则。

王永吉的《中华本〈史记〉三家注俗讹字考辨》(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0/11)指出，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以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校刻本为底本，分段标点整理而成。金陵本保存了不少他本不见的版本异文，中华本也多数承继下来。这些异文不仅具有校勘价值，有些字不见于历代字书，因而也可以为异体字研究提供字例。这些字字书不载，造字理据亦或不明，姑且称之为俗讹字。当今异体字研究多集中在历代字书所载以及敦煌文书、石刻文献等领域，《宋元以来俗字谱》之后对于传世版刻文献中的俗讹字研究尚不充分。作者在版本校勘的基础上，选取了中华本《史记》三家注及清金陵书局刻本所保存的版本，考察了6组俗讹字的正字并系统探究其讹变轨迹。

董焱的《清代学者对〈史记〉的考证性研究》(社科纵横/2010/06)，梳理了清代学者对《史记》的考证性研究。认为充分运用文字、训诂、音韵等小学知识，并结合天文、历法、舆地、金石、避讳等多方面的知识，全面开展对《史记》文本的考据研究，是在乾嘉学派考据学风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清代著名的考据学者，如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何焯、王念孙、梁玉绳等人都曾对《史记》文本的考证下过一番工夫，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从研究方法看，清代《史记》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治经之法来治《史记》。其一，重钞书，即作札记之工作。乾嘉考据学派的学者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卢文弨的《钟山札记》《龙城札记》，赵翼的《陔余丛考》《廿二史剳记》等皆为此类札记的代表作品。其二，重校勘，由校勘以发现问题。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洪颐煊的《诸史考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校勘之成绩皆较高。其三，重证据之归纳。其四，主张引书必须注明出处。其五，有其取信之标准，即相信较古之记载。

从研究领域看，清代的《史记》研究表现为，从唐宋时期只是对《史记》文本进行注释和考证到从各个侧面、分各个专题对《史记》进行全方位的考证的转变。

从研究成果看，本时期涉及《史记》考证研究的研究者及其主要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对包括《史记》在内的正史进行总体性的考证。2.专门对《史记》进行注释及考证。3.对《史记》单篇进行考证。

在史料考证方面，尤佳的《刘邦入秦行军路线考辨》(天府新论/2010/03)指出，《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均有关于刘邦入秦行军路线的记载，但《史记》对其间某些战争进程的叙述，或自相矛盾，或与《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献的记载有所抵牾，后世学者也各有尊奉。通过对文献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重新进行梳理和考证，作者认为，一、刘邦当先攻成阳、杠里，再战成武。《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未书成武一役，而《世家》《列传》对此则多有记载。但其在描述战争进程时往往是先叙成武，后及成阳、杠里，易使读者产生这样的理解：刘邦的进军路线是先成武，后成阳、杠里。检之《汉书》卷一上，攻成阳、杠里事系于秦二世二年后九月(闰九月)，破东郡尉于成武则书于三年十月，所以关于这两次战役发生的先后，《汉书》所展现的是与《史记》相反的一幅战争图景：先成阳、杠里，再成武。经过分析，首先，在《史记》中我们就能找到刘邦先进军成阳、杠里，再至成武的证据。其次，成阳、成武与栗县几地的空间布局也可为我们的这一推断提供旁证。依上述分析，则成阳、杠里战事发生在秦二世三年之前，早于此年才发生的成武之役，故刘邦的行军路线应当是先至成阳、杠里，次抵成武。《汉书》的记载是正确的，还更加明确地将成阳、杠里之役系于秦二世二年后九月(闰九月)。于此史实，《资治通鉴》也取《汉书》，舍《史记》。二、刘邦攻昌邑一次，发生于秦二世三年(前207)二月。《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在进抵栗县前后两次攻打昌邑。然《汉书》卷一《高帝纪上》却仅书一次。检之《史记》卷十六《秦汉之际月表》，仅在“秦二世三年二月”条下书：“(刘邦)得彭越军昌邑。”此事发生于刘邦军攻打昌邑栗县两个月后，此前，本表并未言及刘邦还曾攻打过昌邑。彭越是昌邑战事中的另一主角，我们可以再查阅《史记》《汉书》中的彭越本传来寻找线索。在《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中，发生于秦二世三年(前207)二月刘邦攻昌邑一次;同样，《汉书》卷三十四《彭越传》也只书一次。所以，比较允当的解释是刘邦攻打昌邑只有一次，发生在秦二世三年二月，《资治通鉴》亦采此说。三、秦二世三年(前207)夏四月，沛公军南攻之城为颍阳，而非颍川。《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载：“(秦二世四年夏四月)攻颍阳，略韩地，北绝河津。”《史记·高祖本纪》也书：“南攻颍阳，屠之。”而《汉书·高帝纪上》中“颍阳”却作“颍川”。首先，文献所见“屠之”，多为屠一城、一邑或一乡、一聚，鲜见屠一郡之众。其次，史籍记征伐事，常言攻城略地，所攻多为一城邑，而于州、郡等较为辽阔广袤的地域，常言略、徇等。最后，《汉书·高帝纪上》虽书“南攻颍川”，但本书余卷对此事的记载更为细致具体，且异于《高帝纪上》，已在某种程度上透露端倪。由上可见，秦二世三年(前207)夏四月，沛公军南攻之城为颍阳，而非颍川。同时，作者也对刘邦不走函谷关道，而选择武关道入定咸阳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汪春泓的《关于〈史记·五宗世家〉之“河间献王”事迹疏证》(北京大学学报/2010/09)，通过文献比对，重新审视前汉淮南王案，对司马迁撰《淮南王传》提出质疑，进而否定此种可能性。《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以下简称《淮南王传》)证据之一，淮南王狱属于冤案，此在案发当时，就属天下共识。证据之二，按照汉家制度，惩治诸侯谋反之事，例由宗正参与，施行朝廷“家法”，而宗正深悉事情的原委，可以认为，《史记·淮南王传》本是一份证明淮南冤狱的定谳之词，宗正当与此文所记录的淮南王事迹存在不解之缘。证据之三，在《史记·淮传》中，夹杂着一些朝廷诸侯、皇帝后戚之间的恩怨情仇，此固为向之读《史记》者，不甚明其缘由。总之，这些错综复杂的恩怨关系，只能潜滋暗生于刘姓诸侯之内部，而身为太史公的司马迁则与之无涉，作为伟大的史家，他的关注点亦不会聚焦于此种个人恩怨，此亦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史记·淮南王传》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证据之四，在《史记·淮南王传》中，一些关于灾异的叙述方式出自刘向而非司马迁。认为该传的真正作者应该是楚元王后人刘德、刘向，并深入结合楚元王一系在前汉武帝、昭帝及宣帝时的政治处境，对他们撰成《淮南王传》的动机和心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也梳理其经学的倾向和学术的特征。

于海芹的《〈史记·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解》(才智/2010/25)，《史记·楚世家》中有一段关于楚先鬻熊率领楚族奔周的记载，云：“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终。”关于“鬻熊子事文王”究竟应如何解释，迄今学界仍争议不断。前贤对此大致形成了如下四种不同的见解：1.宋代邓明世在其所撰的《古今姓氏书辨正》中将“鬻熊子”训释为鬻熊的儿子，所谓“鬻熊子事文王”说的是鬻熊的儿子从事文王。2.李玉洁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子”，当是一种爵号，或者是一种子部落特有的称谓。这里可把“鬻熊子事文王”，理解为鬻熊以子爵职位臣事文王。3.周原甲骨有H11：14，卜释文曰：楚伯迄今秋来西王其则;有H11：83，释文曰：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段渝先生在《论周、楚早期的关系》一文中考证，两片甲骨相结合恰好说的是鬻熊归顺周文王之事。“鬻熊子事文王”说的是“鬻熊以养子的身份服事周文王”。4.孙重恩先生据《艺文类聚·封爵部·功臣封》所引《史记》该段文作：“鬻熊事文王，早卒。”认为唐代以前的《史记》版本并无“子”字，“子”是衍文。作者认为正确理解“鬻熊子事文王”的关键在于如何训释“子”字。考于史籍，“子”有“君”、“主”之意，故“鬻熊子事文王”宜是说鬻熊奉周文王为主而臣事之。

易宁的《〈史记〉载“高宗亮阴三年不言”考释——兼论司马迁叙史“疑则传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06)，殷代国王武丁，是历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君王。他在位之时，殷朝大兴，故旧史将其与商汤、太甲、祖乙并称为“天下之圣君”。关于武丁的事迹，司马迁《史记》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就有后世流传甚广之“高宗亮阴，三年不言”事。然而，关于此事之“亮阴”意，学术史上一直存在争议。学者们对“亮阴”之训释，或从文字训诂而达经义，或并举训诂义和史料训释经文。他们的文字训诂皆通且文从字顺，然而释义则大异。究其原因，就在于前贤解释经文所征引的史料皆缺乏准确的时间和空间定位。所以，前贤所出之说仅为可能成立的结论。在没有确凿史料可以解释“亮阴”之义的情况下，司马迁存而不议且传之以疑，确可为卓然之见。司马迁疑则传疑思想的形成，取决于他作为一位杰出史学家所具有的史学思想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表现为史家思想的自由和建立在求真基础之上的自律。

曲文的《〈史记·李斯列传〉疑误一则》(才智/2010/05)，指出《史记·李斯列传》记秦始皇崩于沙丘事，下文云：“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何谓“无真太子”?窃疑本句中“真”字当为“寘”字之误，理由略述如下：其一，“无真太子”原书无注，且颇难通释。其二，从史实看，李斯秘不发丧的原因，是由于秦始皇生前并未公布诏令确立太子，李斯担心因此可能会引起争端，并不涉及太子“真”、“伪”的问题。其三，“寘”与“置”通，有“安置”、“确立”义。“寘”字于先秦典籍多见，多可与“置”互训。综上所述，若以“寘”代换“真”字，以“置”之意重新解读，则“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寘太子，故秘之”一句，不仅文辞通顺易晓，而且与史实相符。加之寘、真字形相近，极易在传抄过程中产生讹误，因此，今本《李斯列传》“无真太子”句，或许本应为“无寘太子”。

凌瑜、秦桦林的《〈史记〉的“洗足”当作“洗”》(语言研究/2010/07)，《史记》的《高祖本纪》《郦生陆贾列传》都有“洗足”一语，而《汉书》俱作“洗”。众所周知，《汉书》中武帝以前的有关西汉的文字，多袭自《史记》，所以此二书可以进行对勘。从校勘角度看，《史记》中的短语“洗足”甚为可疑。王叔岷《史记斠证·郦生陆贾列传》：“索隐本出‘踞床洗’三字，疑所据本‘洗’下无‘足’字，《汉书·高纪》及《郦生传》并无‘足’字。《史记·高纪》作‘使两女子洗足’，《考证》引秘阁本亦无‘足’字。验以《黥布传》：‘上方踞床洗。’则《史》文盖无‘足’字矣。”王叔岷先生从校勘角度所做的推断是正确的。但《史记》中的“洗足”为什么应作“洗”?此问题可从汉语史角度进一步辨析与证明。从汉语史角度可知，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尚无短语“洗足”出现的可能性。因此，今本《史记》中“洗足”的“足”字，系东汉以后传抄过程中导致的衍文。

廖颖的《〈史记〉采〈左传〉材料类览》(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05)指出，《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史记》的创作受到《左传》的影响，《史记》的很多材料来源于《左传》，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作者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法，将《史记》采用《左传》之材料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史记》对《左传》的材料剪辑摘要;二是《史记》对《左传》的材料归纳综合;三是基本引用《左传》原文或采用《左传》原意;四是《史记》在采用《左传》材料时，适当增加了文字以体现作者意图;五是《史记》与《左传》主要内容一致，但在细节上存在差异;六是《史记》中某些用词义项或某些说法可从《左传》中找到出处、缘由。

吴章燕的《〈史记〉引〈易〉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11)，通过分析，作者指出，《史记》援引《周易》条例有三种方式：一为《史记》中关于占筮的记录;二为直接引用与化用《周易》经传原文;三为著述易事阐发易理。《史记》引《易》所举典型的例子中，不仅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周易》的熟稔与融会贯通，更可以看出他对《周易》的崇仰之情，才把易理、易义渗透运用于其《史记》宏观构架与微观脉络之中。通过分析，揭示出司马迁对《周易》的熟练运用，这对于全面把握《史记》创作思想与《周易》精深哲理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价值。

谭映雪的《〈史记·律书〉中“律数”与“生黄钟术”》(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0/01)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律书》是我国传统律学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从《史记》三家注起，许多学者都曾对其展开研究。其中“律数”与“生黄钟术”两节内容令历代经学家耗费心力极多，尝试从不同角度对此文字进行笺释。从现存史料来看，最早对《史记·律书》中“律数”及“生黄钟术”这两节中的数据提出质疑者为唐代司马贞。后世许多学者都对这两节的内容有所讨论，

通过对《四库全书》的检索搜集，对《史记·律书》这两段内容研究的文本有：《史记索隐》《仪礼经传通解》《晦庵集》，《梦溪笔谈》《补笔谈》《律吕新书》《群书考索》《郝氏续后汉书》《诗集传名物钞》《读书丛说》《续古今考》《俨山外集》《稗编》《苑洛志乐》《钟律通考》《图书编》《古今律历考》《古乐今傅》《礼书纲目》《律吕阐微》《乐律表微》《五礼通考》《皇言定声录》《竟山乐录》《经问》《皇佑新乐图记》《古乐书》《钦定周官义疏》《史记三书证伪》《史记三书释疑》《律话》等等。但不少为转引他人所述，其中有代表性的，叙述较完整的是北宋沈括、南宋蔡元定、清代江永、王元启、钱塘、戴长庚等人的方法。

作者主要分析了对《史记·律数》《生黄钟术》两节内容有较完整叙述的研究文本。“律数”内容：司马贞、沈括、蔡元定等都明确提出“七分一”应为“十分一”。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却不尽相同，司马贞以九进制定黄钟九寸;蔡元定采用十进制，这种以十为寸法校勘“律数”的方法得到不少经学家认可。沈括则认为“律数”内容所呈现的是实积数。

“生黄钟术”：蔡元定根据律管长度校勘“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这是对该内容较普遍的解读方法。江永、钱塘、戴长庚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解析，试图证明太史公无误。江永以河图象数为依据，钱塘结合《淮南子》《太玄经》表明“生黄钟术”中的五个数是自古以来五行相生的五个数;戴长庚则从数理逻辑关系论证。如此比较之下，可见戴长庚的认识是从音乐的自身规律来寻找其中的义理。